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应该是我的父母。父亲叫汪永源，是汪家的长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人特别诚实、忠厚，从来没有害人之心，是个非常朴实能干的人。我母亲行善，愿意帮助弱者。二十年代，我家住在山东靠近安徽北部的农村，由于生活艰辛，穷得过不下去了。父母就决定离开那里，逃荒到微山湖去。当时我姥姥家已从外地迁到微山湖了，等于说母亲是逃到娘家去了。父亲有一门手艺，专门给人家劈树根。因为我们那里到处都是树，我小时候还有，都是很大的树。树木都做了屋梁等东西，而树根要专门有人劈开才能烧，父亲就是出这个大力的，扛着大镢和其他工具，在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到有钱人家揽这种活干。

    刚到湖边时，全部家当就是两只筐子，什么都没有，要重新建一个家谈何容易？但我母亲很能干。我的舅姥爷在当地是地主，而母亲人穷志不短，和她舅家根本就不来往，自己在湖边弄一个窝棚，全家在里面维持生活。那时候父亲在外面给人家扛活，能挣多少挣多少。全家的生活负担基本上是由母亲来承担的。在春夏之交的时候，母亲就领着两个哥哥和大姐到湖里捡那些能吃的东西，像荸荠、莲子、藕。记得我小时候还吃过糠，几天拉不下大便。还吃过蝗虫、蚂蚱，抓住了哪有油炸？都烧着吃，吃得满嘴都是黑灰。那么穷，但母亲在别人面前从来不低头、不弯腰，就靠自己去拼去干。直到快解放时，家里终于买下了九亩地，这全都是我母亲自己折腾成的。

    祁：你长得像谁？

    汪：像母亲，但皮肤黑像父亲。母亲遗传给我的最主要的特征是自强不息的性格。你想，她到微山湖时就是两只筐子，而她却独自创出一个家底来，这多不容易。

    我在家里八个孩子中排行老七，是男孩中最小的。小时候能活下来也不容易。两三岁时得了一场很重的病，怎么也治不好，父母也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农村孩子失掉就失掉吧，就把我扔在一边不管了。据说过了一两天后，又听到我哭，父亲才又把我抱回来，一看活过来了，就舍不得了，抱到离村十几里路远的一个什么地方，找到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夫，我隐隐约约记得那人给了我一个鹅蛋。从那以后我的病就好了，再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听母亲讲，生病时神婆子要家里大人换童子，也就是花钱到阴间去把命换回来。家里穷没钱，说不换。四个儿子，那三个都为了保命换了童子，就我没换，可见我还是命大。

    因为死过一回，又是最小的儿子，父母就比较疼我。这样也使我养成一种无拘无束的天性。我们那里有个规矩，孩子是不能上桌子吃饭的。而我却非要争着上桌子。大人实在没办法也就只好把我弄上去，吃点东西就“走吧走吧”，给打发走了。那时候心里不平衡，想你大人能上桌子，我为什么就不能上。这种有自己的主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性格也有吃亏的时候。记得三四岁时，见大人喝酒，就想知道这酒是什么味道，大人们为什么那么爱喝？父亲的那点酒是很珍贵的，装在一个大绿瓶子里，放在桌子上，谁也不敢碰。那时候我还光着腚，不穿衣服。我们那里的男孩子天一热就不穿衣服了，光溜溜地到处跑，太穷了，也没衣服穿。我当时一心想尝尝酒，又够不着，就搬个小凳子站上去。趴在酒瓶口上去喝，结果凳子翻了，酒瓶也掉到地上给摔碎了。哎呀，那次闯祸，让老父亲一顿好打。

    小时候在村里是个不太听话的孩子，能够满村跑的时候，就能把前后三个村里的光腚娃娃们拢到一起玩打仗。他们也都喊我“大王”。到一九四八年，我们那里解放了，共产党执政，父亲成了村里的第一任村长。我也当了儿童团长。成天领着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查路条，参加斗争地主的会啦；跟着大人们呼口号啦；到地主家去检查啦。于这些事我都是积极分子，而且非常认真地执行着所谓的“公务”。有一次，护地的儿童团员跑来报告，说我表嫂拿了村里交公粮的豆子。我一听就追到表嫂家，逼她把豆子还回去。气得表嫂跑到我家里来又哭又闹。我那个舅姥爷是地主，他就恨我恨得不得了。他有点为富不仁，我隔两天就领着我的光腚兵到他的地里去折腾一下，把他种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小瓜都给拽下来。没上小学前就是这么顽皮。

    那时候父亲虽然当村长，但实际上是我母亲在后面操纵着，在我的记忆里，村里开会，研究土改、支前、组织生产自救什么的，总是母亲站在众人面前讲话，指挥。

    祁：那为什么不让母亲直接当村长呢？

    汪：农村封建呀。母亲生育抚养了八个孩子，又白手起家创下一个家业。解放初期在那种社会动荡、变革的情况下，她又支持和协助父亲做村里的工作。那么有头脑的人，可到去世时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小时候叫什么我不知道，在她进了汪家的门以后，就一直叫汪王氏。而我父亲为什么能当上第一任村长，是因为我们那里的地下党知道我大哥很早就在外面参加了八路军。在淮海战役前后，国共两军经常在我们那里拉锯，一阵儿我来了，一阵儿他来了的。地下党就让父亲当秘密交通员，利用他长年累月扛着大镢四处给人家劈树根，打短工的身分，给共产党送信送东西。到五六十年代，地区的领导还经常去看望我父亲，没忘了他这个老交通。可惜的是他没有文化，那时给他个信也不认字。否则也就直接参加革命了，不会成天去劈树根。

    祁：干劈树根这个活需要力气也需要技巧，知道在哪个地方下斧头才行。

    汪：对对，因为那些老树根都盘根错节。后来父亲到了青岛后，一听说劈木头就来劲了，坐在小板凳上劈。母亲就对孙子们说，那是你爷爷的老本行。

    祁：你大哥对你影响大吗？

    汪：有一点。大哥在我出生前就离开家了。他也是个性格很刚烈的人。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猪，受地主家少爷的欺负，常常被打得浑身是伤痕。有一次遇上了大风雪，迷了路，天黑了又丢了几只猪。他那时候才十二三岁，就一个人沿着湖边到处找，那大雪天里哪里能找得到？见找不回来，他也害怕，因为回去肯定会受到地主家的毒打。索性扔掉羊鞭，连家也没回就走了。结果，他一走，却给家中带来了灾难。那几只丢失的猪都是要赔偿的呀。为还清这笔账，父母亲也是苦了好多年。到了一九四八年我才第一次见到他。

    记得那是一个夜里，一阵马蹄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爬起来一看，家门口站着十几个兵，原来是我大哥回来了。当时他才二十刚出头，就已经是解放军的团参谋长了。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前，部队转移到了我们这边，离家近了，他才特意跑回来看看父母亲。看到大哥挎手枪，骑战马，带兵打仗。哎呀，我那个羡慕啊。觉得自己这个儿童团长比大哥的神气可差远了，就想跟着他也到部队去当兵，幻想着将来当将军。可是大哥说，你这么小，谁要你呀，快去玩去吧。

    祁：一句话就给打发了。

    汪：年龄太小，没办法呀。大哥只在家呆了一天就走了。我呢，当兵不成只好退一步求其次，对村里的民兵发生了兴趣，除了管管儿童团外，成天跟着民兵们，见他们干啥我也干啥。很冷的天，民兵们夜里巡逻，我晚上也不回家，跟着他们在雪地里一二一地走，困了就爬上大炕挤在大人堆里睡一觉。当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我深怕民兵们也去参战把自己给丢下，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可惜，仗没捞着打，倒是打了不少野鸭子。微山湖一到冬天野鸭子成群，民兵们打了来炖豆腐。夜里巡逻回来，热腾腾地端上来一锅，对我来说真是美味佳肴。那时候我才知道，人晚上还有吃夜餐这一说。

    祁：假若你要是早生几年，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命运了。

    汪：肯定的。小时候听大人们讲《水浒》，那些梁山好汉不畏强暴，敢于抗争，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故事对我很有感染力。想象着自己也是一条好汉。另一方面，我们家乡那一带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也很激烈，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祁：对。电影《铁道游击队》就是表现了微山湖地区的抗日斗争。

    汪：所以我有时就想，这一生，晚了二十年，没赶上红军的年代，没能爬雪山、过草地、打日寇、赶老蒋，在战火中驰骋疆场，真是太遗憾了。怪谁?怪自己生不逢时。

    祁：你童年时满脑子都是英雄梦，又想着当将军。那学习成绩怎么样呢？

    汪：学习成绩是中上。语文课比较好。老师说我假如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会是一个高材生。我自打上学，就在学校弄了不少的头衔儿。从小学一年级到后来上中专，一直都是班长、少先队大队长、学生会的头。学校要搞什么社会活动都是我张罗，这样就对学习呀、作业呀都糊弄糊弄，应付一下。老师就觉得我不认真。而我却很喜欢参与学校和社会活动。

    祁：请你讲讲你是怎么把村里的校长给赶走的？

    汪：那大概是在一九五三年，我在村里上高小。说是校长，实际上学校就他一个人，是校长也是惟一的老师。校长这个人比较恶，动不动就对学生动拳脚，进行体罚。农村孩子老实，挨了打只有哭一场，也不敢反抗。我呢，爱打抱不平，早就对他憋着一肚子气。有一次，我见他又打班里一个弱小的同学，就找了两个胆子大点的同学，商量着到县里去告他。当天放学后，也没有回家，三个人找了条船，连夜划着横渡微山湖。家里人见我们夜不归宿，急得不知出了什么事，哪里知道我们第二天早晨已经在县委门口了。

    祁：当时你们多大？

    汪：十二三岁。县委听了我们的反映后，马上责令教育部门派专人下来调查。没想到还查出了这个校长的经济问题。他不但贪污教育经费，还克扣学生的伙食费。于是就给他一个处分调走了。当时这件事在县里很轰动，说三个学生把校长给告倒了。实际上这事情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只要小伙伴们不再无缘无故地受气，不再挨打我就满足了。新来的校长兼老师姓黄，他一家迁来村里后，他的女儿黄淑兰年龄和我一般大，成了同学。她容貌端丽，性格文静，我没事了就到他们家去，和她父亲说事，和她哥、妹妹玩，但是她见了我不说话，我见了她也不说话。

    祁：这说明你们彼此之间已经萌发出特殊的情感了。

汪：是的。她是第一个吸引我的女性。我发现爱情往往会产生一种不可估量的动力。在我青年时期，我做任何事情都想着要干出个模样来让她看看。十多年后，她终于成为我的终身伴侣。    

在炮火中成长

    汪：我十四岁时，决定离开微山湖到外面去闯荡人生。当时大哥在青岛海军部队。我考入了青岛橡胶学校。三年毕业后，分配在橡胶六厂。一九六Ｏ年，国家的形势很紧张，正是经济困难时期，蒋介石又蠢蠢欲动地要反攻大陆，而且听说有可能打仗。当时我十九岁，血气方刚。心想这下从军报国的机会来了。征兵的时候我报了名。体检政审也都合格。谁想到厂领导却坚决不放我走。因为我是厂里的革新能手，生产标兵，又荣获过“青岛市劳模”、“山东青年突击手”、“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领导舍不得。怎么办？我的蛮劲上来了，用针扎破手指写血书，“坚决要求参军，保卫伟大祖国”。

    祁：领导被感动了。

    汪：没有。巧的是新兵们集中后，有一个叫贾宝彬的青年被父母哭着、喊着、拽着不让去当兵，因为当时都在传说着蒋介石要打过来，做父母的就害怕儿子上战场。于是征兵的同志就又找到我们厂里来做工作。这样，我等于说是为了救急才穿上了军装。走的时候匆匆忙忙，档案又没能及时转到，在新兵训练的两个月里，人家一叫“贾宝彬”，我就答：到！姓“贾”姓了两个月，反正也是假的，也就无所谓。

    祁：冒名顶替。

    汪：对。我能当上兵，还真的要感谢这位贾兄呢，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那一批入伍的人，倒是没有像他父母担心的那样去和蒋介石打，而是和一个更厉害的对手—美帝国主义交上了锋。那就是六十年代的援越抗美。

    一九六五年，我随部队秘密进入越南丛林。那场战争打得极其残酷。我们高炮部队的任务，主要是对付拥有高精度武器装备的美军轰炸机。他那机群飞到头顶都是黑压压一片，又实施地毯式轰炸，炮弹落地火光冲天，掀起的沙石红土倾泻下来，足能把人活埋。我们的指挥所正好设置在阵地最高的山顶上，是美军飞机轰炸的首要目标。而我们的武器装备不行，又没有雷达，全靠眼睛观测。敌人一开始轰炸，别人还可以钻坑道隐蔽一下。而我是全团指挥排的排长，兵头将尾，负责观察战斗情况。别人可以躲而我必须站在阵地上，向上级通报敌情，组织火力轰击。最可怕的是敌人发射的火箭，它能火龙似地跟踪目标，命中率达百分之百。哎呀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我的许多战友把年轻的生命都永远留在了那里。一批倒下了，一批又冲上去坚守阵地。所以说什么叫生与死？只有在战场上才真正能体会得到。  

    祁：在那种血与火的战斗中，你能活着回来，也真是奇迹啊。

    汪：我有时回想起来，也觉得命运是不可思议的。你注意听我讲这么一件事。在越南我曾经病得很重，住进了一八三野战医院。有一天，我突然心急火燎地特别想回部队去。医生说你病情刚刚稳定下来，还得治疗一段时间才能出院。可是我惶惶不可终日，好像有一种力量在逼着我必须赶快离开。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一个人走了，跑到离医院很远的公路边去等车。等了整整一天，到傍晚才遇上一辆自己部队的卡车。回到连队，战友们见到我惊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哎呀！你还活着啊？”我挺纳闷，问：“怎么了？”原来就在两个小时前，他们接到通知，一八三野战医院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全部遇难。而我是惟一的幸存者。听到这个消息，你想我的心情会是什么样？早晨离别时他们还都活生生地与我告别，当天晚上就都牺牲了。当时复仇的心理真是达到一种疯狂。

祁：你们在越南打了多长时间？

汪：我参战时间是整整十五个月。但是回国以后却因为说话牵涉到了政治问题。没少挨批。

祁：说了什么话？

汪：事情是这样的。在越南，我们在山上，在丛林里忙着打仗，对国内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上级传达，说毛主席老人家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而且还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听到这些传达报告我们都激动不已，恨不得能回来看看那大好的革命形势到底是个什么样。等到一九六七年我们完成任务从战场上下来，坐车驶入友谊关时，红卫兵们还列队欢迎呢。后来我们到了广西南宁，看见那些“革命小将”这里一群，那里一伙地又烧、又砸，到处都是批斗会，还拉着人游街。我心想，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被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我这人一向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说出来了。我对战友们说：“这叫什么红卫兵呀？不就是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吗？这样乱砸乱打，把社会搞得乱哄哄的，算什么革命？”

祁：这种话在当时是犯忌的。

汪：是啊。另外一个战友也说：“真闹不明白，我们在战场打仗，他们却在这里胡闹。”这一发牢骚不要紧，我们的言论被人汇报了，结果我和那个战友就被勒令留下来反省。好在我的出身是根红苗壮，说错话也是认识上的错误，可从教育。而那位战友则因为家庭出身有点问题，当即就被脱去了军装，复员回老家种田去了。

祁：这事也影响了你在部队的前程吧？

汪：当然。从越南回来后，部队驻在衡阳。我除了挨批外，还领着师里的篮球队到兄弟部队去打球，到地方去比赛。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篮球打得非常好。另外，“文革”前期，尽管学生们闹得厉害，而部队还没有卷进去，但是形式主义和“左”的那一套东西却很严重。军人再也不争当军事尖子，而是看谁背的语录多。那时候我倒是潜心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又加上读书过目不忘，张口倒背如流，一下子又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是，我发现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而“文革”中极左的东西都是与这四个字相背离的。因此，在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成为我一切行为的指导思想，它使我受益匪浅。  

祁：但是在“文革”时期，你如果实事求是，那就得倒霉不可。

汪：没错。一九七Ｏ年，部队开始“三支两军”，我被派到山东莱西煤矿“支左”。一天夜里，我听说老矿长又被造反派们毒打后给抓走了。我带上枪，领上一个战士就去追。找到造反派头头后，强令他放人。

祁：他们抓老矿长的理由是什么？

汪：当时“四人帮”之流又搞了个反复旧的运动，造反派们就抓住老干部们斗。我和他们辩论，我说老干部们早就被打倒了，现在是军代表执政，你反复旧也是军代表的事，怎么能反到老干部们的头上呢？因为人家已经不执政了嘛。所以我觉得他们做得没有道理、不公道，因此就看不惯。结果那些造反派就一起和我哇啦哇啦地辩论，而我也不是吃素的。我们站在那里辩论了几个小时，最后他们还是没能辩过我。当天夜里，总算把老矿长从班房里救了出来。但是，这一件事却断送了我的军旅生涯。因为我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没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走资派”，被认为不配做“三支两军”的忠诚战士，于是很快被部队抽调回来参加学习班，改造思想。人处在逆境中时，是坏事也是好事，它让你痛苦，也促使你思索。

祁：忧国忧民也忧自己。

汪：另外，也是身体不行了。自从越南战场下来以后，我就得了一种怪病，穿上黄衣服身上就痒痒，在军营里吃东西、喝水就呕吐，可是离开营区就好了。

祁：很可能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中，脑神经受了什么刺激？

汪：说不清，到医院里去查也查不出来，反正是到了晚上，看着别人呼呼大睡，自己成夜合不上眼。结果部队夜里查岗、查哨都成了我的事了。我想再不走，长期耗下去身体就完蛋了。后来政委没办法把我找去，说能不能先调到机关来。让我到宣传股去。我说不行，不能再在部队干了。他说你吐吐给我看看，说着就拿来痰盂。我喝了点水，一会儿就“哗”地翻肠倒肚往外吐，连胃液都吐了出来。他一看这种情况也只好批准让我走了。本来那一批复员的名单里没有我，而是一个姓姜的同志，是临时把我俩的名字给换了。

祁：您参军是顶着别人的名，结果复员时又是顶着别人的名。

汪：是啊。所以说复员军人都有医疗补贴，而只有我没有。回来都两三年了。别人说这不合理呀，全中国的军人复员都有这笔钱，让我给部队写信问问。我写了信去，这才又给我补了一千多元。因为当时部队有人认为本来不该我复员，但领导同意放我走后，通知就下得很突然，先是让我去胜利油田，我去一看，哎呀！上这里来干什么呀。就回去办手续回青岛，回到了参军前的市橡胶六厂，又重新干上了制造胶带胶管的老行当。

祁：你从小想干大事，想当英雄，想成为将军。结果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你的英雄之旅等于说是走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

卧薪尝胆

汪：我再给你讲讲历史，橡胶九厂，也就是现在的双星，是我们国家比较老的一个国营制鞋大企业，一九五三年它属于轻工部，一九五五年行业规划把它划到了化工部，在全国十二个橡胶厂中排名第九，是县团级单位。橡胶九厂的前身叫大元橡胶厂，创办于一九二一年，原是一家私人企业，主要生产胶鞋。在解放前，企业很不景气；解放后，人民政府为扶持民族工商业，多次给大元橡胶厂增加订货任务，才使它有了生机。抗美援朝战争时，这个厂负责为志愿军做军鞋。由于资本家采用偷工减料、偷税漏税、行贿等手段盗骗国家资财，给军需供应造成了损失。一九五二年这个厂的老板被青岛市人民法院判刑后，资方无力偿付债务，表示以厂抵押。所以这个厂没有经过公私合营、或者说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个过程，政府就把它接管过来，成为国有企业。所以，这个厂做鞋的历史和我们党的历史一样长，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在我们国家做胶鞋的企业中，它的历史是最长的。

虽说像胶九厂是国营企业，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厂里的全部家底仍然还是三十年代的老设备、老工艺，四十年代的老厂房。生产的产品，也是仅仅供给山东地区的民用解放鞋。销售的基本区域是北到德州，西到聊城、菏泽，南到枣庄。

祁：山东之外就不管了？

汪：它是受计划经济调控。山东之外没有它的计划和任务。所以农村一实行改革，农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黄胶鞋就卖不出去了，造成了很大的积压。

祁：在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以前，厂里的领导班子是个什么状况呢？

汪：两千人的厂子，八个正副厂长，五个正副书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文革”中上来的造反派，一部分是落实政策回来的老干部，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帮势力，谁也不服谁。只有我是从外厂调来的，没有根基。

祁：我曾经听张瑞云讲，有一次青岛连续下大雨，许多工人的家都漏了。她去恳求厂长，让把堆在厂里的油毡先借给工人拿回家遮遮风雨。那位厂长的一双脚跷在办公桌上，背靠在椅子上似乎在闭目养神。她说她站在那里说了半天，厂长不但没有同意，甚至连那双脚都没有从桌面上放下来。这件事对她刺激很深。

汪：是的，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工人。十几个厂级领导成天为坐一辆破吉普车闹意见，还有几个干部长年在青岛附近的温泉和疗养院租着房子，有的人一年尽管去不了几次，但就是要摆这个阔气，花着厂里工人们挣的血汗钱一点不心疼。

所以他们在工人们中间没有多少威信。厂里的二车间是炼胶车间，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活脏，为了省衣服，干活的时候连裤衩都不穿，只在下身围一块遮羞布。平时厂领导都不敢进这个车间。有一次，有个领导进去，“嘣”！后脑勺上挨了一块胶疙瘩，他回头看是谁扔的，另一边又飞过来一块，打得他抱着头跑了出去。还有一个管生产的厂长在澡堂洗澡，工人们能把他从池子里拽出来在他的光腚上打巴掌。

祁：啧啧干群关系都到这种程度了？

汪：下面的各部门也是山头林立，各霸一方，而且各有靠山，盘根错节，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你稍不谨慎，就不知踩响了哪颗地雷。就这么乱呀！我记得有一次原化工部橡胶司在青岛开会，按理说你开五天的会，起码也应该到下属的厂子里来看看吧。厂里的领导特意去请司长来，人家根本就不屑来看你这个厂，给我们下的结论是：再来看你们橡胶九厂，等到十年以后吧。

祁：你在这种状况下具体做什么？像你这种性格的人能甘居现状吗？

汪：不甘心又怎么办？我上面没有靠山，下面没有根基。想的只是怎么先立住脚，同时又不能陷进他们的派系漩涡中去。所以，来厂后，我不管你哪个派，不拍、不拜、不结帮。这是我的原则。后来有人说我这个人不能干副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怎么不能干？在九厂，我足足干了八年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在中国的官场上，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你正职演什么角色，副职演什么角色；我心里烂明白。所以能表面装样子，也能干实事。

祁：看来你是在卧薪尝胆。

汪：是啊。我没事了就下车间。工人们一见我去就喊：小主人来了！因为在厂领导中我的年龄最轻。胆大点的女工也不把我当领导看，说：小主人你帮我盯一会儿，我去上个厕所。我就替她坐在生产线上千活。这一盯往往就是一两个小，等这个女工慢慢悠悠地回来了，另一个女工马上又让我替她盯着。常常是一走进车间，就在生产线上下不来了。这样，使我逐步了解了胶鞋的工艺流程、生产管理，从鞋帮的制作，对各种橡胶材料的配方加工直至胶鞋成型的技术都了如指掌，成了一名真正的“鞋匠”。由于我是分管政工和共青团工作的。我就抓两支队伍，一支是共青团、民兵；一支是复员军人。

祁：你抓住了青年，等于说抓住了最主要的力量。也为你后来创双星大业培养了一批得力干部吧？

汪：那是后来的事。而在当时，这些青工可不得了，他们虽然没有派性斗争，但却成帮结伙，横行霸道。谁恶，谁的势力大，谁的身后就跟着一群人。他们在厂里见哪个小女工长得俊，就逼着人家下班后晚上不回家陪他们去喝酒。出了厂门也是经常与街上的“小哥们”打群架。

就说那个炼胶车间，当时就有个帮主。平时吆五喝六的，走到哪儿也是前呼后拥。他那个车间，当领导的都不敢进，就他在里面称王称霸，简直不像话了。厂里抓整顿，那里是个死角，没人敢去，我说我去。

一听说我去检查，他手下的那些小弟兄们马上跑去通风报信，等我走到车间门口时，听到里面喊：“快快！老大来了！老大来了！”

祁：啊？闹半天您倒成他们的“老大”了。

汪：哈哈厂里还有一个年轻人叫陈顺来，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工地上对其他人说，你们都回家吧，这些活我晚上一个人干就行了。我发现他是个很仗义的人，而且知道关心人、体贴人，就开始注意上他了。他身边也围着一群小青年，尽是些天王老子都不怕的主儿。但只有我说话他们听，背地里都叫我“老大”。后来这两人成为我在厂里推行改革的“哼哈二将”。

祁：您是怎么把他们降服的？

汪：这些年轻人，在“文革”中也没能好好地上学，参加工作后工种又不好，再加上年轻气盛，争强斗狠，在他们的小圈子里称王称霸。如何把他们过于充沛的精力扭转到正事上来，也是对当时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考验。

祁：记得“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人们一听政工两个字都反感。您是怎么来做这项工作的呢？

汪：通过组织他们搞各种活动进行思想教育。像搞中国近代史图片展、厂史展来激发爱国热情；搞征文比赛、文艺演出、歌咏比赛活跃文化生活，让他们的精力有处释放，也给了他们体现自己的价值的机会。同时我还抓劳动竞赛，什么“星期日义务劳动”啦，“万双无次品竞赛”啦，一个活动连着一个活动，把思想政治工作同具体生产过程直接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年轻人看到党委副书记和他们干在一起，同在第一线上患难与共，干劲也就更大了。在一九八Ｏ年前后，许多企业的政工部门都闲得没事干的时候，我们却忙得昏天黑地。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认为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了一批人才。最早是办七·二一大学”，你熟悉的王观根副总裁，宋淑惠处长当时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文革”后全国刚刚兴办电大时，我们又成立了青岛市第一家企业职工电大班，让很多没能上成大学的青年，在几年时间内既不脱产又完成了学业，使得他们的素质和知识水准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现在的书记王增胜、副总裁耿诚志，还有王苏刚等人都是毕业于这个电大班的。同时，还一期又一期地举办脱产的青工培训班。我也亲自授课。这些经过轮训的班组骨干，后来有不少人都成了企业改革的中坚力量。双星现在的很多中层乃至集团领导都是当时的学员。像政工部主任张萃秋等人最早就经过了学习班的培训。

祁：您这是有意识地为以后的企业改革在培养一支干部队伍吗？

汪：任何一个政党、集团或者企业，要想实现理想，开创事业，首要的任务就是培植人才，发展队伍。照理说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年代锻炼出来的干部，不是学经营的。从团支部书记、团委书记到部队又当政治指导员，转业后又干政治部主任和党委副书记、书记。按通常的话说，是吃政治这口饭的。

但是，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接受得最快。邓小平、胡耀邦在七八十年代的讲话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时就琢磨，既然农村已经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就必然会冲击到城市，产生新的社会变革。我开始意识到，一旦出现新的市场经济，像我这样的一大批人就能够发挥自己的才干了。所以，在一九八二年底，于东启要离休时，一再向上面推举我接替他党委书记的职务，说要想把九厂搞好，除了汪海没有别人。而且还在全体党员中搞了个民意测验，我的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九十。但是报到市橡胶公司，半年没有回音。不上不下，给吊了起来。传回来的话呢，说是汪海太年轻，担任上千人的大企业的党委书记，要慎重考虑。而实际上是主管我们的橡胶公司的领导在里面“做文章”，想安插他自己的人，所以就在我身上做手脚。当于东启告诉我是怎么个情况后，我挺窝火，骑上自行车就去了市委组织部。我说：我不是要官，而是要争这口气。这个党委书记不当可以，但有人在里面治我可不行。这样，上面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管这个厂子，就在一九八三年，市委组织部派人亲自来到橡胶九厂宣布我为党委书记。

祁：从此大权在握了。

汪：对呀。在中国你即使有一脑袋的好想法或者改革措施，但手中没有权的话，一切都是空想，是纸上谈兵。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说，当上这个厂子的第一把手，也是我真正地误入鞋（斜）途了。

祁：成了鞋王。

汪：准确地说成了鞋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