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星集团总裁、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汪海访谈录

任 森

认识汪海

○1995年评的全国驰名商标19种，“双星”榜上有名。

○周总理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再过两年，汪海担任国有企业厂级干部也将26年。

○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20名中，把企业办到全国，走向世界的也只有汪海！

○汪海，来自微山湖畔，敢说敢干，人称水泊梁山第109条好汉。

○汪海是光着脚走出微山湖畔的，一不小心做出个世界级的名牌。

○汪海，土生土长，经过五代国家领导人，至今仍在“上蹿下跳”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

○敢与省领导较劲的、从未进过党校和任何学习班的国有企业家，也只有汪海。

○有人说，美国报纸上登共产党人手里拿鞋的照片有两次，一次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用皮鞋敲着讲台，怒不可遏：一次是中国的鞋王汪海，笑容可掬地极富感染力的展示自己的产品。

○汪海说，我是国家“二级干部”：一级是鞋匠，二级是鞋王。

职称：“中将”（双星）。

汪海语录

○有人就穿鞋，关键在工作。

○等待别人给饭吃，不如自己找饭吃。

○只有没管好的企业，没有管不好的企业。

○无情的纪律，有情的领导。

○两眼盯在市场上，功夫下在管理上。

○爱厂如爱家，理厂如理家。

○全员转向市场，人人关心质量。

○树中国人自己的商标，创中国人自己的名牌。

○创出中国人自己的名牌是最好的爱国行动。

○只有疲软的产品，没有疲软的市场。

○市场靠预测，预测靠信息，信息靠群众，群众靠决策。

○用名牌创效益、用智慧去经营、用商标来覆盖。

○创国际名牌，当世界名厂，做双星名人。

○名牌是市场经济的“原子弹”，名牌是双星员工的“金饭碗”。

○质量是名牌的基础，素质是质量的保证。

○价格的竞争是暂时的，质量的竞争是永恒的。

○名牌为我增光，我为名牌增辉。

○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

○居安思危，稳定发展，再展宏图。

○自己给自己出题目，自己给自己加压力。

○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自己完善自己。

○市场如战场，竞争如战争。

○取千家之长补我之短，借四海之力兴我双星。

○创名牌是市场经济中最大的政治。

○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样坚持市场导向，像学习最高指示那样学习“上帝”意见，像接待国家领导人那样接待重要客户。

汪海，1941年出生于山东微山湖畔，1961年参军，1976年任青岛橡胶九厂（双星集团前身）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983年担任橡胶九厂党委书记，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将昔日一个专业制作“解放鞋”的中型鞋厂，发展壮大为全国规模最大、效益最高、信誉最好的国有制鞋集团，现任青岛双星集团公司总裁兼党委书记、青岛双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7年4月，首都北京春意盎然。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会场，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共和国一枚枚“金球奖”金质奖章颁发给国有企业当家人中的20名佼佼者。

发奖仪式之后，领导们和企业家们一起座谈。代表们发言很热烈，正当与会者对中央一系列改革政策报以发自内心的赞赏时，突然出现了一曲不谐之音。来自齐鲁大地的一位山东大汉发言了，他向中央领导提出两条意见：

第一，中央允许三资企业办厂3年免税，进口原材料免税，许多政策都很优惠，这很好，但是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干，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却没有任何优惠政策，这种竞争是否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国外都讲究公平竞争，我们中国为什么搞不公平竞争？

第二，外贸出口，同样是给国家创汇，但国有企业补贴却不一样，待遇不平等，各种政策都不能兑现。一个放得很宽，一个卡得过死，这种状况什么时候能够改变？

山东大汉情绪激动，打了一个比方：“在市场竞争中，就好像上了拳击场。人家放开了，活蹦乱跳，我们仍然被捆住手脚，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了，不能还手。”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谏言，望着这位大汉伸手为国有企业要政策、要权力，大人物们一时难以答复。主持会议的首长仰头哈哈一笑，说了两个字：“散会！”

第二天傍晚，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20名优秀企业家。在这样庄重的场合，又是这位山东大汉，向当时的总书记慷慨陈词：

“今天，我来到中南海，心里十分感动。因为我在这里见到了一群群的野鸭子。在我的家乡微山湖，湖面方圆600多平方公里，周围是茂密的芦苇荡。小时候，那里的野鸭子多极了，飞起来能蔽日，落下来能盖湖。可惜现在再去看，已经难得见到一两只了。为什么呢？”

大家静静听着，都还摸不清他到底要讲什么。

“微山湖本来具有野鸭子最好的生存环境，但是人们打它、抓它，它在那里几乎要绝迹了。而中南海虽然处在闹市之中，就这么一汪湖水，但它不被惊扰，受到保护，有一块自由生息的空间，所以它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他进而直言：“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最容易被打倒，是不是同样也有一个生态环境的问题呢？”

他的发言被录音机句句不落地录进了带子里，会场一片宁静。

这位具有将军风度、仗义执言的山东大汉，就是后来头顶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等20多项桂冠，被中外新闻界、制鞋业公认为“中国鞋王”的人——汪海。

首届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至今，整整过去11年光阴。据初步了解，只有3人仍在原来企业领导岗位上奋战；而率领企业走向全国、冲向世界的，唯汪海是也。这么一位传奇人物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认为选他作为本期封面人物应该是当之无愧、无可争议的，便立刻与双星集团宣传处联系。

很快，宣传处副处长回话：“汪总对你刊的创意颇感兴趣，但如果要收费上封面就算了。”

翌日，我飞抵青岛，晚上住下来，先拨通老朋友纪宇的宅电。这位青岛作协、文联副主席知道我的来意后立即赶来，他说：“我和汪总也是十年以上的老朋友了，青岛人都知道他，他说话大胆、直率，是青岛最具争议性的企业家。他把一个破烂不堪的橡胶九厂办成双星集团这等规模，确实不容易！”

次日下午，在总裁新搬的办公室里，我和纪宇一起采访，终于见到了11年前敢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面前发牢骚的汪海。3个半小时的访谈，使我完全跳出宣传处昨晚给我的一大堆文章所产生的伟大形象般的感觉，我真切聆听到了一位长者对人生、对国家、对社会的真知灼见，他果真有啥说啥，不虚不躲。

记者：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已经过去11年了，20名精英人物大浪淘沙、流向各异，仍在原企业岗位上奋战的仅剩下3位，分别倚在烟台、青岛、杭州这个沿海城市三角上。11年来，您与其他19名企业家后来有过交情吗？

汪海：有联系的不多。大连的黄春萼有过两次交往，他升官后就失去联系。于志安早年回山东老家路过青岛时见过一次面，当时他认为我搞鞋太累；后来在深圳、香港碰巧两次相遇。10年前我曾经病得很厉害，他派人送我去黄山疗养院学气功，还真治好了病。他曾劝我在青岛也搞发电，准备投两个亿，没想到后来竞发生了这种事（出走）。

我们做鞋的刀具所用的钢材是进口的，很贵，又不让我直接进口。我打电话找鞍钢的李华忠，问他能不能帮助生产这种特殊钢。李华忠一听就明白，说我产量太少，鞍钢不好干，劝我找青岛的小钢厂，也没搞成。李华忠是山东掖县人，有一次县里搞活动，邀请掖县籍知名企业家列席。李华忠回去了，张瑞敏没有请来。我不是掖县人，但在这里有两个厂，一年产值两个亿，副县长出面硬把我也请过去。李华忠悄悄告诉我，已经不让他干了，回去就下台。因为他是副部级，县里安排他发言，讲完后他对大家说：“我不是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今天来了一个，他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位——青岛双星总裁汪海。”他后来调全国人大一个专门委员会当咨询员去了，我俩就再也没有联系。

马胜利以前来青岛参观过我厂，对我的企业管理比较服气，他曾在留言簿上写道：“这回我找到了学习的目标和榜样。”1987年4月在中南海座谈会上，我和马胜利坐一起。当时的中央领导问马胜利：“你包了多少个分厂？”马胜利说：“36个。”这位领导哈哈一笑，随便说了一句：“老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悄声问他：“老马，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现实环境不允许你到处兼并，你这么包法能行吗？”马胜利一笑：“这个你不懂。”当时他要是谦虚点儿，我还会劝他几句，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就不吭声了。记者：《东方企业家》这份刊物恰好在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评选结束后，当年底应运而生。实际上，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算不算企业家？以前，我们刊物的英文名称叫OrientalEntrepie-neur，后来因为有反对意见就不标了。按照西方人的说法，企业家Entrepie-neur实质上是企业的创建者、拥有人。据说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曾有一个“企业家”栏目，后来中央有指示，“企业家”提法不妥，这个栏目就称为“经营有道”，1998年4月又改为“财富”。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六届之后，1997年起暂停。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汪海：实际上1987年4月那次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上，对中国有没有企业家就争执不休。我当时讲，企业家首先是与市场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离开市场经济谈论企业家，就好像离开战场谈论将军。我把中国企业家分为四类：产品企业家、关系企业家、机遇企业家和市场企业家。只有市场企业家是凭其本事生存和发展的。确实，当时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国有企业中的厂长、经理都是在上级部门的“计划”中按职尽能，与市场脱节，实际上是各级政府部门派往企业的经济管理官员。但如果这个厂长、经理挣脱计划经济的镣铐，完全依靠市场，把弱小、亏损的小舟在狂风巨浪中铸成万吨巨轮，那他就可以称之为企业家。既然有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为什么不可以有企业家呢？企业家在中国这种公有制为主体的特殊社会里一样存在，强调对企业的创建拥有，那是相对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董事长与总经理而言的。

千万不要把所有制说成是中国企业中的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公司与咱们的公有制有什么区别？经理一样都是打工嘛！发达国家的企业到了今天，实际上也是大集体，99%的人都是打工，我也是给共产党打工。不管什么体制的企业，关键是选好一个负责人。

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家比外国的企业家付出的劳动更多。我当时讲过，要想成为中国的优秀企业家，必须具备八项素质：政治家敏锐的头脑；哲学家的思想；军事家统领全局的谋略；诗人的浪漫风情；实干家锲而不舍的苦干精神；外交家的翩翩风度；鼓动家的激情与演说才干；冒险家的胆识与创新勇气。

今天一当厂长，明天就称企业家，这怎么行呢？顾名思义，最基本的应该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人都是有私心的，你能把这个大家当成自己的家，你就会全身心扑在企业上，我把双星当成我自己的企业，你浪费一张纸我都不干。

你承认市场经济，就得承认企业家。国有企业厂长经理是很辛苦的。他们个人所得与其贡献大小不成比例，如果连精神鼓励、上级肯定也没有，无助于增强他们的事业心。我认为不评是消极的，评是积极的。评优秀企业家总是有一部分人可以推出来。当然这里面掺杂了一些复杂问题，如评选标准、不正之风等。前几年也有些乱，评完后真正让人服气的企业家确实不多。当时北京几家新闻单位搞评“鞋王”活动，找我要5万元赞助。我对一位记者朋友说：“你一上来就要钱买这个荣誉，你应该了解我的性格，这5万元钱你要是真缺，我可以给你，但要我拿5万元买这个‘鞋王’，我不干。”我没参加。有的企业出5万、10万、还有20万的，花钱买来了“鞋王”牌匾挂着。五六年过去了，到底谁是真鞋王？因此，今后若评选优秀企业家，必须研究怎么避免这些弊端。

记者：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后来有6位向政界发展了。在中国社会现实中，政治家的权力和地位高于企业家。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您是否对当官不感兴趣？是不是您的直性子影响了您的宦途？

汪海：说实话，你说我一点进官场的野心也没有，那是不对的，因为官场地位高，这是自然的，不要回避这种现实。我47岁那年正逢青岛市政府改选，有人暗示我会当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刘鹏书记（后任山东省顾委副主任）支持我，舆论已经传开了。我那时也准备走，因为毕竟不到五十岁嘛！但后来上级不同意，说有人民来信告我。

当时省委书记和我是相距十里路的老乡，与我大哥还是战友，都是当时县党组织的创建者。我们县就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当省委书记，一个是全国优秀企业家。但是我一直未去找过他。因为我选择的路是走市场。后来他离休了，来青岛时刘鹏书记带他来双星看我。第一句话是你过去怎么不去找我，我说都知道俺是您老乡，我去看您怕别人说闲话。他来了以后我叫大夫把他的腿疾治好了。我送他一双鞋，他不敢穿。我说没关系，“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我都敢送人鞋，您穿就是了。您离休不干了，小老乡送大老乡鞋，您还不敢穿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青岛市政府改选没我的份，刘书记安慰我说：下届吧！我回来以后就立即召开了一个全体管理干部会议。我情绪激昂地向各位保证：不要再议论汪海到哪儿当官了，汪海决定走市场不走官场，以后不会再走了！

但后来一直还是有人提议我去省里干什么工会副主席；成立威海市时点我的名，叫我到威海市当一把手。中央组织部有人捎信来，说我在组织部挂了号，说起汪海来都服气，说真正的第一代企业家就那么一个还在为国有企业干，并且始终本色不变。

有个省领导当小学老师时认识的一个同事的女儿在双星，该同志找到这位省领导要求将他女儿调出企业到机关工作。我认为这个女同志是技术骨干，若调走后企业工作就会受影响，也怕有人效仿，所以就顶着不同意调。过了两年，这位省领导来青岛时亲自向市长过问，我还是坚持不放。又过了三年，最后双星人员要分流，这个人按规定交了钱才放。为了双星的利益，我得罪了这位省领导，以致我在沂蒙山搞了一个1万人的扶贫大厂，离他作示范的扶贫村只有10里路，他每年去一趟都不进我那个公司瞧一眼。

我和市委、市政府领导交往，是因为他们支持我。他们比较了解我，知道俺讲理，俺是为人民做事。青岛市两届书记对我评价是好的：那么差的一个企业搞成这个样子，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发展。其实呢，我跟他们都没有私人来往。他们两届市委书记总觉得没重用我是个遗憾。后来我跟刘书记说，你那个时候叫我当副市长，我敢说第一个是让我少活10年，可能会累死，第二个无非是青岛市老百姓跟着我多沾点光。我敢肯定在我上任时青岛老百姓能得到很多好处。因为我要干实事，我不可能当一个为自己捞的市长。

一般没人告我的状，我就不找市长。企业内部的事，包括资金的事，我找金融界的朋友支持，其他企业的事我从来没有增加市长的一点麻烦。但是有人告了我的状，我不说清不行，半夜砸门我也得说清楚。所以我一般不找市长，但我找到了以后，他们绝对支持我。假如没有各级领导的支持，也就没有双星的今天。

记者：我看一篇文章说您曾三次“带枪”上下班，这是怎么回事？您把一个严重亏损的橡胶九厂发展成全球实际生产规模最大的鞋业王国，为什么还是有人告您？

汪海：1984年搞机构改革，斗争你死我活，有人深夜藏在林中向我抛石头。我有意识白天带枪吓唬他们；1989年“六·四”期间，我带枪将那场政治风波堵在了厂门之外；1992年带枪是为了表示打胜一场战略转移的坚定意志和决不妥协的勇气。我是复员军人，平素爱枪。

青岛橡胶九厂“文化大革命”期间很乱，第一个军管的是它，最后撤的也是它。军代表拿它也没办法。全青岛市工业只有它上不去的时候我进了这个厂。最早双星有两帮人，两个头各带一帮，都是社会渣滓。我把两个头都吸引过来交朋友，变成我的部下，叫你“镇压”这些，叫他对付那些。政局稳定后他俩闹矛盾了，我各自再治，这叫以毒攻毒啊！

搞机构改革，我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对得起。我没有原则、没有标准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双星。这个厂过去遗留下的问题很多，尤其是人的问题，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弄不好就会中箭落马，顷刻覆舟。斗争一直就是你死我活的。虽然，我每干一件事，都要先研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对理由。但是，我也很清楚，在中国，要整倒一个改革者，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有两条我认为非常重要，处理不妥，你自己就先把自己打倒了：一条是你作为企业家，能否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一条是与女人的交往要特别注意分寸，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他们任何人都抓不住我的把柄。

现在有几个私营企业老板没有情人、小蜜之类的？他们进卡拉OK、桑拿浴甚至境外色情场所，大家一定不觉得奇怪，甚至还会羡慕。因为他很辛苦，人有七情六欲。但假如我有这方面的事，比方与某某小姐外出几天，回来那还了得！国有企业家为社会替国家所付出的血汗、所作的贡献再大，你敢越雷池一步吗？

青岛人并不开放，思想非常保守。青岛也出了很多名牌、很多企业家，哪一件事不是双星带头的？为什么对我说三道四的多呢？都是因为看不惯新观念、新事物。我认为逆向思维的东西就是创新，有人说这是四不像。我说四不像推动历史发展。要都像，从原始到现在，我们哪有高楼大厦？哪有小汽车？“喜新厌旧”除男女之事以外，喜欢新的讨厌旧的有什么不好？我不搞创新，双星能有今天吗？

我把治厂经验总结成一些简明扼要的标语挂在厂区。有人告我“搞个人迷信”、树自己。幸亏化工部领导顾秀莲听到反映后，亲自来双星看看所谓的“汪海语录”的内容。顾部长认为这些治厂之道很管用。

许多人对双星总部院子里的弥勒佛表示不理解。我曾应邀参加新加坡一个“中国著名企业家面向21世纪研讨会”，我的发言题目是“佛教文化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一个多小时被听众的掌声打断了20多次。488新加坡元一张的门票，让组织者赚了一笔不少的钱。我认为现在企业提倡的敬业精神很像佛教所谓的奉献精神，“觉悟”与佛教的“悟性”也有相通之处。企业中的职工没有信仰，企业是无法搞好的，现在工人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的农民工涌人工厂，你给他讲大道理未必管用，但像“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积德行善”这种道理却浅显易懂。从启发工人的良知和善良的本性出发，双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琳琅满目的商场上纵横驰骋的企业家就如同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将军，竞争和拼杀同样激烈和残酷无情。我最早说企业家一定要和战争年代的将军画等号，啊哟，北京记者吓得哟，说你小子野心不小。我当年在抗美援越战场上当过排长。现在我统领这个双星集团军近三万名官兵，因为肩扛光芒四射的名牌“双星”，所以被人誉为“中将”。我说我是当然的将军，你们的认识不如我。后来只有《天津日报》1997年2月19日敢以《汪海“将军”》为题将这个口号喊了出去。

记者：首钢原总经理助理周北方被抓的第二天，他的父亲周冠五被宣布“退休”。您把双星当成自己的家，那您是如何处理子女在这个大家里的位置呢？

汪海：我的女儿不在双星工作，我的儿子现在派到美国一个分公司干去了。儿子在身边干，总是不好办。双星在海外有9个分公司，难以遥控，今年开始全部搞承包，利用双星的商誉，谁有本事谁干去，按规定向集团交纳费用，完不成指标的你下来；超额完成的归你自己。有一次我儿子发现给他的出口鞋价钱比别人的低，赶紧打电话问我是什么原因。我严肃责问有关人员，你们这么做不是害我吗？

至于我个人，1992年美国中兴公司总裁艾伦先生曾执意要聘我为总经理，并提出先给我3/10的股本和3000美元的月薪。当时我月薪才350元人民币，我都谢绝了。我是党员，有党性，也讲人性：既信仰马列，也信仰佛教。

记者：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尚在原单位工作的只有3位，但烟台港务局局长实际上与厂长经理不一样；冯根生的杭州“正大青春宝”是中外合资企业，只有您是真正的国有企业家。在当前企业兼并、资本经营热当中，双星还是100%的国有企业吗？

汪海：据统计，现全国仅国有大中型制鞋企业就有300多家，还有近10年崛起的集体、私营、个体以及合资、独资鞋厂已逾500余家。制鞋业利润低，竞争激烈。双星干得最好，这些年来先后有100多家鞋厂上门要求被兼并，今天还有两家等我回话。

我没有向银行借一分钱，也没有兼并、合资、联营。全靠自己滚动发展，双星130多家成员都是我生的、我养的。1992年成立双星集团的时候，市里叫我兼并几个亏损的厂子。当时帆布厂亏损3400万元，帆布厂可与我配套，接过来成立集团名正言顺。我说我没这个本事，亏太多我没钱填。布鞋厂亏36万元，我一看这个厂就在我门口，又处在黄金地段，一共500多人，我养也养得了。还有一个是第二布鞋厂，800多人，亏损800万元。市经委叫我兼并这3个厂后成立集团。我只答应要一个布鞋厂，后来赔进去2300万元，500多人养了5年，去年实在不行了，厂子散了，全部人员在双星内部重新安置。这个厂是市里硬给的，不算兼并，现在也不存在了。我向来不主张兼并别人。他不是你生的，30多岁一身病，叫你去当爹，你能干吗？

我公开讲，我也搞了几个合资，但全都是假的。干什么呢？为了要这个优惠政策，那没办法。人家来挂个名，一分钱不出，全是双星自己的钱和人。共产党给别人这个好政策，我为什么不去争取？

纯共产党血统，一点也没有兼并、合资、合作、联营，全都是公有制；当有些人打着“开放、搞活”的旗号使国有资产不断流失的时候，双星的国有资产不仅没有流失，反而以年均33%的速度递增。现在这样的企业有几个？

记者：“穿上双星鞋，潇洒走世界”的电视广告语家喻户晓，“双星”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制鞋业唯一的一个驰名商标。可我听说您一直在双星集团灌输名牌忧患意识，这几天也在连续举办这方面的学习班。您的忧患意识是否过分了？

汪海：20世纪90年代初，当双星蒸蒸日上，品牌逐渐在全国叫响的时候，双星人筹划用名牌的优势扩大规模。然而，当双星人兴冲冲地拿着他们刚生产出来的运动装去工商局注册商标时，却发现国内某厂已在生产双星牌运动服。无奈，双星人只得注册了DoubleStar的英文商标。

那时候，想不到集团会有这么快的发展规模，更谈不上品牌意识。等想到时，早已来不及了。辛辛苦苦创出来的名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它无法发挥最大的价值。不过，吃一堑长一智，双星集团去年开发的一些新产品，如运动器械、酒类、食品类、矿泉水等，都及时抢注了双星的标志。

名牌战略初战告捷。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双星内部暗中滋长的自满情绪。集团内部许多人看不到名牌潜在的危险，躺在名牌上睡起了大觉，于是，集团内部工作松懈了。1995年由于质检人员疏忽，致使一批劣质皮子流入厂内，造成了严重的质量问题。1996年、1997年也出现过质量问题。我不得不经常向大家敲警钟，前不久还烧了一批劣质鞋。

我及时向全集团敲响了警钟：市场竞争中，创名牌不易，保名牌更难，市场形势千变万化，没有终身制的名牌，而且随着制鞋业规模的扩大，潜在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一点点马虎就可能使十几年的名牌毁于一旦。

市场竞争中，创名牌不易，保名牌更难。国家80年代正式命名了三大名牌鞋，短短10年后，只有双星保住了；90年代初，韩国的十大制鞋企业也几乎是在一年的时间内相继败落。与新兴产业相比，制鞋业是公认的微利行业，由于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扬，市场压力不断增加，内外环境相当严峻。在位一天，我就忧心忡忡啊！

记者：在双星，处处能感受到您无人能比的个人魅力和威信。这种在企业创业中形成的威望可以让3万双星人按照一个指令团结一致地拼搏在市场上。但如果有一天，您不担任双星总裁了，双星还能像今天一样辉煌吗？

汪海：那是继任者的事情了，我管不了那么远的事。但我现在运作的双星品牌，我是不愿意看到它倒下去的。如今双星已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管理方法，谁来领导，只要按这个思路走下去，我认为双星可以继续发展。现在双星一是地域扩大了，山东公司倒了，四川公司可以起来；二是行业很多了，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对集团管理层说过，只要我汪海在位一天，保证大家有饭吃。我舍不得丢下这么多年追随我的干部职工。进入1998年，双星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竞争形势。尽管我的身体比不上以前，出现了一些毛病，但我对双星的感情和干事业的劲头丝毫没有减弱。为了双星能渡过暂时的困难，我甘愿舍弃了年初去中央党校学习40天的机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住名牌、壮大双星的事业中去，以无愧于“全国优秀企业家”这个光荣称号。

（原载《东方企业家》1998年4月总第1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