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也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发展场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治迈向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法治，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也从无到有，从单一、零散到全面、系统，逐步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这一改革进程中，双星的每一步发展、每一次跨越、每一个成功都离不开双星市场理论的指引，而要把这一理论付诸于实践、落实到企业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去，就需要变理论为制度，让制度、规章、纪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的具体行为，也就是汪海所说的“理论是指导，法规是保证，落实是关键”。这里面汪海的法治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改革开放，依法治国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渊源。汪海法治思想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时代背景和制度环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改革开放是汪海法治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然回首，改革开放跨入而立之年。30年前，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结束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按上级指标生产、政府统一供应、百姓拿各种票证购买死板僵化的产销局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逐渐从旧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从而繁荣了市场供应、发展了中国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加之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面对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国有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同时，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也带来了中国社会全方位的深刻变革，不仅仅是经济上，还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甚至人民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汪海率领的双星集团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一路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一时代背景给了汪海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广阔舞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汪海提出了“市场是检验企业一切工作的标准”、“市场是企业的最高领导”的市场理论；为了适应市场化的企业管理，汪海创立了独特的“思想教育、经济手段、行政措施、法规管理”四结合的“严管、细管、承包管、诚信管、钱管、情管、法管”七大特色管理；面对市场竞争的高质量要求，汪海喊出了“产量是钱，质量是命，双星人要钱更要命”、“价格的竞争是暂时的，质量的竞争是永恒的”质量真理；面对来势凶猛的全球化浪潮，汪海认识到“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提出了“今天不创新、明天就落后；明天不创新，后天就淘汰”的响亮口号；面对改革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汪海坚守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说三道四，双星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观……这些独具个人魅力和时代特色的“汪海语录”形成了双星独有的市场理论体系和双星企业文化。同时，汪海也清醒地认识到理论的提出仅仅是务虚的概念，是观点的表现，是个虚东西，而制度、法规和标准才是双星理论的具体化，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学习双星理论的口号喊得再响，但制度、法规和标准却不能够认真执行，一切也都等于零；没有制度、法规和标准作保障的理论必将是空洞、乏味的理论，更是无法指导自己开展工作的理论；要想使双星理论能够在实际工作当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之与制度、法规和标准形成一个整体，成为一体化的结合，并将制度、法规和标准执行情况的好坏作为检验理论学习好坏的标准。只有这样，双星理论在实际工作当中才能真正起到作用，见到成效。

正是在这一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与时俱进形成了双星特有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要指导实践，需要制度、法规和标准去落实到具体每一个人、每一个岗位、每一项工作中去，随之也形成了汪海的法治思想。

2．依法治国是汪海法治思想形成的制度环境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好国家，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是党的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事业。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坚定地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修正案。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依法治国列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在新的起点和高度进一步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深层次发展，在确立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执政、完善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保障司法公正、建设法治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建立起了一套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经济法治方面有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形成。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社会各个方面包括人民的法治意识都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汪海的市场经济法治理念和企业法治思想也正是在这一制度环境中与时俱进形成的。

二 有岗就有责，有责就有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解决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在汪海的法治思想中，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光辉，具体表现为他的“不断借鉴、不断渗透、不断创新、不断超越”和“借鉴外来先进的，吸收传统优秀的，创造自己特色的”理念。正是在这一基本精神的指导下，双星集团才创造了中国企业界一个又一个奇迹，形成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市场发展规律、人性发展规律和自身发展实际的独具特色的双星理论体系和企业文化，从而也形成了汪海的法治思想。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我国企业法治建设中要充分认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实际和企业的状况，认清法治的本质，批判地吸收一切可吸收、利用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国内、国际实际情况的企业规章制度。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汪海在企业法治建设中提出“借鉴外来先进的，吸收传统优秀的，创造自己特色的”思路。他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法规和标准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革制定出与当前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法规和标准，而且制度、法规和标准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符合历史条件，符合当前状况，必须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变化，只有这样，制度、法规和标准在执行当中才能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企业法治建设过程中，在充分认识法治本质的基础上，广泛发扬企业内部职工的民主。民主和法治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民主是法治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法治是民主的基本保障。没有法治，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民主，法治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在双星改革之初，汪海提出职工代表大会要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就是民主管理委员会。让职工代表常年轮流脱产参与管理，随时随地监督企业干部。凡是在工作中不称职而被委员会多次点名的干部，或者在关键问题上贻误战机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干部，一律就地免职。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公司管理人员要带头遵守国家的法律和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做到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处理公司职工违章问题时，要严格依规办事，程序合法正当，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汪海指出，双星制度、法规和标准是衡量每个单位和部门领导者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大家综合素质的体现。在工作中，他要求所有双星人都必须接受制度、法规和标准的约束，接受制度、法规和标准的控制，自觉地维护、支持、发展、提高双星的制度、法规和标准，要对它尽职尽责，真正将“吃双星饭，守双星法”落到实处，将“在双星法规面前人人平等”落到实处，这不仅是每一个双星人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双星人的义务。另外，对于违反双星法规，不管涉及任何人，都要严格依法依规处理，决不偏袒、绝不姑息。

最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在企业内部要加强法律、规章的宣传和引导，普遍开展法律、法治社会教育，不断增强职工的法律、法治意识。企业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要加强企业内部法律人才的培养，促进职工法治观念的提高。20多年来，双星创造了“有岗就有责，有责就有法”的法治管理新模式，进行了上百次厂规厂法、国家“大法”的法治教育，并针对发展中暴露的问题不断地修改完善双星的制度规章，建立了14大类，92个方面，1246条，几十万字的制度、法规和标准，并依据企业的制度法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先后处理了几百人，使法治的宣传和教育从正反两个方面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双星人的法治意识和权利观念。双星创造性地实施法治管理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进行法治建设树立了样板，为双星更好地与国际接轨、赢得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竞争创造了条件。

三  民主的根本意义，就是职工当家做主

市场经济法治理念是以反映市场经济共同规律、体现市场经济法律理念为宗旨，尽力贯彻反映市场经济本质属性内在要求的，诸如平等、自由、公平、竞争、维护社会正义、禁止权力滥用、保护弱者等法治理念。汪海的市场经济法治理念主要表现在“职工当家做主”的民主意识和“双星没有农民工”的平等观念。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社会的内在体现，更是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具体地说，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就是一系列确保人民自由、平等、尊严等公民权利的制度和机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政治是一切国家形式的最终归宿。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断地走向民主，不断地增加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地遏制专制独裁，是全人类的政治发展趋势，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潮流。

民主作为人类共同的政治价值，在实现形式、内在要素、现实机制等方面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例如，民主政治离不开法治，离不开人民选举，离不开公民参与，离不开权力监督，离不开政治透明，离不开社会自治等。没有这些普遍要素的民主，必然是空洞的假民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国的民主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自己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民主制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

汪海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摸爬滚打所铸就的民主意识，也正体现了民主的普遍价值与其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拿他的话说就是“民主的根本意义，就是职工当家做主”。他认为，要想让职工们把自己当做企业的主人，就要使他们真正能当家做主。因此，双星集团除了在生活条件、生产环境等方面关心职工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了民主管理制度，用制度来确立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这一民主管理制度就是实行职工代表脱产参与企业管理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制度，职工代表有权听取和审议集团总裁的工作报告，对企业的经营方针、长远规划、年度计划和职工福利等重大事项行使审议权，对中层以上干部的表现行使评议监督权。1996年7月，一位分管第三产业的副总裁，因为分管单位的纸箱积压超过集团规定数额，被职工代表检查出来，职工代表民主评议后免了他一个月的奖金。这一制度还明确规定，凡是被职工代表点名批评超过三次的中层以上干部，就地免职。近两年来，双星的职工代表就考察管理人员190多次，并建议集团对17名不称职的中层干部作了免职处理，所以，双星的干部自称是“黑板干部”。

双星职工当家做主还体现在于部任免制度上。双星通过公开考评和竞争招聘方式选拔人才，改革了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打破了工人和干部的界限。现在的双星集团热电厂厂长周士峰就是其中一位亲历者，他说：“在我刚进双星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村青年，有一天能当上管理数百名员工的一厂之长。”这种以事择人、择优用人、唯才是举的选拔制度，大大释放了双星职工的个人能动性和创造力，使职工时刻以主人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实现了“自己管理、自己算账、自己减人、自己降耗”的“四自一包”新生产方式，这不仅是民主带来的巨大作用，更是汪海民主意识的伟大创造。

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原则，它要求：起点平等、机会平等，人人生而平等，平等的个体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经济以及人权等角度对平等作出如下解释：“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平等作为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古往今来，众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平等的每一步发展，都经历了激烈而残酷的博弈和斗争，甚至是需要彻底的革命才能完成。回顾中国的历史，每一位历史人物的出现，都把实现和发展平等作为他们的追求，作为他们带领团结人民群众的一把利剑。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均田均赋”；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撰写了《大同书》；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天下为公”；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汪海正是基于对平等内涵的深刻认识，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双星自身的实际，提出了“双星没有农民工”的平等观，也正是在这一平等观念的感召下，打造了一支无私奉献、吃苦耐劳、能征善战、敢闯敢拼的双星“铁军”。

“双星没有农民工，只有新时代的产业工人。”这是汪海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双星没有农民工”的根本含义，是彻底打破城乡身份界限，“不看资历看能力，不看文凭看水平”。双星除了在工作和生活上尊重农村青年，关心农村青年，还投入大量精力，全力推进农村员工与城市员工待遇相同的分配制度，彻底推倒了老国有企业落后的人事制度的“墙”。所有双星员工都是合同工，没有“农民工”和“正式工”之说，“农民工”的称谓在双星要改为“新型工人”。员工在哪个岗位，就拿哪个岗位的岗位工资，任何员工只要有能力，都有可能被提拔为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像双星瀚海公司的张金山，由一名山里娃迅速成长为管理骨干，先后多次被评为“操作能手”。他说：“双星给了我释放个人能力的舞台，让我的人生梦想得到实现。”像双星鲁中公司的张力，原先是一名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青年，在双星的培养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业务能手，2006年，被调到位于胶南的双星轮胎公司担任密炼中心主任，管理着一个具有世界一流技术水平的密炼中心。在双星你会发现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不胜枚举。

汪海“双星没有农民工”的平等观不仅成就了那些敢于奉献、敢于拼搏、敢于创新的双星员工，更成就了双星这个大集团，成就了双星这个民族品牌。

四  法规是保证，落实是关键

企业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具体化和重要组成部分。从静态看，它是企业法律规范及相关各项制度的简称；从动态看，则表现为完善的法律规章，公正而严格的执法执纪，深入的普法，高水平的法律意识所构成的法制体系，其基本精神仍然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它包括社会和企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相互加强的两个层面：一方面，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平等地处理、保护和约束企业；另一方面，企业依法塑造合格主体，约束、规范管理和经营活动，维护企业、员工及用户的合法权益。汪海的企业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加强纪律性，名牌无不胜”的规则意识和“不抓制度贯彻落实的领导不是一个合格的市场领导”的纪律的实施观念。    

纪律是一切工作胜利的保证。毛泽东同志讲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时是指战场。在现在的商海大战中，汪海提出“加强纪律性，名牌无不胜”，没有组织纪律性，一切都等于零。他认为，组织纪律性是所有厂长经理都要时时刻刻讲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放松；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厂有厂规，哪里也不是绝对自由；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纪国法和规章制度都是为了保证社会和团体的正常运转，没有了这些，就会出现混乱，社会的、团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要受损害，所以要有令就行，有禁就止，强化纪律。

1．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法规和标准概念的认识

汪海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法规和标准，就是上层建筑的产物，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纪律；而纪律又是约束人、控制人的制度，是为保证整体利益不受损失所制定的标准。建立制度、法规和标准的目的，大到国家和社会而言，是为了巩固国家的政权，保证社会整体利益不受损失；小到双星和个人来讲，是为了保证企业的发展，保证大多数双星人能够吃上饭。在制度、法规和标准的制定方面，必须自己总结、自己制定、自觉遵守，千万不能凭感情或是想当然去执行制度、法规和标准。

汪海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法规和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制度、法规和标准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度、法规和标准可以几十年不变，而且在制定完以后还可以贴在墙上、锁在抽屉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革制定出与当前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法规和标准，而且制度、法规和标准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符合于历史条件，符合于当前状况。

2．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法规和标准重要性的认识

汪海认为双星创造的这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法规和标准是衡量每个单位和部门领导者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大家综合素质的体现。双星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制度、法规和标准的约束，接受制度、法规和标准的控制。制度、法规和标准不仅是双星所有事业发展前进的基础，更是一切工作得以顺利实施的保证。

汪海认为双星创造的这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法规和标准是大家处理事情的标准，是做人标准的体现。提出必须强化法治管理的意识，这不仅是双星发展的规律，更是名牌发展的规律。

汪海认为双星创造的这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法规和标准是和双星大业紧密联系的，是和双星利益不可分割的。一个单位或部门，乱，首先都是从制度、法规和标准贯彻得不好开始乱；差，首先都是从制度、法规和标准落实得不力开始差；垮，首先都是从制度、法规和标准执行得不好开始垮。

汪海认为双星创造的这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法规和标准是双星大业得以顺利前进和发展、“三大三高”宏伟目标能够尽快实现的基本保障。必须用制度、法规和标准来战胜本位主义，战胜“小团体”主义，战胜个人利己主义，以此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确保双星事业健康、稳步地发展。

汪海认为双星创造的这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法规和标准是和每一个端双星碗、吃双星饭的人都有直接关系的规章制度，是为了维护全体双星人共同利益的规章制度。提出“双星进入新世纪发展必须依法治厂、依法管理、依法管人”，要想真正达到“依法治企”的目的，更好地适应市场的标准，过上市场的日子，吃好市场这碗饭，就必须用制度法规来约束、来管理、来提高，这样才不会被市场发展所淘汰。

一个国家经济的活力来源于企业的活力。而企业是否具有活力，则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既能维护企业的各项权益和市场竞争秩序，又能限制其损害消费者和公众利益的企业制度。在实践中，汪海也正是把“加强纪律性，名牌无不胜”的规则意识运用到具体的管理当中，创造出了以“三轮、三环、三原则”为主要内容、实现人和物管理最佳结合的双星“九九管理法”；独创了“一单一算，一段一算，一胎一算，当天出成本”的资金切块管理法；创立了“有岗就有责，有责就有法”的法治管理新模式。

法的制定只是解决了法的实然性问题，而要把纸面上的法落实到社会生活中、落实到人们的行为上则要靠法的实施。回顾双星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双星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与制度法规的严格贯彻落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定置定位的现场管理为突破口，通过数字跟踪卡，资金切块，管理的细化、量化、深化的不断深入，双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此创出了双星名牌，构筑了“大双星”的发展框架。

汪海认为在制度法规的贯彻落实方面要做到“全、细、严、深、变、带”六个字。所谓“全”是指所制定的制度法规的内容要全面，要涵盖包括公司领导、职能处室、生产经营、后勤保障等在内的多方面内容，尤其是对管理人员所制定的制度法规更要加强、不断健全完善。所谓“细”是指所制定的制度法规要细到一根针、一根线，细到每个岗、每个人，要做到“有岗就有责、有责就有法”，使每个岗、每个人做事有标准，行动有指南，工作有方向。所谓“严”是指在制度法规的贯彻落实方面，要制定严、考核严、执行严。如果有了“全而细”的制度法规，大家不去严格执行，而是将制度法规“写在纸上，挂在墙上，锁进抽屉里”，必将是废纸一张，必将使制度法规流于形式，并会带坏作风。严肃法规、严格执法是一切工作得以顺利发展并巩固提高的基础和保障。所谓“深”是指所制定的制度法规要能够不断地延伸，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提高，尤其是能够将制度法规与工资分配结合起来，能够和“钱”紧密结合起来。因为“深”的含义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口头上或是纸面上，更重要的是要和自身利益挂钩，通过重奖严罚，才能够真正达到“无缺陷管理，零质量损失”的目的。所谓“变”是指所制定的制度法规能够根据工作当中暴露出的问题与失误及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地修改，不断地完善，这也是符合市场发展运行规律的。因此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依据市场变化不断地去学法、制定法、执行法，只有这样才能跟上市场快速多变的发展步伐，才能符合市场对我们的要求。所谓“带”是指各级领导在制度法规面前要能够带头学习、带头考核、带头执行，即使公司领导触犯了制度法规，同样也得依法办事，照章处罚，根本不存在网开一面的做法，真正将“在双星法规面前人人平等”落到实处。

    总之，在制度法规的贯彻落实方面，汪海认为要突出一个“严”字，破一个“情”字，做到一个“实”字，抓住了制度法规的贯彻落实就等于抓住了名牌高级阶段发展提高的“纲”。

五  以德育人，依法治事

人治与法治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人治强调个人的绝对权威，法律服从于权威的个人，统治者完全凭一己的意志、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准进行统治；法治强调法律的至上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强调保护人权。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这大大限制了市民社会的形成，限制了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崛起，“权威意识”、“青天情结”、“关系哲学”成为人们内心挥之不去的价值认同，一直以来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

公司治理是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混合作用的产物，并受人文、观念、法律制度等影响。实践证明，并非只要套用同一公司治理模式，该公司就能得到良好发展了。而且，公司治理模式也并非灵丹妙药。从公司治理的演变而言，它绝非理论上的科学设计与制度安排，而是公司参与各方围绕权利分配均衡斗争的结果。因此，许多专家认为，不要无谓地去寻找所谓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适合一国的模式并不一定适合他国，唯有靠自己去摸索总结才是正途。

在市场化条件下，我国公司所追求的效率和赢利目标，从表面上看是合理的，但实际上却在相当程度上不具有可操作性。相反，我们传统的伦理价值，以西方的市场经济标准分析，是不合理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产生了正向的效应。如何协调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汪海对此问题给出了绝妙的回答。他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领悟，并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把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的核心精神融入企业管理，独创了“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的道德管理新方法，创立了“人治管理、道德管理、权威管理与法治管理”四位一体的公司治理新模式，并提出“无情的纪律、有情的领导”，“全员从严、领导从严、严而公正、严而有度、严教结合、严而有情”的管理真经。

对于人治管理、道德管理、权威管理与法治管理四者之间的关系，汪海认为人治管理、道德管理、权威管理与法治管理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在事业发展当中，权威管理及人治管理是必需的，但它仅仅是暂时的，而道德管理则是一项长期的教育问题，如果完全依靠道德管理也是行不通的，必须和法治管理相结合才能见到成效，唯有法治管理才是长期的、永恒的。概括来讲，道德管理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法治管理是事业发展的根本，人治管理是事业发展的措施，权威管理是事业发展的保障，最终达到“以德育人，依法治事”。

对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汪海认为道德和法律是相互作用的，法律是道德的监护，道德是法律的补充，道德是企业内一种重要的调节力量，必须要十分重视企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建设，如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等多种方式，提高经管者的经营道德和职工的职业道德，形成诚实、守信的企业良好氛围。在制度管理和权威管理的基础上，汪海更追求道德管理。他认为，再严密的制度，也有漏洞可钻，责任心再强的领导，也会有疏漏，管理的学问就在于，既要管又要理，要在“理”字上多做文章，要运用政策、制度、道德、感情、精神综合地进行人的管理。

汪海总说：“企业负责人要常修企业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正是这样一种做人做事的人生境界，使汪海创出了一套双星特有的，而且被市场证实合理可行的公司治理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市场经济下“摸着石头过河”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之路。

汪海的法治思想对于双星集团从工厂到公司、从生产一线到市场一线，集管理机制、分配机制、竞争机制为一体的，完整的制度、法规和标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灵魂作用。它不仅是全体双星人共同的精神财富，也能对其他国有企业的法治建设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许多重要的启示。

第一，双星的成功，需要伟大的思想作为先导。双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想的解放史，正是有汪海的法治思想才创造出了这套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市场发展规律、人性发展规律和自身发展实际的制度、法规和标准。

第二，理论需要变为硬性的制度才能充分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双星独特的市场理论是指导双星成功的关键因素，而理论的指导作用要想充分落到实处、在实践中发挥作用，需要变软性的理论为硬性的制度。汪海创造性地把双星市场理论变为企业自身的制度、法规和标准，并严格依规抓落实，走出了一条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之路。

第三，制度、法规和标准的制定要综合考量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制度规则标准，立足本国的社会现实、历史文化与民族传统，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只有这样，所制定的制度、法规和标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切合自身实际、符合市场规律、接轨国际规则，抓好落实才能见成效。

    （撰稿：刘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