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汪海在新加坡参加“面向21世纪的中国企业”大型国际研讨会时，提出将佛学思想用于企业管理的观点引起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将佛学思想用于企业管理实践，青岛双星集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为了弘扬佛文化，汪海在双星总部大院里塑了一座18米高的、配电子音响、会说话的大佛；为了杜绝沂蒙厂区周围居民偷厂里东西的行为，汪海在厂区门前塑了观世音像，让观世音为双星“守门”。不但如此，汪海还提出了带有浓郁佛学色彩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政策，如“干好产品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用做人的标准对待名牌，用自己的良心做好名牌”、“顾客是亲人，是朋友”、“双星没有农民工，人人都是双星主人”等。汪海将佛学思想兼收并蓄，创造了独特的双星文化。

多年来汪海一直努力尝试将佛学中的积极因素应用于企业管理实践之中。2008年7月在东莞举办了首届“佛学精神与企业管理论坛”，将佛学精神移植到企业管理中去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佛学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佛学产生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摆脱人生苦难，通过修行来达到涅槃。虽然佛教的宗旨、教义有其消极的内容，但佛学思想中对于人生、人的本质以及培养理想的人格有积极的思考，它的着眼点是人，带有朴素的人本思想色彩。其次，佛学认为“众生皆有佛性”，即任何人只要通过虔诚的修行都可以成佛，有别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原罪说”，带有积极向上的因素。再次，佛学讲求“普度众生”、  “经世济众”，有别于道家的“出世”观点，带有积极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佛学的一些基本思想是与现代管理学观点相契合的，完全可以将佛学思想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

一  人人都是双星的主人

佛学中的众生平等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人人平等，不但普通民众之间平等，而且众生与佛陀之间也是平等的，佛陀与众生是先知与后知、师与徒的关系，故众生可以与佛陀论法。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众生平等应该作为企业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企业之间不应该存在明显的等级关系，领导与员工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合作者关系。现代人本管理思想认为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教练和学徒、引导者和被引导者的关系，二者都存在于为了完成特定目标的团体中。这是管理理念的革命性变化，不但要求在组织中形成一种和谐的、团队的氛围，而且要求进行组织结构的变革，取消官僚式组织结构而代以扁平化的、团队式组织结构。领导者要改变其领导方式，变领导为服务，让员工觉得你是他们的朋友，是和他们共同奋斗的同路者。领导者不是指挥命令员工，而是满足员工的需求，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让员工觉得工作环境是个温暖的大家庭。众生平等的第二层含义是“众生皆有佛性”，也就是众生都可以成佛，并且个人能否成佛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和内心的净化程度，佛陀只是众生的引导者，从而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人本管理理论认为企业即人，企业的发展依靠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在企业文化上强调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才，成为领导。

汪海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提出“兴利”的观点，也就是在双星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广大员工富裕起来，即“企业要壮大，牌子要发展，我们的员工要能够买得起车子和房子”，从满足员工的物质利益着手，切切实实地促进员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个人发展。针对农民工多的情况，汪海又提出“双星没有农民工”、“人人都是双星的主人”，对员工进行思想教育，从物质方面到精神方面促进员工的发展。双星人认为，企业的功败垂成，不全在于资金、管理、技术，而在于怎样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汪海经常说：“要把打工妹、打工仔变成双星‘主人’，要让打工妹认识到不是在为双星打工，而是为‘自己干’。不光让他们打工，还要培养他们当领导，把有本事的人提起来，为他们成才创造良好的空间。”从1995年始，双星每年都要举办“人才培训班”，已培训上万人次，系统地讲授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及专业技术课程，提高员工的素质，真正做到了“管理以人为本”。

二  创造民族品牌就是最大的爱国

佛学中“布施”分为三个层次：以物质利益施与大众的叫“财施”，包括身外财物和自身头目手足与生命；凡保护大众安全使他们没有怖畏的叫“无畏施”；凡以真理告知大众的叫“法施”。作为法门六度之一的“布施”就是要求信徒行善积德、助人为乐，不但要自度，重要的是度人。“惟行菩萨行者得成佛，其修独觉禅者永不得成佛”，也就是说佛法从根本上要求兼济天下，而非独善其身。佛法的根本目的是广度众生、服务众生，这体现了浓厚的社会责任感。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要想真正的发展就必须超越利润目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卓越的公司都认为公司存在的意义在于组织之外，即存在于社会中，致力于人类的发展。世界著名的婴儿用品公司强生公司提出：“我们相信公司的首要责任，是照顾那些使用强生产品或服务的人，无论他是医生、护士、病人，或是母亲、父亲以及任何其他人。我们必须培养一群优良的主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必须公平且符合道德，我们对于所在的社会及全世界有责任。”由此可见强生公司高悬的是“责任感”与“道德心”，正是这样才能使消费者放心，才能保证和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不仅要向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还要对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员工发展作出贡献，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全球企业界的共识。在“2007年全球契约领袖峰会”上，来自近百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签署了《日内瓦宣言》，并一致认为那些遵守全球契约原则、率先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更易于保证它们运营的可持续性。根据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的观点，企业公民要履行的社会责任包括三个方面，即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不但要谋求经济方面的发展，还要对环境、社会作贡献，走“经世济众”的和谐发展之路。

自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华民族进入伟大的复兴阶段，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在为民族复兴而努力。汪海提出每个民族企业家都要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己任，要爱国，有民族气节，有民族责任感。汪海曾指出：“中国的民族产业是一副很沉重的担子，中国的强国梦，寄希望于我们的民族产业，中国的企业家要为国家分忧，而振兴民族产业，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汪海的身上体现出浓郁的民族责任感。在将爱国精神和企业发展结合的过程中，汪海提出：“在市场商战中，发扬民族精神，振兴民族工业，创造民族品牌就是最大的爱国，就是最好的体现民族精神。”在员工思想领导方面，汪海提出“创名牌就是最大的爱国，为名牌增光添彩就是最大的爱岗”，用伟大的爱国精神统领、感召员工，以民族精神来激励员工。

三 在家当孝星，在企业当明星

“智”是指智慧，“真”是指真理。佛学主张发挥人本身具有的智慧，洞彻声色，验证真如。《阿含经》语“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往”，也就是说佛陀只是真理的发现者，而不是真理的创造者。佛教主张“以法为师”，也就是重视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作用。“重智尚真”对建立企业文化的启迪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含义是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员工的潜能，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通过不断创新使企业走上持续发展之路。现在的企业越来越重视创新的作用，设计许多制度鼓励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创新，去发现真理。

“重智尚真”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境界，也就是“管理无句号”。企业在产品开发、组织生产和拓展销售等方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挖掘，还有许多制度需要改进、许多资源可以利用。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必须充分发挥积极性，在实践中发现管理的短板并进行改进，以此逐渐接近自己工作领域的真理；对于企业内部或行业内的权威，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敢于挑战；对公司业已形成的企业文化也要时时进行检验，摒弃其中不适合时代发展的内容，建立新的企业文化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外国的管理思想被大量机械地引入，企业界一时间“洋文化”盛行。汪海认为中国的民族企业家必须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出自己的管理理论，这样中国的民族企业才能自立于世界企业之林。汪海1995年在新加坡，提出“将佛教文化用于现代化企业管理”的观点后，于2007年元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化与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又提出了将中国传统的“儒、佛、道”文化用于企业管理的观点。他不断总结双星的发展实践，以敢于创新的勇气，注重国情，联系实际，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实事求是”标准和原则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做基石，提出了一些具有“中国味”的管理理论，如：“干好产品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把中国传统的忠孝文化引入企业，提出“在家当孝星，在企业当明星”；“用好钱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民族品牌就是最大的爱国”等。

四  强化集团意识，强化三个质量，保双星名牌

佛学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圆融的辩证法思想，向人们描述了万物的结构，如实地分析了人们的现实生活，让人们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并教给人们去清醒地认识它们的方法与途径。《般若经》提出“空色不二”，维摩诘立“不二法门”，天台宗提倡“三谛圆融”，华严宗提倡“六相圆融”等，都强调此岸与彼岸、现象与本体、全体与部分，乃至一多、大小、长短、隐显、成坏等对立与差别之间都是相通互融的。禅宗主张的人即佛、佛即人、世间即出世间、烦恼即菩提、迷即悟、生死即涅槃等也是一种圆融无碍的思想。这些辩证法思想不仅开导了我们的思维方．法，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而且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为人们认识整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圆融”思想在企业内部的应用就是建立一种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团队之间通过亲密无间的合作来消除企业的内耗。“圆融”并非奸诈狡猾，而是一种“方而不怪，圆而不滑”的处世原则。企业的管理制度、方针政策是固定的，而市场环境和管理实践则不断变化，这就需要以建立在微妙性基础上的“圆融”思想作为指导，使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方针政策能够施行。同时，要建立一支和谐的团队。根据“木桶原理”，一个团队的战斗力的提升需要每一位成员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要求团队成员之间和谐、相通互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企业处理自身和客户、当地社区、政府、股东等外部群体时同样需要“圆融”的思想，这样才能消除企业发展的一切阻碍，全心全力投身于发展。

双星是一个由鞋业、轮胎、服装、机械、热电五大支柱产业和包括印刷、绣品及“三产”配套在内的八大行业组成的综合性特大型企业集团，下属140多个子公司，员工6万多人。这就要求集团公司与子公司、领导与员工之间不仅要有竞争的意识，更要有合作的意识。如果双星内部不和谐，子公司各自为政，员工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领导与员工之间矛盾重重，整个双星集团就毫无竞争力可言。所以，从1995年开始，双星开展了“两强化、一保证”的教育。“强化集团意识，强化三个质量（产品质量、工作质量、服务质量），保双星名牌”，这是每个部门、每个员工的义务，也是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观念。也就是说对自己，要积极工作，不敷衍了事，不自私以损人；对他人或其他单位、部门要有合作精神，并以热情坦白的心促成他人有益的事业；对集团，要有集团意识，大局观念和组织纪律性。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建设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从整体上提高了双星集团的竞争力。    

五  “业报轮回”与汪海的“行善积德”观点

“业”是梵文的意译，意思是“造作”，即作为能够导致果报之因的行为。任何行为都会给行为者本人带来一定的后果，即“报应”或“果报”。有什么性质的业就有什么性质的报，这是铁的法则。早期佛学主张自作业自受报，自己的思想行为创造自身和周围环境，一切责任和后果都由个人承担。虽然“业报轮回”观中的“三世二重因果”思想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该思想认为人的思想、行为和结果是一致的，这对促进个人品德、培养理想的人格和约束人的不合理行为有积极的作用。简单地说，“业报轮回”就是指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对领导者的启示就是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氛围，使员工走上自我管理之路。

用“行善积德”、良心等道德观对员工思想行为进行规范是双星着眼于企业实际、企业务实态度的体现。自20世纪80年代初，双星实施“上山、下乡”的战略转移，陆续挺进中西部，员工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青年占了80%以上。这些员工由于知识水平所限，不太容易接受“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之类的现代管理学观点。所以汪海根据当地朴素的民风思想、从员工内心“向善怕恶”的角度提出“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把企业领导与员工的心愿统一起来，使双星产品合格率达到99.99%以上。位于河南省汝南县的双星中原鞋业公司一职工真诚地说：“双星教育我们说，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我们老百姓都喜欢行善积德。作为一名涂糊工，刷一遍也行，刷两遍也行，别人也不知道，但老百姓买到刷不好的胶鞋，就很容易开胶。如果这样的话，我感到既对不住消费者，也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所以我就认真刷好每一双鞋。”汪海用朴素的道德观统领员工的思想，使员工从道德、良心的角度来思考自己工作的性质与责任，使员工从内心深处自发自觉地努力、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将工作看成是自己分内的事情。

六  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员工

佛学的善恶观有三层含义。首先，佛学认为“心者，自性清净，客尘所污”，人的本性是清白的，人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人的恶念都是受外界影响而从内心滋生的。其次，善恶可以相互转换，众生要诸恶莫做，众善奉行，去妄存真，弃恶从善。最后，佛学认为善恶是客观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论“今世报”还是“来世报”，报是一定要贯彻执行的。

佛学中的善恶观实际上是一种人性观，是从人性观引出的品德要求。西方管理学的人性观经历了从“X理论”到“Y理论”的发展过程，现代管理学家认为人是复杂的，人性有善有恶。我国学者何凡兴提出了人性的正态分布模型，认为人性的善恶也符合数学上的正态分布。该模型观点有：①人性的善恶分布符合正态分布，善和恶都处于正态分布的两端，为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处于正态分布的中间，是属于马斯洛所说的“合法利己”者。②人性的善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时空环境不同人可以从善转变为恶，也可以从恶转变为善。③领导者的任务就是“惩恶扬善”，发扬人性的优点，抑制人性的弱点。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要把握以下三点：①员工本质没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别，当他行善时便是行善了，当他行恶时便是行恶了，也就是管理工作要“对事不对人”。②善恶是可以转化的，对于曾经违反过企业法规的员工不是简单摒弃，而是努力帮助其改正错误。对于曾经为企业带来过利益的员工不能盲目信赖，松懈对其管理和教化。同时，要根据企业员工的善恶行为现象，从企业文化自身去寻找根源，对于能够带来好现象的文化精神要发扬，对于能够带来不好现象的文化精神要抛弃，并且注意在企业文化里应包含更多的宽容精神和引导观念。③员工出现违反企业规章、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不要轻信其辩解，错了就是错了，也就是说要做到“奖惩分明”。

在员工管理方面，汪海指出“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员工”。只要加以合理的管理与引导，在双星，农民工也可以干出国际水平的质量。随着双星集团的发展壮大，汪海将双星的管理水平提到了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高度，他指出：“没有过硬的管理，企业就没有未来和希望。管理是一种挑战，是一门高科技的高科技，特别是对管理者来讲，是能力、水平、智慧、才能等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我们之所以取得如此出色的业绩，一靠科学的管理，二靠广大工人的创新精神。成功是管理，失败也是管理，有的企业搞不好，垮了台，根源还在管理上。”从1984年双星向外转移生产线起，双星员工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员工中的大多数人是来自当地的农民，这使管理工作出现一定难度。对此，汪海认为：“领导松一尺，下边松一丈；管理不深化，企业就要垮。最难管的地方要管得最好，最脏的地方要管得最干净。只要用心去做，在山区也一样出国际化工厂！”为给工人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促进现坊管理上水平，向国际水平管理标准进军，双星车间、锅炉房内均摆上了鲜花，将鲜花生长状态和整洁情况，作为衡量车间、锅炉房整洁“无尘”的标准。每天进行检测，花叶上灰尘多，则证明车间内不干净，对有关值班长就严惩不贷。用“让鲜花说话”的精神来管质量做产品，大大带动了双星的整体管理上水平。

七汪海将佛学用于企业管理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时特别强调了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影响，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也存在神道教的浓重色彩。宗教作为上层意识形态通过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来对社会存在产生影响。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初传人中国。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锋与融合过程中，佛学逐渐与儒学、道学鼎足而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民族素质和民族心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佛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不仅对其教徒起到教化作用，而且对普通人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比如“业报轮回”、“普度众生”、“慈悲为怀”、功德观等思想已融入国人的民族血液。佛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始终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对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佛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存在了两千年的思想存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和企业管理中不应该忽视它的作用。

同时，由于中国企业发展史较短，我们还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管理思想，重引进而轻原创，但引进来的西方管理思想存在“水土不服”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管理思想这一命题被提到国人面前，这需要我们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弃之糟粕，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西方的管理理念相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将会对我们的企业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方面双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令人重视的成果，比如将佛学思想中的“行善积德”观念引入员工管理，提出“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思想凝聚员工；提出“创民族品牌就是最大的爱国”；以及汪海提出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ABW”理论；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借鉴与学习的地方。只要我们有恒心、有毅力，定能创造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管理理论。

        （撰稿：刘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