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宇

看上去，一米八几的个头，五大三粗。不动声色时，俨然一棵泰山劲松，跟黑铁塔一般；说起话来，激昂慷慨，妙语连珠；办起事来，敢闯敢干，雷厉风行，豪气里裹着义胆，磅礴中富有精明。他当过人民的兵，但与其说洋溢军人的气质，倒不如说他身上澎湃着“梁山好汉”的热血。这人，就是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

汪海所在的企业原为青岛橡胶九厂，现发展成为青岛双星集团。他从担任厂政治部主任、副书记、书记、厂长、董事长、总裁，至今已经24年。24年风雨坎坷创业路，24载书写辉煌奋斗史，酸甜苦辣倾诉多少肺腑言，摸爬滚打留下了几多刀伤痕！

双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国有制鞋集团，位列中国工业企业综合评价最优500家，鞋业第一个驰名商标获得者。“双星”品牌价值21亿元。她拥有3万名职工，130多条生产线。热硫化鞋、冷粘鞋、布鞋、皮鞋、注射鞋、专业鞋六大类鞋并举，产品达到1000多个品种，5000多个花色，成为世界制鞋业规模一流、管理一流、品质一流的名牌企业。十几年来，双星经过“出城”、“下乡”、“上山”一系列战略大调整，集团资产总额由1983年的近1000万元增加到19亿元，净资产也由800万元猛增至近7亿元，相当于80多个当年的青岛橡胶九厂。

在汪海的领导下，双星已在全国建立了40多个经营公司，1000多家连锁店，并在全球建立了9家对外经营公司，年出口创汇5000万美元，雄居全国同行业榜首。汪海从1988年连续当选“中国鞋业理事会”理事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鞋王”。而他的第三产业已涉及房地产、证券、餐饮、娱乐、旅游、商业等30多个行业，形成了以鞋业带“三产”，“三产”促鞋业，“三产”鞋业共同发展的格局。

人生短暂又漫长，创业艰辛却幸福。在漫漫的人生中，往往有那么几个关键时期、关键事件，对人进行测试和考验。抓住机遇，路走对，事办好，人就会成功，就能创造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业绩。这非同寻常的精彩可称之为人生经典。汪海的人生经典，有不少是动人心魄的。

“这流水线我们不要了！”

1984年，青岛橡胶九厂默默无闻。当时，为了扩大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汪海想到了新闻媒体。他调动各种关系，邀请来了中央级新闻单位记者18人，省市记者30多人，介绍厂的历史、现状、产品和规划。会议结束时，厂里给每位记者10简易拉罐啤酒，市价每筒0.8元，个人掏0.5元，厂里补0.3元。外地记者每人20斤苹果，市价0.3元1斤，个人掏0.2元，厂里补0.1元。每位记者发1双鞋，均填写试穿证，负责反馈对产品的意见。这次会议，总计花费近7000元。会后，多家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见了“成果”。谁也想不到，这事却引来厂里的舆论纷纷，有人竞告到了市里。新闻发布会不久，汪海率领技术人员带着国家化工部已同日本签订的引进设备的意向书，到日本考察进口设备。前后两件事加在一起，可不得了，真是惹下了塌天的大麻烦。根据厂里的举报，市纪委决定当成大案来查。

而汪海一行踏上日本国土，代理商冈正泽先生就黏住了他。为了把生意做成，冈正泽鞍前马后，殷勤有加。只要你汪海买我的设备，一切都没说的。你有什么要求，我一概应允。你没有什么要求，我还“启发”你的要求。换成别的企业家，这成套的日本制鞋流水线能不买吗？来考察不就是为了买设备吗？没有买设备而回国不意味着失败吗？

冈正泽陪同汪海跑了好几个城市，看了一条又一条流水线。汪海皱紧双眉，只摇头不点头。汪海是内行，他熟悉世界制鞋技术的发展情况，他知道这些流水线在国际范围里来比较并不是最先进的。更要命的是，这些机器开动起来会散发出一种有毒的气体，而这种气体无疑将危害工人的健康。再说，这套设备的价格也贵得离谱。原来报价60万美元，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日方最后坚持要最低价27万美元。日方全力以赴要做成这笔生意，除价格不能再降外一切都好商量。你个人有什么要求，包括好处费啦，都考虑在内了。冈正泽先生是商人，明里暗里把心思表达得很充分。越是这样，越见有弊，汪海越是摇头。一看这笔赚钱的生意要黄，冈正泽急了，软中带硬地说：“贵国化工部是签了意向书的！”汪海心里有数，他依据意向书中有考察验货的条款说：“意向书中写明要考察，就是说要根据考察结果来签订正式合同。考察发现不合适，我们有权不要。”正当汪海在日本同日商谈判最艰苦的时候，国内青岛橡胶九厂里正沸沸扬扬为汪海出国前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是否合法搞得焦头烂额呢。如果此行空手而归，那反对他的人不知还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搞出什么样的行动来呢。

不为小利所迷惑，不惧流言满天飞。为了中国的制鞋业，也为了中国工人的健康和尊严，汪海断然拍板：“这流水线我们不要了！”没想到的是，谈判破裂却是和没做成生意的冈正泽先生友谊的开始。这个精明的日本商人被中国对手打败了，但他服气。眼前这个中国男人正直、爱国、有胆有识，是个优秀企业家的材料，更是个可交的朋友。后来，冈正泽派他儿子到中国来，专门来看看这些由汪海带领的中国人是怎样生产，如何管理的。他预言，在汪海领导下的双星集团会有飞跃的发展。

汪海从日本回国，一到青岛，劈头就是两个坏消息：一是市纪委限令他立即去报到，接受审查；二是他父亲几天前去世。如五雷轰顶，他感到木然。他含着眼泪回到家中，嘱咐忧心如焚的妻子，如果这一去被隔离审查，一时回不来，你们一定要顶住．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微山湖去。然后，汪海去市纪委报到，顿时，双方剑拔弩张。纪委书记拍一下桌子，汪海拍两下。谁也压不住谁，汪海摔门而去。清凉的海风吹冷了汪海有些发热的头脑。他冷静下来，去找了市委书记刘鹏。自我介绍后，他含泪倾吐肚里的冤屈。两人谈了两个小时，谈着谈着，开始神情严肃的书记眉头慢慢舒展了。事后很久，汪海才知道，市纪委关于对他隔离审查的红头文件已经拟好上报，只是刘鹏书记当时还没有签发。经过组织上深入的调查，汪海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组织上的实事求是，激发了汪海的工作热情。他带领厂里的科技人员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同类流水线，只花了7万元人民币，圆满解决了生产急需。这套解决生产难题、填补了空白的设备还在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

“中国企业家是否也有一个生态环境的问题呢？”

1987年4月，汪海被中国企业家协会评选为中国首届优秀企业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表彰大会，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金球奖”。发奖仪式之后，领导人和获奖企业家们进行座谈。在全国成千上万名企业家中，获奖者仅20名，可谓好中选优，凤毛麟角。在这种喜气洋洋的气氛中，与会者对一系列改革政策报以发自内心的赞扬是很自然的。但汪海却觉得这种机会非常难得，他要抓住这次机会对领导同志进言，有问题，有意见，此时不讲更待何时？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他出于对国有企业命运和前途的严重担忧，率直地提出两条尖锐的意见：第一，中央允许三资企业三年免税，进口原材料免税，许多政策都很优惠，而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干、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却没有任何优惠政策。这种竞争是否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国外都讲究公平竞争，我们中国为什么不搞公平竞争？第二，对于外贸出口，同样是给国家创汇，但给国有企业的补贴却不一样，待遇很不平等，各种政策都不能兑现。一个放得很宽，一个卡得过死，这种状况什么时候能够改变？

汪海是率领着一个国有企业在各种困难中艰难创业的，对现实中的矛盾和不平等待遇体会最为深切。他干得太苦太累太不容易了，所以提起不公平的政策难免情绪激动。他打了个比方说：“在市场竞争中，就好像上了拳击场，人家松开了，活蹦乱跳，我们仍然被捆住手脚，到头来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不能还手。”

国有企业的困难和问题当然不止这些，但汪海的意见不能说不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意见，面对着这位刚评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山东大汉伸手为国有企业要政策、要平等竞争的权力，领导者们一时难以答复。主持会议的首长哈哈一笑，说出两个字：“散会！”

第二天，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这20名优秀企业家。他们早早地进了中南海，预定接见时间还不到，汪海在湖水边散步，却意外地看见野鸭子，他的心一下子被触动了。意犹未尽，他今天还得再多说几句！慷慨陈词：

想起昨天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觉得于是，这位山东大汉对当时的总书记“今天，我来到中南海，心里十分激动。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一群群的野鸭子。在我的家乡微山湖，湖面方圆600多平方公里，周围是茂密的芦苇荡。我小时候，那里的野鸭子多极了，飞起来能遮日，落下来能盖湖。可惜现在再去看，已经难得见到一两只了。为什么呢？”

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代表们，都静静地听着，一时摸不透汪海到底要讲什么。

“微山湖本来具有野鸭子最好的生存环境，但是人们打它、抓它，它在那里几乎要绝迹了。而中南海虽然处在大都市中，就这么一汪湖水，但它不被惊扰，受到保护，有一块自由生息的空间，所以它在这里生活得很好。”说到这里，他进而直言道：“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最容易被打倒，是不是同样也有一个生态环境的问题呢？”

汪海的话被录音机句句不落地录进了带子里，会场里一片宁静。不知这些肺腑之言是否也能句句不落地让领导者听进心里。反正实践已经证明汪海为国有企业要生存发展的权力，要公平竞争的呼吁绝非危言耸听。他对中国企业家生态环境的忧虑已被当时20名优秀企业家后来各自的命运所诠释注解。

“看到鞋底上的商标了吗？”

一家中国的制鞋企业，能在美国的大都会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新闻。可国外不比国内，人事环境复杂，随时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因此开这种新闻发布会有很大的风险。

新华社驻纽约分社的社长刘其中先生起初对国内一家劳动密集型的制鞋企业漂洋过海到美国来开新闻发布会颇有些不以为然。他为这个会两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担心，一是企业领导人头脑发热，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宣传效果；二是如果把握不好国际国内不同情况的区别，说出不得体的话，就会造成不良影响。没想到的是汪海稳重大方，风度翩翩，以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发布新闻：“双星集团决定在国际注册‘双星’牌商标，并以美国为基地，成立双星国际经营公司，直接向全世界销售。”他还自豪地宣称：“双星的生产管理水平是当今世界同行中最好的企业之一。”

一阵掌声之后，到会的记者们开始提问。这些问题都是意料之中的，汪海胸有成竹，对答如流。几个回合下来，刘其中先生放心了，他感到这个新闻发布会是成功的。

突然，纽约《美东时报》记者威廉·查理站起来，出其不意地提出一个问题：

“汪海先生，大家都叫你‘中国鞋王’，都讲双星鞋品质一流，我冒昧地问一句：您现在脚上穿的皮鞋是双星牌的吗？谢谢。”

这显然是一个突然袭击，这一问使会场热烈轻松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汪海笑了。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了，他兴奋地说：“感谢记者先生给我提供了这个宣传的好机会。我知道在公众场合脱鞋是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但是鞋不脱下来就无法回答您的问题。”他开始弯腰脱鞋，然后将鞋高高举在手中说：“China，Doublestar!看到鞋底上的商标了吗？地地道道的中国双星产品。不仅我一年四季都穿双星鞋，我的员工们也都穿我们自己的双星鞋，我们要脚踏双星，走遍世界。”

顿时，镁光灯闪亮，掌声、笑声爆发出来。

第二天，汪海满面笑容、手举皮鞋的大幅照片登上了当地许多报纸的版面。甚至有记者将汪海脱鞋与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脱鞋砸桌子，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美国公众面前脱鞋的仅此两人。“中国鞋王”代表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敢于用自己的产品向美国挑战，这才是真正的厉害！

在脱鞋这件轰动新闻背后，还有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美国记者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刁钻的问题？他的目的决非给你汪海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让汪海在如此严肃和正式的场合名正言顺地宣传双星的产品，关键在于：汪海脚上穿的这双鞋从式样、做工、皮质各个方面来看，都挺独特，不像是双星常见的产品，帮面上也没有双星商标。生着鹰一般眼睛的美国记者发现了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他以为汪海脚上这双皮鞋肯定是别的世界名牌，不是双星的产品。这样问题就一下子尖锐起来：你号称“中国鞋王”，你的广告语是“穿上双星鞋，潇洒走世界”，现在你汪海总裁到美国来潇洒了，却不穿你自己生产的鞋，这就说明你的鞋还是不行，说一千道一万，都是美丽的废话。如此这般，鞋王这“丑”就丢到美国来了。出于这样的目的，或者说出于新闻记者的特别敏感，才有这“将”军的一问。以老牌记者的老辣刁钻来说，这是一针见血让你人仰马翻的提问。

记者没想到他这一问，真是正中齐鲁汉子汪海的下怀。汪海做鞋，研究鞋，琢磨鞋，鞋就是他的爱好、思维和梦想，维系着他的喜怒哀乐。可惜，他只有一双脚，若能长出更多的脚来，他就会更多地把自家生产的鞋都穿上一试。试试才能真切地感觉到，哪里舒服，哪里不舒服。鞋挤不挤脚只有脚指头知道。汪海说，当时他脚上那双鞋，是他亲自选料、亲自择型、亲自设计的最新产品。没想到这双鞋给在美国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带来如此戏剧性的场面，产生如此爆炸性的效果。

当然，汪海作为双星集团的老板，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纳入视线。所以从来重视广告、强调形象的汪海就干脆用双星产品把自己“包装”起来：除了双星鞋，他穿双星袜、双星裤、双星衣，戴双星帽，后来连吃饭饮水也都双星化了：双星马家军矿泉水、双星啤酒、双星白酒、双星葡萄酒，登双星山，住双星度假村。当然，这都是另外的话题了。

“双星集团汪海同志来了没有？”

曾经有个民谣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应该开的和不太必要开的会太多了。作为一个企业集团的总裁，组织生产，开拓市场，要做千头万绪的工作，开会往往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老是沉在会海中，企业还怎么抓，瞬息万变的市场又怎么闯？

而中国各级政府，大小官员都把自己分管的一块看得很重要，召集会议常常强调要一把手参加。可一把手只有一个，分身乏术，怎么办？汪海选了一位同志担任副总裁，专门代表他前去开会，听讲话，做记录，把文件和上级精神带回来。时间长了，汪海“应该”参加的会他不参加，由他的代表参加已经习惯了，被认可了。常常是会议主持人问：“双星集团汪海同志来了没有？”准有人回答：“来了！”你若信以为真，满会场找汪海，那肯定是上当了。因为喊出“来了”的是一个替他开会的全权代表！

替他开会不说，还要替他去学习。各级的党校点名要汪海去学习，他也总是请年轻的同志代替他去。年轻同志是党的希望，也是今后事业的希望。他们去充实提高一下，回来担负更重要的工作，多好！何必要我这个“老朽”去么？再说汪海去了，集团多少人多少事要找他，那不要耽误大事吗？汪海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说的话：“发展是硬道理。”企业要发展，咱汪海个人自觉地多学点，多总结出点“语录”，就别往“仕途”方面发展了，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他迷的是“鞋途”，走的是“鞋道”，任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

“拆开！看看鞋里夹着什么秘密？”

双星集团发展了，企业壮大了，在全国制鞋行业成了龙头老大。他又连选连任全国制鞋业理事会的理事长。他所到之处，许多发不出工资、濒临倒闭破产的胶鞋厂希望汪海拉他们一把，其情殷殷，其言切切，或收购或兼并或联营，只要能加入双星，汪海怎么决策都行。对于同行业的困境他充分理解，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但原则是有利于双星集团自身的扩张和发展，决不能盲目地背上包袱压垮自己。在哈尔滨，由于工作原因，他结识了原化工局的洪局长，两人言谈投机，成为好友。洪局长牵线力促双星兼并他属下的一个橡胶厂，条件优惠，政策倾斜。连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都出面了，一位副市长与汪海连连碰杯，以至于从不贪杯的汪海同这些劝酒者都不胜酒力了。

经过考察评估，几番商谈，事情至此，仿佛已经可以拍板了。可兼并这家厂的利弊大小还是盘算在汪海脑中。可与否，虽是一字之差，胜与负却有天壤之别呀，还要认真考虑，慎之又慎。临别时，为测试这家厂设计、生产等方面的能力，汪海提出要该厂设计生产一种他指定样式的鞋，尽快将样品提供出来，样品出来后双星集团党委再做出何去何从的最后决策。

不久，样品鞋送来了。从设计、做工、样式上都无可挑剔，说明这个厂还是有能力的，汪海感到满意。可紧接着他又觉得这鞋怎么越看越觉得眼熟，越琢磨越觉得有疑问呢？双星的设计开发人员也有同感。汪海说，将鞋拆开！看看里面究竟夹带着什么秘密？这双鞋被“解剖”开了，真相大白。这家全心全意要投靠双星以谋生存和发展的橡胶厂居然送来的是双星自己的产品！看来他们还没加入双星就把自己毫不客气地当成双星了。

这一下子，汪海的难题迎刃而解，一心归附的厂家羞愧难言，牵线搭桥的洪局长心服口服，为此事碰杯喝醉的副市长无话可说。

谁能将一个企图以欺骗手段用大老板的产品来蒙混大老板的厂家收编于麾下进行合作呢？

至今，洪局长与汪海还是很讲哥们义气的好朋友。后来，他对汪海实话实说：“幸亏你没要那个厂。”

“我的妻子黄淑兰最大的优点是不贪。”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汪海决策向乡镇企业进军，选择临近青岛的县市“联姻”，发展了13个工厂，说白了就是13个外加工点。制鞋底鞋帮的工序转移出去了，印刷、印染、制箱、织带等辅助生产也转移出去了。可随着生产的发展，加工点的生产扩大，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狭隘的小农意识、地方保护主义等不利于联合的想法冒出来，问题和矛盾也就产生了。

当乡镇企业刚刚挣到钱时，他们没有忘记是双星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没有双星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双星的大老板是谁呢？是汪海。

为了表达心意，也许出于淳朴的感激之情，也许另有所求，他们千方百计地打听汪海家的住址，带上礼物就去了。汪海大多数的时间是不在家的，他的妻子黄淑兰就成了接待员。黄淑兰深知汪海创业的艰辛，她支持和理解丈夫，也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事。送东西不收，送钱的坚拒，送礼品者，或是海边的，或是山里的，送来的或鱼虾，或土特产、农产品。东西不少，值钱不多。除了扔下就跑她追不上的，统统请来人带回去。说实话，这些东西送来即是负担。家里人少，谁能吃多少？倒是来送钱的，说这是汪总天经地义该得到的一份报酬，是去年该分未分的奖金，是分厂职工的心意，如此等等。理由充分得很，言词质朴得很，仿佛黄淑兰不收下就是不通人情，就是交代不过去的。汪海曾说，我的妻子黄淑兰最大的优点是不贪。她清醒，知道由丈夫筑起的堤坝不能在她这里、在家中发生溃口。既然是汪海该得的一份，你们直接送给他，我不能代他收，至于心意，我领了，请把钱带回去。她把来路不明的钱和物统统拒之门外，给汪海筑起一条无形的防腐堤坝。

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膨胀，在利益驱动下，当地政府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有人说：“你们自己干吧，何必让双星剥削你们。”后来，这“联姻”的13家乡镇厂几乎全部与双星“离婚”。“联姻”时是喜事，怎么说都好，怎么办都行，“离婚”就没那么愉快了，揭短唯恐少，算账撕破脸。如果谁真收了什么不义之财，人家小账本上都记着，世上哪有不花钱的午餐呢？汪海由于后院的门户关得紧，没有把柄在人家手里，理不短，手不软，秉公处理，心地坦荡。

汪海的儿子叫汪军，也在双星集团里工作。他肯学习，工作很努力，从工人到基层干部，后来干到分厂的厂长，外经部经理，工作是称职的、有成绩的。父子同在一个单位，老子又是总裁，这对青年人的成长既是有利因素也是不利因素。汪海三令五申，对各个部门讲，对汪军不能搞任何特殊，要一视同仁平等竞争，靠自己的本事奋斗，谁要对他不讲原则，等于害我。五年前，双星集团分房子，汪海决定不分给汪军。与汪军条件相同的200多个巾层干部都分了套住房，唯独汪军没有。为此，汪军感到很不理解，和他妈妈一起质问汪海：“就你革命！革命也应该一碗水端平，凭什么不给我房子，就因为是你儿吗？”汪海说：“是呀，孩子！就因为你是我儿！这次该给也不给你，给你我就不好做工作了。”5年后汪军才搬进新居。再后来，双星集团需要在海外建立分公司，汪军有做外经部的经验，就被派驻国外。有记者质问此事，汪海坦然回答说：“我儿子遵守国家政策，遵守集团规定，代表公司做生意，有什么不行吗？”

（原载《名人传记》1999年5月总第1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