赵晏彪

2005年秋，在人民大会堂，北京一家著名资产评估中心的负责人朗声宣布道：“双星品牌价值492.92亿元，汪海作为企业家的自身价值高达321.42亿元！”

台下议论纷纷。这时有记者起身提问：“汪海先生，据我所知，歌星、影星、球星喜欢谈身价，您作为企业家有必要定身价吗？”

一时间，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众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汪海身上。只见汪海面带微笑，用一口特有的胶东话答道：“回顾二十多年的国企改革路程，我给自己投两票。一票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解决了近10万人的吃饭问题；一票是优秀的企业家，为国家把‘双星’这个品牌做起来了。应该说，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歌星、影星、球星都有身价，为社会创造了直接财富的企业家为什么就不能有身价？我这个做鞋匠的有没有身价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必会带来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

那一刻，我们从汪海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场面观察到，人们对企业家的呼唤和肯定，反映了社会对企业家的重新定位；那一刻，人们不再犹豫，企业家既是劳动的创造者，也是价值的创造者！

汪海，是怎样的一位企业家呢？

民族品牌情结

2005年5月15日22点40分，双星总裁汪海出现在首都体育馆的颁奖台上，他要为“双星—迪曼杯”羽毛球赛的获奖运动员颁奖。双星赞助这样的体育赛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汪海希望借助大型体育比赛来提升民族品牌的形象。

当一位学者见到戴着双星帽、穿着双星鞋的汪海为民族品牌摇旗呐喊汪海书系引领改革大潮的先行者的形象后，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并不缺乏有钱有实力的企业家，改革开放后中国有许多人通过各种方式富起来，但这些人的企业并没有成为知名企业或者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知名企业，因为他们的老板只想赚钱，而不是追求一种事业，他们不缺乏做事业的能力与勇气，但缺乏做事业的胸怀与眼光，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和弘扬民族品牌的意识。

新世纪伊始，汪海在上海参加“APEC之夜”的会议。组织者别出心裁，给80位与会代表发了两张牌，一张是绿的，一张是红的。主持人对中国的企业家们提议道：“同意做世界品牌加工厂的请举绿牌，不做世界品牌加工厂的请举红牌。”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举起了手中的绿牌，一部分举起了红牌，而汪海既没有举绿牌，也没举红牌，主持人在环视一圈后发现只有汪海没有举起手中的牌子，便走过来好奇地询问这位中国“鞋王”：“您是想举绿牌还是举红牌？还是举棋不定？”

汪海举起双手坚定地说：“我想举民族品牌！”主持人似乎没有弄明白汪海的意思，紧接着问了一句：“民族品牌是什么意思？”

汪海看着那位主持人大声地说道：“民族品牌的意思就是坚决不做加工厂！”话音一落，会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汪海站起身来接着说道：“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如果我们都穿上自己国家的产品，本身不就是名牌了吗？想想看，哪个牌子是联合国投票选出来的？还不是中国这个大市场推出去的。耐克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开始在美国耐克牌子没打起来，后来来到中国，在北京设立了公司，是我们中国人帮它搞起来的。耐克利用中国低价的劳动力，利用中国的优惠政策，在中国市场赚了个钵满盆满。这些巨额利润他们用来干什么了呢？拿回到美国再打广告，再推广，卖高价，品牌是这样树起来的。中国人能给耐克推波助澜，为什么就不能打自己的品牌呢？十几年来，双星在中国创品牌，已经打下了基础，中国人认可这个牌子，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消费者也认可双星品牌，我做他们的加工厂干吗？双星不但要做中国名牌，还要做世界名牌，因为名牌是市场经济的原子弹！”

汪海的民族精神和双星的民族品牌战略，是在与国际名牌的较量中成长起来的。

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中国民族经济的未来，维系于中国企业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最终命运，维系于中国企业家的素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以什么作为永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产品？技术？品牌？资本？营销渠道……这些都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还不是最核心的动力。企业最根本、最深层的、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企业领导人的文化素养、思想内涵和决断能力。汪海，当属这样的企业家。

敢对美国人说不

2005年汪海做客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演播厅，在谈到企业家的民族精神时，他说“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具有对内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成功的民族品牌靠的都是民族精神的支撑。”

汪海的民族气节是名声在外的。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他总是把民族尊严放在第一位。

1995年，汪海继邓小平之后，被美国名人传记协会和国际名人研究所联合推举为“世界风云人物”，令世人特别是令美国人瞩目。因此，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便来到青岛采访汪海。

当时国家安全部、青岛安全局各派了两个人，陪同他们的还有青岛市的三位领导，总共七人。汪海见了这样的阵容，哈哈一笑，十分自信地说：“对付老美？60年代我在越南就打过他们，现在我见了他们劲头更足了。我一人就可以对付得了。什么问题也问不倒我汪海。”安全部和青岛市的领导们听了汪海铿锵有力的话仍有些半信半疑。因为经济与政治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怎能如此简单？他们不敢大意，依旧如临大敌，严阵以待。

会议一开始，汪海就说道：“我是个鞋匠，是中国第一代优秀企业家，有关鞋和企业管理等问题可以敞开问，有问必答，至于其他问题只能探讨。”

尽管汪海想缓解紧张气氛，但美国记者却不听那一套，两个多小时内所问的基本全是政治问题。一开始气氛的确很紧张，但汪海回答机智，渐渐地变被动回答为主动进攻，对那位大记者处处“将军”，步步紧逼。

那位《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话锋一转，提出了更加敏感的问题，你是全球知名的企业家，曾经被美国评为世界风云人物，请问汪总裁的待遇是什么？你满意不满意？你的心情如何？作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压抑不压抑？你对所处的环境觉得舒服不舒服？

汪海听后哈哈大笑地说道：“你看，你来采访我，我们国家不但让你采访还有这么多的人陪同，你说这待遇如何？身体那么棒，心情不好早就见马克思去了。从我跟你的谈话中你应该得出结论，我所处的环境和我的心情如何吧。”

汪海实在而巧妙的回答让美国记者大失所望，因为他并没有听到所希望得到的“反面意见”。最后他破釜沉舟，提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你对台湾问题怎么看？”

只见汪海先是朝着大家笑了笑，然后面部表情异常严肃地说道：“台湾问题很简单嘛，这是我们自家的事。”几句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一时间会场有些尴尬，但汪海是谈判高手，自然不会让场面难堪。他对美国记者说，既然来采访我就一定要参观我的鞋厂，穿穿我的鞋，看看我的管理，我的鞋比过你们美国的耐克。

参观了鞋厂后，美国记者服气了，他对汪海说，企业确实管理得好。临行前，汪海送给他一双鞋，让他穿一穿，说有了质量问题只管来找我。那份自信，那份豪迈，又让这位专爱与中国人找别扭的美国记者无言以对。

汪海驰骋国际市场十几年，与美国人、韩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等几十个国家的商人和记者打交道，从没给自己掉过价，无论什么场合，政治上没给国家丢过脸，经济上从没上当受骗过。

逆向思维闯市场

翻开报纸杂志，对汪海最多的评论莫过于“时代的实践者、开拓者，也是到目前为止企业界为数不多的成功者和幸存者”；然而在我采访了双星的职工，并与汪海零距离接触后，突然发现，汪海之所以成功，虽然有诸多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他善于运用逆向思维。

1999年前后，全国各地兴起一股高科技风潮。当时各行各业最时兴的就是生产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逆向思维很强的汪海对双星的员工们说：“这并不是双星的最佳选择。中国企业搞高科技很容易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跑。而外国人不可能把最先进的生产系统转让到我国，很多企业最终只能做‘贴牌生产(OEM)’。”

这就是汪海，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都头脑异常清醒，绝对不跟潮流，而是运用他的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他边思考边跑市场，在走访了许多企业后证实了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一些所谓先进的生产线，其实是国外20世纪80年代、甚至是70年代的机器。如此“先进设备”能搞成高科技吗？汪海认为，双星的强项还是在于加工业、传统产业。就这样，“逆向思维”进入轮胎业的草案摆上了汪海案头。轮胎业一是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再就是，给人做鞋和给车做鞋区别不大；最重要一点，橡胶轮胎是汪海的“初恋”——他本就是搞橡胶出身的，对于老本行有一种“亲切感”。当许多企业纷纷沉浸在一片寻求合资的呼声中时，汪海却完成了他反思维的又一项创举：国企兼并国企。

2001年12月30日，双星历经两载终于成功收购华青轮胎，经过双星的资金投入、技术设备改造特别是双星的文化理念的输入，双星轮胎迅速崛起，于2003年11月被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经济日报》评为中国“十大轮胎民族品牌”。2004年9月上旬，国家质检总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名牌暨质量管理先进表彰大会”，授予双星全钢子午线轮胎“中国名牌产品”证书及奖牌。收购华青的成功，使汪海名声更震。

1997年，有着40余年制鞋历史的国有制鞋老厂“成都红旗橡胶厂”—一家与台商合资后失败的企业，在停产、人员下岗的情况下开始与双星联手，结果负债累累的“红旗”短时间内就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2005年3月，东风金狮轮胎公司在与马来西亚合资后瘫倒，在全面停产的情况下，经湖北省委领导亲自点将，汪海入主东风轮胎。这些注入外资、嫁接了先进的管理方法仍不能激活的企业，曾让多少人望而生畏。然而同样是这些失败的企业，经双星“输血”与恢复造血功能，再通过复制汪海的经营理念后，很快就起死回生。工人重新上岗，产品在市场热销，效益突飞猛进地增长。有人问双星文化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汪海认为，是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

（原载2006年1月10日《中国化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