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企业的典型

——汪海在双星集团公司第二届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经济日报》记者童之琦：我想请教两个问题。首先请教一下顾部长。刚才顾部长在讲话中说，双星是办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的典型，并且要在全行业推广他们的经验。我想请问一下，双星集团公司作为加工工业企业，对搞活全行业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什么指导意义？另外我想请教一下汪海总经理，从1984年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我在厂里也听说八年辛苦不寻常，确实是双星集团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八年抗战”。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八年当中企业在发展中遇到哪些困难和阻力，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谢谢！

顾秀莲（原化工部部长、出席招待会的贵宾之一）：因为汪海这个双星集团是个加工工业企业，因为制鞋、橡胶行业都在我们的化工系统，同样是加工工业，汪海同志是橡胶胶鞋协会的理事长，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行业来推广他们的经验是很值得的。首先一点是转换经营机制好，开拓了市场，用市场来保证市场，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推广的；另外它的内部机制也改得很好，内部调动广大工人的积极性也搞得好；第三，我觉得就是他们领导机制也转换得好，它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典型，另外内贸和外贸的关系这一方面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借鉴，所以我想要总结他们的经验在全行业推广。特别是在当前加快改革、开放的前提之下，它的这些做法完全符合现在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它已走出了路子，取得了成就，实践证明这是走得通的。

汪海：《经济日报》的童记者提出的问题，对我们1984年到现在整个发展已做了肯定。刚才我们书记已经介绍了我们的发展。我觉得我们是一靠中央宏观上的政策，就是改革、开放；二靠各级领导。今天在座的我们市里的各位领导，特别是我们市里的主要领导和原来我们的市委书记，现在的山东省顾委副主任，咱们的刘主任，对我们这个集团公司支持很大，假如说没有当时刘书记的支持，可能今天这个第二次记者招待会就开不成了。再就是我们的部长、市长亲自参加我们这个会议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支持。第三就是靠我们刚才那九条。讲到阻力，这八年来阻力说起来可能得说三天三宿。但是概括起来我觉得有那么几点，最大的阻力是思想上的阻力，观念上的阻力。做一件事情最难的就是观念、思想和社会上的不理解，这种阻力比任何阻力都大。在上运动鞋厂和出口鞋厂这两个项目的时候，我都是24小时办公。我的工人们有的两口子在这儿会战，晚上孩子就放在案子上躺着啊，我去看的时候我都流泪了，我这个男子汉一般是不流泪的。我说一百天要上去，10月1日献礼，我向山东省银行行长保证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名气不像现在这么响，我要了60万元钱做了保证，三个月上不去，我这个党委书记就不干了。从这儿打响了以后，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阻力。内部的问题我觉得随着这些年的改革，我们的思想工作有很大的转变。就是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思想观念阻力还大，这是我第一点感到阻力最大的，也是在这八年来，我们在不断解决的。特别是刚才思想政治工作那六点突破，我们认为是很有特色的。怎么解决阻力，在我们这个小环境、小气候当中我们就用了这六点突破，解决了内部问题。外部我有什么招呢，来一个干脆不理他。他们说我的时候，我就自我感觉良好，就行了。所以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我们按照中央的改革政策，结合着我的具体情况进行不断的探讨。下一步，随着今天集团公司的成立，我们将继续攀登，走向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就像刚才部长、市长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那样，我们比他们提的这个要求还要高一点，不辜负他们对我们的希望。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臧国华：在双星这两天里，感觉到从上到下有一种自豪感，我们也觉得他们有理由感到自豪。同时我们也听到双星的领导和职工在讲，市场是战场，竞争是战争，既然是战场，既然是战争，那么打仗就有胜有负，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想问的问题是，双星是否到了立于不败之地的地步了呢？双星所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是什么？双星为了应付这样的威胁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有哪些具体的设想？

汪海：我觉得我们事业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竞争也是无止境的，停止就意味着倒退。一切从零开始，我们相信只要宏观上给一个好的环境，我们内部坚持务实这种精神的话，就凭我们现在的条件和基础，和我们现在职工的精神面貌，我认为我们是可以不断地攀登、可以不断地领先的。能够实现我们东半球一颗星、西半球一颗星的目标，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双星将照遍全世界。

臧国华：制鞋行业从世界上看有一个自西向东移的迹象。因为制鞋业现在在美国已经没有了，发达国家也就是德国、意大利还做一些。东方的中国台湾过去是制鞋的大户，现在也不做了，南朝鲜还做一点，印度尼西亚、泰国也在做一些。我想说的就是，现在厂商主要集中在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因为我们劳动力便宜，可是我们应该看到一些国家也许比我们更便宜，比如说像越南这些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世界的鞋商也许还要到那儿去投资，到那儿去建厂，那么它们如果和我们竞争起来，可能比我们占一些优势。我就是想，我们所面临国际上的竞争，这些竞争可能不是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而是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一些条件比我们差的国家竞争，对于他们，双星有没有意识到有哪些威胁？

汪海：你提的问题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你对我们的鞋类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实际情况现在竞争得相当激烈，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等国家。现在制鞋业已由西方转向东方，也就是说我们东方人现在都开始做鞋，为什么呢？因为亚洲人多，劳动力便宜。做鞋世界上没有什么先进的技术、自动化，你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热硫化和冷粘工艺，这就是带有世界水平的工艺。作为技术来讲，我们比别人还差一些，但是我们的设备和工艺都是世界水平的。威胁我们早就意识到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了解这个情况，去年我带队去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行考察。前天又派了一批，对这些地区进行考察。我们竞争的对手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东方，但是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比他们有优越性。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到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看了一下，他们制鞋企业的班组长都是中国人，他们的车间主任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真正的当地人做鞋子的还不行。但是这不是个绝对优势，人家可以改变的。我认为我们要想和他们竞争的话，现在我们的条件、制度、中央的政策加上我们集团的努力是可以的，关键是配套没有上去，现在你们看的高档鞋，除了做鞋底的橡胶，基本没有国内的。上次纺织部长来，我跟她说，这个毛巾布都是我进口的，一年需要300万美金。就是配套问题解决不了，配套解决了，宏观上再允许的话，我认为我们和他们竞争是没问题的。宏观上和配套不解决的话，他们比我们的政策优惠，他们的产品到各个发达国家都免税，我们没有这一条，我现在到美国去的鞋子都是48%的税，如果再不给咱最惠国待遇，那一下子就演砸了。所以我们国家整个宏观上的政策，再加上这两条，再加上我们的拼搏，我想没问题。

臧国华：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汪总和集团公司其他领导说，集团公司现在创汇达3400万美元，当然这个消息我们也感到很高兴。但国外有一些制鞋商，他们不谈赚了多少钱，只谈我的质量多么好。如果你特别大张旗鼓地宣传赚了多少钱，实际上就是把你的生意推到了一个不利的位置。比如说，你已经挣了那么多钱了，也让我挣一点。我就是在想，汪总经理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没有。因为世界除了咨询调查可以查到这个事情，一般他们是不说的。

汪海：这一点我可能没说清楚，创汇今年我开始报2000万美元，我们橡胶司司长和市长说我吹牛。后来一下来了个政策，就是你报多少，就给你多少优惠政策。我一计划，不行，我认为到年底可以达到3000万美元，

创汇1-5月份我已经达到了1500万美元，所以说，到年底3000万美元是没

有问题的，估计比3000万美元还多。这一次又冒出来了，因为创汇越多，

给的优惠政策越多，我干得越有劲。但是我得到的钱多少没有说，得到的

钱并不多。我是大进大出。买的材料，然后又付出去。

俞正声（青岛市市长，出席招待会的贵宾之一）：一个是净创汇并不是太大；第二个利润是微利的。我们现在利润水平比他们高，主要是我们的卖价还没上去，利润是微利的。

顾秀莲：赚得还不多，很少。

《中国企业报》记者刘宏义：在对双星的采访中，我了解到，双星有一套比较成功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就是“九九管理法”。我想请汪总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套管理经验的形成过程，另外，随着企业的发展，这种体系有没有新的发展和补充？

汪海：刘记者是搞企业报的，很注意研究企业管理，在这方面我非常感谢企业报对我们的支持，企业报在总结这个“法”时，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同时我们提出的“九九管理法”，随着我们现在的管理在不断发展。我认为，第一，我们在不断完善我们的“九九管理法”，第二，我们的“九九管理法”又注入了新的内容，所谓新的内容，就是我关于市场论述的这一段。市场是检验企业的唯一标准；市场是战场，只有像打仗那样，我们才能在市场站住脚，才能取得胜利。在政治思想方面，我们又提出了六个突破。新的时期在政治工作的观念上不进行突破的话，想振奋职工的精神面貌，想把你的小环境净化是很难的，所以说我们是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也希望我们企业报的同志下次再来总结。

美国《商业日报》记者珊笛：你们是中国北方的制鞋厂家，在这里你们要和国内许多合资企业和其他厂家竞争。你们面临这么一个现实，靠近香港的一些厂家他们装运起来比较方便，广州、南方一带，他们装运起来也比较方便，运费也比较低。在相当一些合资企业中，它们可以把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精力花在接受订单上。我在美国和许多经销商谈过，有些做生意的人，他们不是合资企业，而是一些国营企业，那么这两方面有一些差距了。现在美国国会在讨论我们的最惠国待遇，在讨论过程中，现在一些议员提出了一些最新的提法就是将不全撤销最惠国待遇，只撤销中国国营厂家的最惠国待遇，如果这个情况变为现实，您这个厂家是不是要受损失，像华南我们有一些合资企业，他们不在其中，因为他们不是国营企业。

汪海：我们青岛也是一个开放城市，我们的通讯、交通条件都很好。

当然在这点上显然和南方有差距，但我认为越来越小。刚才我们介绍的情况，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在深圳有我们的合资厂，我向部长和市长都汇报了，这个合资厂在深圳开起来已有两个月了，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多增加一些鞋，增加一些线，减小一些差距。不管是合资厂，还是国营厂，最后的竞争是品种上的竞争，是服务上的竞争和信誉上的竞争。今天来的十五六家“上帝”，都是我的大客户。他们就是从南方过来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问题。关于在美国贸易的问题，国家领导人多次讲话阐述得已很清楚，双方都得依靠。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国家领导人说得很清楚了，我是个鞋匠，这个也讲不太透，请谅解。

越南通讯社记者阮春正：请问汪总经理，你们强调市场因素，一切以市场规律办事，全员转向市场。我看你们不强调计划因素，作为一个国营企业，现在国家计划对你们的控制，对你们的约束如何呢？你们强调向市场迈大步，市场是战场，对你们来说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来自哪个方面？请问总经理先生，您的收入和你们的领导班子的收入是多少，比普通的工人高多少？谢谢！

汪海：我和越南有特殊的感情。在1964、1965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我在你们那里帮了15个月，我是指挥排的排长。你的问题对我们企业和宏观不一样。宏观上邓小平讲了，计划也有市场，市场也有计划，这是指宏观上来讲，但是作为我们这个企业来讲，过早地进入了市场，因为我们这个企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企业，生产日用品，它本身就存在于市场，始终受其控制的。国家计划，现在可以说一点没有。市场就是我的计划。每年我们报计划，每年年初我们都大约估摸个数，估个最低数，到年终都超。所以我们整个产品是市场计划。我们现在的压力就是竞争。工资，我的工资最高，当然我得的称号按照国家有关部门下的文件我算了算，接近七八百块钱了。但是后来中央组织部下了个文件，不管获得什么称号，只准长3级，压了下来。现在我的工资是350元钱，比二位政府官员都高，所以说我的生活很好。从去年和前年实行了承包以后，我的职工的工资大幅度地增长，最高的一个月有拿到600多元的，包括奖金，什么都在内。最低的保持生活费。虽然内部改革拉开了档次，但是我们这个制度下有好多福利待遇，如我们的班车就不要钱，所以我们的职工还有我们领导层的生活是年年在提高，我们争取提前奔小康，这一点我们很有信心。我的回答完了。

《中外管理》杂志社记者涂永红：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向顾部长提，刚才顾部长讲了要给企业放权，就是说实行承包的方式。那么对企业怎么扩大，向哪个方向扩展呢？我想问一下，像现在的双星集团发展已经跨过了本行业，就是说超过了化工部的行业，涉及其他行业。但我们现在实行的是行业归口领导，这中间肯定涉及行业之间的矛盾。如果双星集团涉及这些矛盾，部里给予什么样的支持？有什么政策没有？第二个问题是向汪总经理提的问题。咱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微利行业，集团要发展，肯定要向高利行业发展，比如：旅游、服装、电子行业，这些都是高利的行业，那么您这个鞋业大王是不是也能成为服装大王和电子大王？如果能成功的话，有什么具体措施？

顾秀莲：作为我们部里讲，企业都放给基层了，当前企业放权的问题，就是放五权吧，劳动工资权啦、经营权啦等等。至于跨行业、跨部门我认为没问题，现在我们提倡跨行业、跨部门，组织集团公司。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我们中国的讲法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反正咱们要跨出去。至于跨出去以后，现在是一种新鲜事物，但是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发展过程就可以创造经验，创造办法，这是一。第二，我老实地讲，要依靠我们的市长。因为市长不是个条条，他是个块块。今天市长来了，经委主任也来了，这很重要，他可以全市来平衡来协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俞正声：她提的这个问题，作为政府来讲，支持企业跨行业经营，首先的问题是要解决一下企业的主管部门和行业的主管部门要分开。我们青岛准备在两个系统做试验，一个是轻工系统，现在有一轻、二轻两个公司，还有一个是机械电子系统，现在有机械局、电子公司。在这几个系统里企业的主管部门和行业的主管部门分开，行业的主管部门准备成立机电局，20个人；轻工方面也要成立主管部门，轻工局，20个人。然后把原来的主管局和主管公司改成资产公司，资产公司经营范围不受原来行业的局限，可以跨行业经营，也就是说企业的主管部门还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不是面向直接的物质生产，而是面向资产的管理和资产的经营，行业的主管部门要大大地压缩，不直接管企业，我看这可能是我们将来改革的一个方向。这个问题解决了，像汪海他们跨行业经营和主管部门的矛盾就容易解决，容易处理了。

汪海：我们企业就是要赢利，所以说什么赚钱，企业家就干什么。现在除了房地产这个权市长不给我以外，其他我都想干。

俞正声：房地产也不是不给你，只是居民住宅的房地产开发不放开，为什么这一块不放开呢？因为房地产开发对我们是新事物，全面放开，条件不成熟。居民住宅太敏感，比如说房地产搞完了，房地产公司走了，质量问题找谁？水、电出问题找谁？在这个问题没有比较完善的法规的情况下不能全面放开房地产。我们现在放开的是什么呢？是公寓、写字楼、别墅、商业设施，你汪海愿意搞什么搞什么。居民住宅我现在在统制，为了避免社会的动荡。因为房地产市场没放开的时候，房价在一定阶段是要上升的，对居民住宅影响大，我们承受不起。公寓、写字楼、别墅没有问题。再一个，综合性的房地产公司，少批。珠海就两家，我们现在有10家已经够多的了。搞公寓、写字楼、别墅的有多少批多少。第三点，建议我们市内的企业，目前经营公寓、写字楼、商场的要慎重，因为房地产太热了。我建议大家慎重，如果你愿意冒险，我也让你冒。

汪海：刚才记者提到我们发展的问题，我们一天要生产15万双鞋子，这15万双鞋子所用的东西我要配套，不知纸箱厂你看到没有，还有印刷厂，那都是相当规模的。所以我们想以集团自身配套，自我完善，肥水不流他人田，来壮大我们的势力，提高我们的效益。像我们这个屋子的天花板就是我们裁断裁下的下脚料、布毛和合成革，我们通过加工搞成的。我出了个点子，工程师搞出来的。就这个屋子我们要节约上万元钱。像装潢，我自己成立装潢公司。现在我们要上袜子，高档鞋全部配袜子，现在我的袜子针织二厂给我提供，他们正好没活儿。所以在逐步配套的前提下，提高我们微利产品的效益，保持我们这个鞋王的想法。当然能不能保持，还要靠拼搏了，在其他行业能不能成王，我但愿如此。我认为我的年龄不允许我再那么个拼法了，以后可能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去完成。所以说随着宏观上的发展，我们这个模式越来越扩大，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发展，你们看到我们外面就是13个商场。现在我让机关建成实体化，我给机关两个项目，机关今年我就给平均3300块钱，其他200块钱他们自己挣。他们现在糊纸盒，一年就是110万元加工费，过去在高二团和团岛部队干，今年让我全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这110万元就在我职工手里了。我们先自己富起来嘛。我们正在向这方面不断探索，我相信，我们能够富起来，但我们的阻力也很大，我相信随着宏观的发展我们也能解决。

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范建山：请问汪总经理，在山东对外开放中，青岛是龙头城市，双星集团对山东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开放将发挥什么作用？第二，双星鞋业集团在不断发展，在吸引外来技术方面，有何优惠政策？

汪海：山东的鞋厂我们是最大的，作为一个综合性集团来讲，在山东的竞争我们是有规模的。目前，山东的厂子，除了威海，都是我们的工程师帮着搞起来的。后来我联营搞了十几个，“离婚”4个，基本上小的鞋厂和我竞争是有威胁的。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双星在整个鞋业，特别是热硫化鞋方面是龙头，由原来的全国同行业的对抗竞争变成模仿竞争。在去年和前年，特别是在大厂，包括我们的上海老大哥在内，他们是不服气双星的，从去年下半年特别是今年以来，是仿双星、跟着双星走，所以由对抗竞争转为模仿竞争，由过去的不服气，到今年一些大厂的厂长在成都开会一致推举我当他们“帮主”，这是一点争议也没有的。我认为这个在山东来讲能起到一点作用。但是我们假如不前进，这个作用也不是永久性的，是暂时的，这一点我们很有自知之明。所以我们在山东还是能起龙头作用的。第二个问题是优惠问题，最近我们从外地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大约50多名，我都给他们提供了房子，有创造性的都有重奖。我们在不断地引进技术人员，对技术人员的政策是相当宽的。我的老工程师，现在有的都67岁、68岁，还有70岁的，我也没让他们退休，我算了什么账呢？他们还能帮我做好多事，什么待遇我都给他们，住旧房子的都调到新房子来，这些技术人员一直在双星领导下为双星奋力拼搏，为双星贡献终身。

《中华儿女》杂志社记者张志刚：借双星集团招待会，向我们青岛市的俞市长提几个问题。一是青岛市改革开放的热度在全国影响比较大，您是否能从宏观上介绍一下下步青岛市改革的打算和想法？第二介问题，如果下步美国真的对我国实行制裁的话，作为市长，您该如何处理？

俞正声：最惠国待遇本身是对等的，它不是美国的一个恩赐，也不是我们乞求，是两个国家对等的一个条件。美国如果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是对中国的歧视，对中国人民的污辱，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如果真的取消，我们将告诉我们的工人，是美国对我们中国人的污辱。会不会有打击呢？肯定会有。青岛啤酒厂，国家企业，一年出口3000万美元，如果对国营企业取消最惠国待遇，那青岛啤酒厂的出口要受影响，但是我们也有的是办法，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变通办法有的是，仍然可以维持我们的出口不受影响。美国现在正在酝酿对国营企业进行限制，对集体和合资企业不限制，这是坐在屋里想出来的天方夜谭，是很蠢的一种办法，也是实现不了的一种办法，我们照样可以有办法来对付他们，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打算，今年我们改革有这么几项，一是三项制度改革，企业就是经营机制了，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约束机制，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突破，企业亏了怎么办，企业破产了怎么办，没有这一条的话，内部经营机制缺少动力和压力，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突破。我们青岛在做试验，双星也在试验了，叫做“双自”试点。“双自”试点是在增加约束的情况下才放权，不要笼统地谈放权。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在谈放权，但放权里头缺少个约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搞这个“双自”试点。我们这个试点就是你亏了怎么办，你的利润完不成怎么办，工资怎么降，厂长怎么办。但这个东西还不是最根本的，根本的是破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青岛企业改革，当前抓的重心还是三项制度改革。全员合同制、岗位技能工资制和待业保险，这是我们今年的一项。政府机制改革主要是政、企分开试点，政、企分开，企业主管部门改成经营公司，政府的主管局变小、变精于，这是第二项改革试点。第三项改革就是政府机关实行辞退试点，已经在工商局和税务局开始了实行辞退制度试点。第四项是住房制度改革，7月1日就要出台了，大体上当前青岛的改革分这几个方面。

《经济参考报》记者高鹤君：现在流行这样一句话，就是不找市长找市场，现在国家的一些经济体制改革，也是要把企业推向市场，让企业有足够的自主权，走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道路。双星集团在以前的几年已经走了这条路了，这一次双星集团由市政府管理，化工部同时也在管理着这个企业，这样一来，双星自主权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另外我想问问俞市长，企业由市政府直接领导，直接管理以后，市政府对企业究竟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职责，扩大一点说，是青岛市对企业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

汪海：这个不受什么影响。部里是作为宏观上行业指导性管理。市里是全面的宏观管理。整个来讲都按国家宏观上的放开、放权，企业搞活、搞好这个原则办，你搞好搞活了，不管部长、市长都支持，你搞不好，搞不活自己遭点罪就是了。

俞正声：把双星变成一个市直企业减少了一个管理层次，原来的管理层次，它上面还有一个公司，现在变成市里的，就跳过了橡胶公司。第二是扩大了它本身的管理权限，它原来的管理权限跟市里的管理权限还是有差别的，现在它级别高了以后，它的管理权限就扩大了，出国的权限，项目的审批权限都扩大了。第三，变成市政府和化工部直接领导，我们管不过来，实际上等于全是它的了。他们这里是“双自”试点，我们市政府有规定，叫管三个一，其他不管，一个是党政一把手要管，第二个是承包基数，第三个是工资总额，其他的用工、干部的任命都自己管。刚才问我，我们市里的经济管理模式。企业的管理方面是不是大体可以分两个部分，大型企业将来是市政府委托经营，市政府直接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局监督这是一类，是大的企业集团。所谓委托经营，这块财产是国家的，市政府代表国家来管理，这个管理是把企业的财产交给你来经营。大型的联合企业，像电冰箱厂、啤酒厂，还有双星这儿，还有自行车公司，都是这种形式。还有别的企业集团，它们由国有资产管理局来监督，要不要组成监事会，还是别的什么会，将来再议。第二类，大量的中、小企业要由资产管理公司来管理，取消行政性的公司和主管局。行业的主管局缩小，只管行业，不管企业。资产管理公司也是企业，也要实行合同制，它的工资也要和下属企业挂钩，大体上分这么两类管理。这是设想，还没开始实施，要逐步实施。

《中外管理》杂志社记者黄朝晖：请问汪总经理，现在双星集团资金周转天数是多少？

汪海：我们资金周转天数现在是87天。淡季这个时候可能又上来了，也要100多天，旺季时最短达到87天。

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李世全：今天看到省里的老领导，省顾委的刘鹏主任来了。我们和汪总经理多年的接触中谈到双星时，汪总总是要提到青岛市老市长——现在的刘鹏主任，对我们双星的关心和支持。有时确实表露出一种感激之情，请刘鹏主任谈一下对双星的总体印象和对双星有什么希望和要求。

刘鹏（原山东省顾委副主任、出席招待会的贵宾之一）：双星所以能搞起来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刚才提到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八年以前。在青岛市来讲，企业请记者来开发布会，这是第一次，当然大家就有点惊奇了。

说三道四难以避免，也有其他不同的看法。这一点当时的市委大家看法是一致的，总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企业的知名度，产品的知名度对企业的经营关系非常大。刚才讲到了企业离不开新闻界，借助于新闻进行宣传。那时对广告还不大认识，唯一的主要问题是觉得它多管闲事。另外每个记者一双鞋宣传产品，就对双星有说法，是不是不正之风啊，现在大概没人提这个问题了。当时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是1984年。咱们的改革开放是1979年开始的，但作为城市改革是1984年开始，那时出现，是可以理解的。今后的双星，路还很长，我完全相信双星人会搞得更好。也预祝他们搞得更好。现在部长、市长都支持，我们的顾问委员会只是敲敲边鼓吧。新华社记者张荣大：因为今天是联合办公，就提个联合的问题。外人称汪总经理为“鞋王”，在同行业被称为“帮主”，刚才顾部长和俞市长也予以比较高的评价。在这种盛名之下，汪总经理您是只想做一名中国鞋业的鞋王，还是想作世界鞋业的一方霸主，对此您有什么雄心？第二个问题，如果汪总经理有此雄心，困难和胜利也是并存的，在座的顾部长、俞市长怎么扶上马送一程。

汪海：“鞋王”最早叫出来的是你们新闻界，开始我是不同意的，这种叫法有点过大，我说还是叫企业家，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发表文章，叫中国“鞋王”汪海，我看完以后没办法，不承认也要承认了，我感谢那位记者。我觉得“鞋王”和“帮主”总是都差不多，不论是“鞋王”还是“帮主”我都想当，但是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和努力。问题我刚才说了，在宏观允许的情况下，怎么样再继续把我们各项工作搞好，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我想在整个宏观前提下，又有我们的条件和基础，能够继续搞好。我们不是为了“王”，不是为了霸主，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想为共产党做点事业，我自己有自知之明，我是个事业型的，不是什么“王”型的。顾秀莲：我们肯定支持，他有困难我们帮他排除困难。

汪海：一般他们不告我的状我不找市长。企业内部的事，包括资金的事，我找金融界的朋友支持，企业的事我从来没有增加市长的一点麻烦，都是他们告了我状了，我不说明不行。刘书记在这里也是这样，半夜砸门我得说明，不说明不行，我要申诉。所以我一般不找市长，但我找到了以后，他们是绝对支持我的。假如说没有各级领导的支持，就没有双星的今天，也没有汪海的今天。部长作为一名中央委员参加一个企业集团的成立

大会，这就是最好的事实支持。我们省顾委刘主任在大连专程赶来，参加我这个会，这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座的我们市里的领导，他们今天出席这个会议就是对我的支持，所以我讲主持正义的还是多数的，支持我这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我自己怎么干。

云南电视台记者曾松林：我想结合云南实际，提一点与乡镇企业有关的问题。汪总经理，在我们采访当中了解到，双星企业下属有75家企业，还有不同的经济成分，有国营、有集体、还有其他的，其中乡镇企业占有相当比例。我的问题是，你们在过去工作中是如何处理好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汪海：对乡镇企业，我是一个最大的支持者。最早从1983年开始，那时中央还没有提出横向联合的时候，我叫老产品扩散。我们这个企业，当时鞋堆得就和我这个假山这么高，我们这个办公楼，有一半装鞋。当时情况很艰难，就是产品不适应市场。我们上市里，上各个口去要钱，怎么办，我就不说了，牵涉我们一些主管部门的事情，最后没办法，我汇报给当时的刘鹏书记，他说我这个想法很好，我说不搞不行，那是1983年底。1984年我就开始扩散老产品，因为1983年我正式任这个厂的党委书记。我1975年在这个厂政治处干了两年主任，以后干副书记干了六七年，然后又干了厂长，一共18年的历史，青年献给了部队，壮年献给了双星，“误入鞋途”，但是我对鞋有了感情。搞扩散的时候，我搞了13个联营厂，13个联营厂现在配套厂还都是紧密型的、半紧密型的，其他的成型厂已经都“离婚”了，还有两家到三家还没有算清账，一直占用着我的钱。但是现在来讲是我的竞争对手，有它们也好，增加了我的竞争的压力。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是国家宏观上的政策，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借这个机会你提醒我了，就是说加工工业应该是壮大集团势力，不能那么个分散法。我们的优势在农村，集团已经形成规模了，怎么发挥集团的势力？你看我现在搞的这几个大的帮厂，都有八九百人，一千多人，五六百人，他们一动我就受不了了。最近，就有点晃荡，假若说帮子能够供得上的话，今年的创汇我可以告诉大家，不是3500万是4000万。可帮子我说了不算，干不起来。我说你不能停产，他说，我得休息。加工工业这种集团怎么搞法，我觉得体制要破，但是没有捅破，开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干，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要发挥我们党的优势，把它们统一形成一个拳头。我觉得宏观上这个是对的。乡镇企业我的总的想法就是应该分别对待，这样对指导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有好处。

（原载《潇洒的奥秘——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