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青岛“双星”集团的报告

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今天，许多国有大企业的厂长、经理都感到，计划经济时的那套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许多已经失灵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还要不要抓思想政治工作？带着这一问题，记者在“双星”集团“蹲”了半个月。

●  搞市场经济不抓思想政治工作不得了

“双星”集团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呛”了水之后确立的。

“双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轨中，企业的产供销、经济结构、分配机制、用人机制以及企业的领导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有的是180度的大变革。起初，这个集团仍然用计划经济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和思维去做工作，结果是“对牛弹琴”，使企业出现了几次大的危机，有的危机几乎导致“全厂覆没”。

   危机一：“社会主义的人人有份”引发的风潮。

1987年底，“双星”组织了一场会战，为了奖励参加会战的职工，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杯子。从沂蒙山区招来的山里妹子见了，心里失去平衡：“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社会主义不是人人有份吗？为什么欺负我们农民合同工？”

一个小杯子引起了轩然大波。厂里有的领导害怕事情闹大，也提议给她们发算了。厂长汪海坚决反对，他亲自出面给员工做工作，反复讲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道理，同时处理了几个人平息了风波。

   危机二：“资本主义的管、卡、压”引起的风波。

1988年下半年，汪海集中精力统率各路人马在前方进行销售大战时，后方生产线上突然连续发生铝制鞋楦被偷事件。工人中有些人利欲熏心，将鞋楦偷出厂外，卖给废品收购站，以此捞一点外快。

生产线上每套鞋楦各个尺码的数量，是按消费者脚的大小分布规律配置的，一套鞋楦缺只少号、七零八落，生产线上的程序就会被打乱。一只鞋楦赚不了几个钱，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正常的生产一时难以为继。于是，职代会贴出紧急通知，提前3天向全厂职工预告：“要求职工支持厂里解决处理偷鞋楦事件的决议。通知一出，“双星”大院内议论纷纷，有支持的，也有不理解的。

“安民告示”贴出后的第4天开始执行决议，连续检查3天，没想到仍有28人被查出有偷鞋楦、鞋料的行为，其中有一人还堂而皇之地对着干，一连3次均被查获。对这些人怎么办？职代会又开会审议，毫不客气地严加处理。把那个3次对着干的人当即开除。

这本是一件合理合法的事情，却成了青岛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有人借题发挥，把状告到市委：“这是资本主义的管、卡、压！”

青岛市委常委会专门为此事开会研究，市委书记听完各种意见后，说了这样一番话：“汪海抓小偷抓到没有？既然抓到了，那就抓得对！”

最后大家认为：“管理”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难道社会主义就不要管理！不要给“管、卡、压”划分什么“主义”。

危机三：“主人”管“仆人”管出的事端。

“双星”的民主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一天，检查“整顿劳动纪律暂行办法”实施情况，到机关办公大楼一转，发现有的干部一杯茶水一张报，天南海北穷聊；有的干部说声“有点事”就出厂了。“主人”们查到了附近一个农贸市场，发现4名干部有的买菜，有的裁衣服。只一天就查出6名干部迟到早退，4名干部脱岗。当晚一张通告贴出去，列出违纪干部名单和处分决定。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被点名干部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一个被工人称为“女皇”的干部冲上宣传栏，一把将通告撕得粉碎，跑到工会大闹。

汪海在干部会议上讲：“我们‘仆人’管‘主人’管了30多年，难道‘主人’就不能管仆人’一次吗？管一次就暴跳如雷，那还得了？今后，凡是职工代表评议表现差的干部，不管与我汪海是亲是疏，一律免职。你当不好‘仆人’就下去当‘主人’。

当天晚上，通告第二次贴到门口的宣传栏上，工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争相观看，群情振奋。

那位“女皇”气得咬牙切齿，集合一帮势力跑到市里告状去了。

危机四：“第一个吃螃蟹”差点被“卡”死。

1984年11月24日，汪海在全国首开先河，以企业名义召开了一次有43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

这件事在“双星”院里竟引发了一场“大火”。市纪检委和公司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跨进厂门。红头文件已经印发，等待他的是作为青岛第一个县处级干部受到通报：铺张浪费，捞取功名。

市委书记被惊动了，问：“汪海个人装腰包没有？他花这个钱有权没有？”他在得到明确的答复后，说：“既然他自己没占一分钱，那个处分汪海的文件不要发了！”

要不是书记保护，在全国第一个敢开新闻发布会的汪海非给“卡”死不可。

差点致“双星”于死地的4次危机教育了党委一班人，教育了“双星”干部职工，使他们一改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  搞市场经济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了不得

“双星”从过去的失败和教训中坚定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他们紧紧围绕市场经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难点和重点，研究和创造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在市场竞争中节节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第一个奇迹：使一个“双星”变成了354个。

“双星”进入市场时，“双星”前身的青岛市橡胶九厂资产总值900万元，截至1996年底“双星”资产猛增到16.8亿元。

国家商标局第一批公布的19个全国驰名商标，“双星”成为中国鞋业唯一名牌。

我国第一家品牌价值研究机构——北京名牌评估事务所将“双星”品牌价值评为18.6亿元。

第二个奇迹：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变成世界生产规模最大的跨国鞋业集团。

由15年前“四老”(老设备、老工艺、老厂房、老产品)、“四小”(规模小、实力小、厂房小、厂区小)、“四低”(产品档次低、管理水平低、企业名牌低、产品质量低)的单一产品的胶鞋生产厂，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综合性，集工业、商业、外贸、饮食、服务、旅游、医院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目前已发展成三个鞋城(开发区鞋城、工业园鞋城、鲁中鞋城)、7个海外公司、48个销售公司、130多个独立企业，年产各种鞋5000多万双。产品远销亚洲、欧洲、非洲、美洲、中东等地区，年销售额达到21亿元，占化工部属国有制鞋企业销售总额的52%，独占“半壁江山”。

第三个奇迹：让15个美国人中有一人穿“双星”鞋。

“双星”是全国最大的出口鞋生产基地，年创外汇5000多万美元，占化工部属国有制鞋业出口创汇总额的74%(又占据大半个江山)，每年销往美国1700万双，平均15个美国人中有1人穿“双星”鞋。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名大学教授对该州的11所大学的1500名大学生抽样调查，有12%的大学生喜穿“双星”鞋。

拥有2500家连锁店的美国最大的鞋业跨国公司JCP公司慕名从“双星”集团订购一批鞋，质量部长亲自核验，接连检验200箱，没发现任何问题，于是主动要求扩大合作，宣布“双星”为免检产品。

1995年10月，汪海收到美国名人协会和美国名人研究所发来的证书和贺电，他被世界最具权威的名人评选机构推选为1995年世界风云人物，这是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企业家。

去年阿联酋一位鞋商想出1亿美元买下“双星”的商标使用权，汪海毫不犹豫地拒绝说：“双星’是100%的共产党血统，给10个亿也不卖！”

第四个奇迹：将世界名牌“耐克”、“阿迪达斯”等“踢”下中国“擂台”。

1993年，中国社科院、中国商品社会评价中心和国家统计局等联合采用问卷形式，在全国商业界和消费者中进行旅游鞋“市场占有率”和“心目中的最佳品牌”的调查，“耐克”占据了“心目中理想品牌”和“购物首选品牌”两项第一，“双星”占据了“实际购买品牌”第一；1994年，“双星”夺得两个第一，“耐克”仅占有“心目中理想品牌”第一；1995年，“双星”包揽了全部第一。

据了解，“耐克”在美国市场创名牌用了30年，“阿迪达斯”付出了60年代价，而“双星”仅仅用了10年。

第五个奇迹：使“双星”在世界制鞋业每况愈下的大环境下创造了奇迹。

资料表明：进入九十年代，韩国10大制鞋厂倒闭，数10万工人失业；资料还表明：进入九十年代，化工部所属的100多家国有制鞋厂亏损面占2/3，亏损额高达6000多万元。1986－1996年10年间，全国220多家国有大中型制鞋厂倒闭了100多家。

“双星”创造了奇迹，党和国家也给了“双星”无数个荣誉，省、市级不计，“双星”先后荣获过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先进集体”并获得“五一劳动奖状”；荣获全国同业评比13年连冠；全国优秀企业“金马奖”。“双星”集团总裁汪海也先后荣获过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特等奖、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退伍军人、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等荣誉称号，并被国内外同行一致公认为“中国鞋王”。

●  “双星”是怎样抓思想政治工作的

“双星”集团抓思想政治工作有一个立足点：“人是兴厂之本，管理以人为主”。围绕这个立足点，他们一改计划经济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假、大、空”，把功夫下在“真”、“小”、“实”上。着眼于人性贴近，再贴近，让员工能看见，能摸着。为此，这个集团做了三项工作。

第一项工作：用好“钱”，并具体运用“细化、公开、公正”6个字，将集团公司内部3万员工的名、利分配搞得大顺民心。

工资、奖金及各种职务、岗位津贴是每个员工最切身的利益，计划经济时期是大锅饭，人人有份，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压抑了员工的积极性。搞市场经济，有的企业为了拉开分配档次，搞了偷偷摸摸的“红包”制，致使风潮不断。“双星”集团纠正了这两种倾向，采用日清月结的“黑板报工资法”。他们将集团的奖金及生产任务切至每个分厂、分公司，每个厂、公司再切块到车间、生产线、岗位并细化到每位员工。每位员工当天干了多少定额，超了多少，欠了多少，该拿多少钱，一下班就在黑板上看明白了。多拿的高兴，少拿的也没怨言，还暗下决心明天多干多拿。这样，大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生产积极性。

评先进、选劳模、长工资、提干部在计划经济年代是这个集团多年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难就难在上边规定的条件多是共产主义信仰、参加政治学习、人际关系、服从领导等如何如何，无一条具体完成生产任务的数字，有的评不出来就轮流“坐庄”。结果是评上的骂娘，评不上的也骂娘，每评一次先进人际关系就紧张一次。现在这个集团“痛改前非”，一个钱字(对集团的具体贡献)为标准，不论资排辈，不讲空头政治，不正式工还是合同工，谁做的鞋多、质量好、为集团挣得多、贡献大，谁就是先进、劳模，就应提拔重用，入团入党，大家心服口服。

“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机关干部是“仆人”，而在生产一线上流汗流血的工人是“主人”，这是计划经济年代造成干群对立的一种空头政治说教。“双星”集团在全国又是第一个抛弃了这一说教。他们打破了干部工人的界限，所有员工都是“主人”，又都是“仆人”。为了使这一规定变为现实，“双星”将集团总部的大部分处室转变为经济实体，全部实行国有民营，不吃“皇粮”，不让工人养活。

党委宣传处被“断奶”后，自谋生路成立了中星影视广告公司，集团给的唯一一份家产——一套摄像设备被核定为60万元，而流动资金只给了5000元，11名干部只一年时间实现销售收入1300多万元，利税100多万元，上缴国有资产增值利润16万元，个人人均收入1万多元。他们又购置了奥迪车，还买了3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机关干部不与工人争饭碗，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能为工人服务，干群关系由过去的油水关系变成了鱼水关系，现在“双星”这个拥有3万名员工的全国最大的制鞋企业，吃“皇粮”的干部仅50多人，也就是说1000名工人只有1.6名脱产干部，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企业的厂长、经理只有生产管理权，而没有资产经营权，这些人积极性不高，不少人是混日子。“双星”又在全国第一个冲破这一禁锢，1994年1月1日，“双星”给自己动大手术——国有民营。具体做法，一是公司把国有资产，包括厂房、设备、车辆等“就高不就低”经评估后租赁给下属100多个生产分厂，同时将流动资金切块下贷，改过去的统贷统用为统贷分用。各分厂也可分贷分用，原则是谁贷款谁付利息。二是各分厂全部变更注册，改为独立承担全部民事责任的一级法人，对总部实行租赁承包经营，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集团内部实行内部银行结算。三是各生产分厂除接受集团管理外，每年向集团上缴国有资产有偿使用费(大大高于过去的折旧费)、社会统筹费(城市工人2400元/人、农民工人1000元/人)和流动资金利息。

实行这一办法后，调动了各分厂的积极性，“交够集团的，干好了都是弟兄们自己的了”——有了这句话，大家都努力干。当年1至7月，“双星”的产值、销售额、产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45.5%、51.6%和15%，创历史最高水平。不到半年，全集团新建18条生产线，最快的一条仅用了37天(过去需半年)，使热硫化鞋产量比去年增加25%，冷粘鞋增加100%。

可以这么说，把企业内部的上下关系都变成一种纯粹的以资本为连结纽带的经济关系，是“双星”对国有资产如何保值、增值这一课题的创造性的贡献。

第二项工作：用好“情”，使企业管理军事化、家庭化。

“双星”抓政治思想工作有一个座右铭：“无情的纪律，有情的领导”。这感情上的一个“无”和一个“有”字，造就了“双星”集团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和整齐划一的军事化氛围，也营造了员工像理自己家一样理企业的爱厂如家的习惯。记者在“双星”集团采访了遍布方圆500公里内的工业园、开发区和位于沂蒙山区的鲁中三大鞋城，用手擦摸了2l条生产线的39台机器，一尘不染；在开发区鞋城的“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一个有三个篮球场大小的生产车间，大理石地面擦拭得光亮照人，几百台鞋机隆隆运作，可地板上找不到一根线头或一片废料；在世界上最大的制鞋帮厂——鲁中制帮厂十几条生产线上，1000多女工埋头操作，记者照像机的闪光灯竟未引起一个姑娘抬头瞥上一眼；私访了8个“双星”食堂未发现一只苍蝇；检查了71个自来水、汽等开关无一只跑、冒、滴、漏；走进9个管理人员办公室，发现了三个一条线：办公文具一条线，茶杯一条线，管理人员坐姿一条线……

制鞋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出一双鞋从原料进厂到成品鞋出厂，一般要经过200多道工序，“双星”每天20万双的生产量，使用的原材料近4000多种，鞋具近3000多种，堆积在一块可垒一座山。生产现场的脏、乱、差是世界制鞋业至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双星”集团创造的“定置化管理法”、“数字跟踪卡”一下子给完全解决了。现在每双出厂的鞋若发现有质量问题退到集团，一天内就可以查出这双鞋是哪个厂、哪个车间、哪条生产线、哪个岗、哪个人生产的。这又是一个奇迹！

最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在集团机关总部大院转了约10分钟，映入眼帘的是假山、绿树、鲜花、大佛、碧水和紫墙红瓦，误认为是公园退了出来，经打听门卫才知这就是总部。而总裁办、宣传处等职能处室都分“藏”在那些风景中。

在“双星”的日子里，记者一直尽力发现形成这种局面的奥妙，各分厂厂长、经理说了两条：一是全国上下仍在争论“管、卡、压”是什么主义的时候，“双星”早在10多年前已应用起来了；二是在奖罚并重的前提下，突出一个罚字。全集团“罚律”有500多条，而且是相当无情的，上至总裁，下到每一名临时工，大到大型设备，小到每一根鞋针都有“罚律”。一位分管三产的副总裁因为其下属单位纸箱子积压过多，被职工代表检查出来，当场免发他一个月的奖金；一位为“双星”立下汗马功劳的副总裁，因为卖给了一个体户一车鞋，违反了销售工贸一体制的规定，职工代表评议时，被罚现金2万元，并在干部大会上检讨。

有一位厂长“好人主义”严重，厂子被内部人搞得亏损严重，党委决定处理他时，很多人替他说话。为此“双星”集团展开了一场“市场经济下好人标准”的大讨论，使大家形成了共识，这位“好人”长也因此丢了“乌纱”。

一青年女工仅因把皮革的“革”字草写成“羊”字而被罚去了半年奖金，下浮一级工资，厂长、副厂长、科长也被株连各被下浮一级工资。

一个罚字，罚出了“双星”产品99.96%的合格率，罚出了一个个军营化花园式工厂。

纪律是无情的，而“双星”的各级干部又都是有情的。早在10年前，汪海总裁就说，要让员工爱厂如家，那么工厂必须像个家，是个家，温暖如家，这就是“双星”家庭化管理的全部概念。在宣传处的档案室里，记者抄下了这样一段历史记录：

员工看病难，汪海多方筹资，动员几个办公室倒出一层，办起了有门诊、病房、手术室的综合性职工医院；孩子入托难，汪海将发给他的550元承包奖送给了托儿所，厂级领导共捐出5100元，扩大了托儿所床位，彻底解决了入托难问题；洗澡难，2000多女工挤在建于1952年的只有6只水龙头的又暗又小的澡堂里，汪海用本来准备盖办公楼的钱盖起了宽敞、舒适的大澡堂，而集团领导仍在50年代的办公楼里办公；坐车难，汪海省下机关办公费，买了7辆大轿车，每天接送员工上下班；住房难，汪海亲自跑地皮，跑材料，一连盖起了几万平方米的宿舍楼。“双星”家庭3万成员，汪海要求各级领导都记住每一位员工的生日，为了使员工过好生日，集团出台三个“一”的规定：送给每人一盒蛋糕，放一天假，生日员工为集团提一条合理化建议。

“双星”领导用感情把集团调理得像一个家，员工们更热情勤俭持家。水龙头滴水，员工们马上拧死；蒸汽阀门漏汽，员工一旦发现立即报告设备科迅速修好；厂房的玻璃坏了，不少员工自己掏钱装好……由于“双星”全员持家，去年节约各项生产成本支出6000多万元，相当于这个集团当年的利润，使一个家变成了两个家。

“双星”人勤俭持家是出了名的，他们爱厂如家，先大家后小家更是感人肺腑。大信橡塑厂技术员高健德在参加研究一项替代进口胶料的攻关项目中，妻子临产，试产线上离不开，由于他俩是外地人又无亲人陪护，最后俩人商量将妻子的传呼机挂在他身上，妻子一人上医院，有事再呼他。“生产”那天，他将妻子仅送到了出租车旁，妻子含泪一人上了医院……领导知道后强迫他去医院陪护，可他一天未离开工作。妻子从“生产”到出院都是一个人自理的，这在一般家庭是不可思议的。有这么好的员工，“双星”怎能不富、不强？！

第三项工作：用好“德”，抓思想政治工作就要讲“行善积德”。

在“双星”集团的日子里，记者一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双星”3万名员工遍布世界各地，即使集中产地山东，20多个生产厂也散落在半个山东的各个脚落，有的在深山沟里，这样分散的生产经营仍生产出“双星”世界名牌，他们是靠什么精神力量支持的呢？当记者走遍山东各分厂之后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写在每个厂醒目位置的汪海语录：“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好的行善积德”。

“双星”集团将做好鞋与积德、行善、敬业报国等传统的道德教育与现行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出了独具特色的市场经济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即道德教育模式。用一“善”一“德”指挥着千军万马一丝不苟地工作。

一个行善、积德干好产品质量的活动在“双星”集团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双星”鲁中公司位居沂蒙山区，员工95%以上来自附近农村，开始对严格的质量管理规范不适应，一度产品质量出了不少问题。这个公司党委为员工算了两笔账，全集团公司每天出品20多万双鞋，如果有万分之一的鞋不合格，每天就有20多位消费者利益受到侵害，一年就有7200多位消费者骂“双星”“缺德”，以每个家庭4名成员算，这7200多人将这一信息传递28800多人以至更多，年复一年，“双星”将失去多少人心。第二笔账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账，以鲁中分公司所在地的农民贫困户每年400元收入计算，每月33.3元，仅为“双星”的一双低档鞋钱，如果这样的农户拿出全家1个月的生活费为考上学的孩子买的“双星”鞋开了口不能穿，这对农民的打击将有多大。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两笔账算出了员工们行善积德的道德观。他们从一针一线开始展开了质量劳动竞赛。结果，全公司生产的100多个品种的鞋，合格率连年保持在99%以上。

道德管理使“双星”人的许多观念与世人背道而驰，“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是天经地义的，而双星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当千家万户在电视机前端坐的时候，电视屏幕上出现这样的字幕：“‘双星’集团谨向2月份购买‘双星’老人健身鞋的顾客深深道歉。这批鞋质量有问题，请顾客立即到各门市部、代销店换鞋、修鞋！”这则广告花了近万元。

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实属罕见，而在“双星”已习以为常。为了满足各方面人们的需要，“双星”的系列胶鞋，每个系列中都有一些品种要赔钱。运动鞋系列中有3种订量只有100多双，连模子钱都挣不出来；妇女轻便鞋、劳动鞋、散步鞋价格低廉，仅能保本；儿童鞋系列十几个品种仅有3种能挣几分钱。“双星”硬是以挖掘企业内部潜力，以高档鞋、新潮鞋的赢利承担了各方面的社会义务，同时也保证了“双星”在产品系列上的完整性，增强了潜在的竞争实力，赢得了千金难买的信誉。

(《中国市场经济报》1997.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