铤而走险

《工人日报》总编辑孟东明曾有过这样的思考：中国的众多国有企业往往既有强烈的自立意识，又染有顽固的“恋母症”、“爱哭病”。在改革大潮汹涌、经济环境较为顺畅时，企业就会强烈地表现出脱开国家“怀抱”的“离母”倾向；一旦经济环境险恶，以至亏损累累时，又会“哇哇”哭叫，赶快投入母亲怀抱，即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这位从事多年经济报道的老新闻工作者到青岛双星转了一圈后，感慨不已，说了一句通俗的真理：“早断奶的孩子早长大，始终叼着奶头的孩子长不大。”双星踏入市场经济之路，就是从断奶开始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西伯利亚的冷空气缓慢东移，华北、渤海一带气温骤然下降。肆虐的西北风呼啸而来，行至青岛，已是七到八级的大风。

大风天向来让人烦恼，也让人恐慌。但是让橡胶九厂两千职工最为恐慌的是，他们生产的产品突然没有了销路。

以往，作为国家的胶鞋生产企业，他们一直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模式里运转：原料国家统配，产品国家包销。企业只在高墙深院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造闭门鞋。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商业部门声称没钱，拒绝收购。二百多万双解放鞋在仓库里堆积如山，运不出去。而生产线上还仍然在按上面的计划在生产。

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汪海急得直上火，两千多职工每月的工资就要有十几万元的开销，而工厂财务的账面上只出不进，几乎分文不剩，连党委办公室想买三百本学习资料，会计都支不出这笔钱来。眼看着发工资的日子到了，总不能让职工们没有饭吃吧？

汪海和厂长到商业部门游说，答复是你们生产的解放鞋卖不出去，我们不能再做赔本的买卖了。到上级部门寻求支持，答复是商业部门不收购，我们也没办法。

一向刚烈不低头的汪海，这时候也不得不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恳切之辞说了几大筐。可是，人们似乎都变成了铁石心肠，丝毫不为之所动。那么，退一步求其次，给厂里借款，好歹先把工人的工资发出去吧？那也没门。谁会给一个产品卖不出去的老厂子投钱呢？

汪海顿时怒发冲冠，冲着他们吵：“这个厂子到底是谁的？生产计划是谁下达的？现在生产任务我们完成了，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还讲不讲信义？还有没有法？”吵，也换不来一个子儿。他走到门口，愤怒地扔下一句话：“下次谁再来向你们要钱，谁就是孙子！”

一九九二年，汪海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回忆说：“从一九八三年底我们迈出自营销售第一步，成为全国同行业中最早进入市场，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厂家。并非我们多么高明或有先见之明，而是严酷的客观现实，逼迫我们非进入市场不可。”他说这话时，口气平缓淡然，也许是后来的经历更为险恶，那难忘的一幕，在他已是小小的平常事了。

实际上，当时他从一个个主管部门出来后，气得头晕脑胀。难道一个国有企业就这样如同弃儿一般无人管了？这共产党的“工头”真不好干啊！他感到悲哀。

回到厂里，见仓库里堆满了鞋；大院里一个个篷布下面盖着一堆堆鞋，办公楼的楼道里，包括他的办公室里也是鞋满为患。他置身在鞋的、层层包围之中，陷入了沉思……

他想到了梁山好汉，那一百零八将并非愿意铤而走险，落草为寇，而是被环境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才占山为王，替天行道，干出了那一番轰轰烈烈的壮举。

今天，企业的出路已被切断。他只有上屋抽梯，背水一战了。难道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不信无路可走。

他召开党委会，决定自己卖鞋。他说：“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企业要生存，职工要吃饭，任何恩赐、施舍都救不了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

隆冬腊月，汪海不顾限制企业私自销售产品的禁令，带着人背着一包鞋走出了厂门。为了避开商业部门驻厂人员的耳目，他们就像昔日的敌后武工队似夜间出动，把产品偷偷运出厂试销。

不料，风声走漏，商业部门勃然大怒，并以此为借口，停止收购橡胶九厂的解放鞋。

这一下，汪海索性与业务员一道大白天背着鞋上了市场，放胆闯荡了起来。

厂里的一个年轻工人，背着鞋一路向南推销到了湖北襄樊。他已经被人家十六次拒之门外了，当他第十七次走进新的一家商场后，对方出于礼貌给他泡了一杯清茶，他手捧茶杯竟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他遭受了无数的冷脸、无数的白眼后第一次得到的真诚相待啊。

这一次，他终于订出去了一千五百双鞋。

当他第二次外出推销，一去半月杳无音信，厂里急得恨不能发出寻人告示。当他突然发回急电：订鞋一万六千双时，厂里职工奔走相告，喜庆气氛如同过节。

人心齐，泰山移。一年工夫，职工们靠着一张嘴两条腿，硬是把积压产品全部销售一空。他们开始懂得了一条真理：企业的命运不在天，不在地，而在市场。

    

寻找出路

“黑色胶底，黄色鞋帮，两天不洗，奇臭无比。”这是人们对九厂传统产品解放牌胶鞋的评价。因此开发新产品是企业的当务之急。

汪海说：“这种鞋再过两三年，我们就是站在街上拿着它送人，恐怕都不会有人要了。”他向全厂宣布：三年以后，老产品全部“退役”。

他指定了一个期限，措辞更为严厉。他说：“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以前，黄胶鞋一双也不准在总厂的生产线上千了。到时候哪个生产线退不下来，我就先撤谁的职，等全撤完了我再辞职。” 

全厂哗然。汪海怎么了？他想干什么？这次卖鞋成功的事实不是证明老产品在农村和边远地区还很有市场吗？再说要上新产品，企业有限的资金、原料供应、设备负荷以及技术问题谈何容易？人们觉得汪海能干是能干，就是胆太大，尽说大鼓词。

汪海心里有一本账。他知道全国国有大中型胶鞋企业有二百多家，实力都相当雄厚。而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区个体的、集体的、合资的制鞋企业已发展到三千多家，深圳地区也有二千四百多家，其数量还在往上增长。而浙江温州一带就更别说了，他们在推出新产品的技艺和速度上更是压倒群芳。在这种格局下，全国鞋的年产量已达到十亿双。在这种情况下，橡胶九厂要想真正走出困境，必须另辟蹊径。

目标已定，大话也已说了出去，但是具体的措施在他来说还是一张白纸，前途一片茫然。

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变得焦灼暴躁。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生怕惹得他发火。

突然有一天，汪海的脸上阴云散去，显得容光焕发。人们好生纳闷。紧接着，又见他带着工程师、计划科长刘守芳外出了。

原来，一个小小的事情激发了汪海的灵感：那一天，他在计划科看到有的职工为厂里加工鞋盒。

他问：“你们怎么干上鞋盒了？”

回答是外加工。

他脑子里突然爆出火花，鞋盒能搞外加工，难道老产品就不能扩散出去让别人去干吗？想到这个绝妙的主意，多少天来的压力顿时烟消云散。他强制自己守口如瓶，先悄悄带人“微服私访”去了。

当时，乡镇企业还没有完全起步，广大农村除了拥有地皮和剩余劳动力外，在设备、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都很落后。有的厂家苦于没有活干，摇摇欲坠。

汪海转了一大圈回来后，便把自己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

他在厂领导会上说：“在乡镇企业建分厂，把老产品逐步扩散出去。这样，总厂的能源、设备、人力、物力就可以集中起来上新产品。这条路子咱一不需要上级投资贷款，二不用市里拨煤拨电；实施以后既可保住原有市场，又可开拓新的道路，给企业带来效益，并且也扶持了乡镇企业。”

他热切地等待大家的反应，满以为自己的豆子倒在了热锅里准能发出一阵爆响来。然而，得到的却是一片沉默。

沉默往往是最含蓄，也是最执拗的反对。

在烟雾缭绕中，人们思考着两个问题：

一、国营企业有谁这样干过吗？

二、与乡镇企业联营，国家政策许可吗？

结果，汪海成了孤家寡人，大家的态度很明确，这样做一是危险性太大，二是扶持了竞争对手不合算。

谈不下去了，汪海只好宣布散会。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在于部会上拿出的这个提案，有人开始做起了文章。四处煽风点火，引起轩然大波。

“汪海真不是个东西，厂子好不容易挣回来点钱，他又想折腾给别人，把咱碗里仅有的一口粥都给泼没了。”

“哼，他可不管咱们有没有粥喝，他只顾自己跑出去吃大鱼大虾，肥了自己害了老百姓。”更有甚者，直接骂他是卖厂贼。

这时候的汪海，想到了职工代表大会，他希望工人们能理解他的这一方案。可是没有想到职代会提了二百一十条意见，其中一百八十二条指责他的这一设想是卖厂。

回到家里，一向温柔体贴的妻子黄淑兰也沉不住气了，劝他不要没事找事。

难道真的错了？

汪海跑到上级主管部门去寻找支持，话刚说到一半，就见对方合上了笔记本。那目光里明显流露出一个意思：异想天开。

这一下子将他从兴奋的顶点跌落到苦闷的深渊。

他在四面楚歌中，把这一设想同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联系起来想、同行业发展的总趋势联系起来想，分析来分析去，越发感到势在必行。

一种急于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和欲望，迫使他第一次只身去闯市府了。

要见到市委书记并非易事。他要说服警卫放行，要说服秘书引见。他拿出一股蛮劲费尽口舌，终于见到了市委书记刘鹏。

刘鹏和蔼地接待了这位工厂的党委书记，听他讲明了来意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新思路，他把秘书叫来坐在一旁记录，然后说：“你谈的事情很重要。请接着讲。”

刘鹏在出任市委书记前曾担任山东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对企业改革的宏观走势自然有着高屋建瓴的眼光。他听完汪海的汇报后，方脸膛上焕发出光彩，兴奋地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的领导，都能像你这样大胆地去想，深入调查，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他说：“你放手去实践吧，先搞个试点。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

得到市委书记的支持，汪海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捧着这柄尚方宝剑，兴冲冲地回到厂里，组织精兵强将，向广阔天地进发了。

黄岛位于胶洲湾的西海岸，与青岛市区隔海相望，被称为“海西”。这个岛的靠海边有个薛家村，村里的农民世世代代以捕鱼捞虾为业。责任承包制后，他们集资办了一家工厂，名曰橡胶厂。厂名听起来很气派，实际上它的规模只是个小作坊。几排趴在地上的小瓦房，里面转动着几台老掉牙的机器。工艺、管理落后，再加上原料来源不足，市场销路不畅，造成了连年亏损，成了镇里的一大负担。

一九八四年六月，甘霖从天而降，这个厂的厂长薛吉胜有幸握住了汪海的手，从此，奄奄一息的黄岛橡胶厂被改造成为九厂下属的二分厂。

薛吉胜怎么也没想到六年以后，他这个农民竟然在全国人民面前露脸了。一九九Ｏ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跟随汪海，以企业家的身分出现在演播大厅里，当他手捧鲜花，面对摄像机时，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他忘不了，汪海渡海而来，言传身教，使他增长了很多企业管理的知识，渐渐地有了一套企业主管所具备的经营头脑。

他忘不了计划科长刘守芳拖着病弱的身子进行工厂的改建工作。在挖地下烘干房时，突然出现大面积渗水。刘守芳毫不犹豫地挽起裤腿，跳进坑里，同工人们一道向外清理泥水。在他的带动下，工厂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只用了四十五天。而老刘却被累垮，送进了医院。

他忘不了，九厂的设计人员来了，帮助他们设计模型，设计鞋面结构，设计花样；九厂的技术人员来了，帮他们培养原材料化验员、胶料半成品快速检查人员、成品检验员；九厂的财务人员来了，帮他们建立了科学的原材料消耗定额、生产人员的工时定额。

支援源源不断，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全面，从理论到实践，从物质支援到人才培训。使得他们全部抛弃了过去的旧套子、旧路子，从债务和亏损中挺起了腰杆子，向着效益和盈利迈进了。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形成了以生产布面胶鞋为主，年产一百万双鞋和其他橡胶制品的生产规模。

一九九二年夏季，我去黄岛开发区，原来的薛家岛，已是青岛远近闻名的双星村。当年土头土脑以捕鱼摸虾为生的农民们，如今穿着自己生产的鞋，跺跺脚、拍拍胸，自豪地向人们宣称：“咱是双星人！”他们告诉我，自从踏上了双星这条路，咱走得豪迈，走得让人羡慕。因为咱的背后，有一座大山。

薛家岛的变迁，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当时，汪海派人下去，在很短的时间里，九厂就在山东十个县、一个市建立起了十三家联营厂，他们一年加工鞋帮和制鞋的产值加起来可达亿元。

与此同时，他们的脚步还走向了大西南和大西北，在西双版纳和乌鲁木齐也联营办了分厂。

到了一九八五年，当党中央提出了企业横向联合后，九厂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汪海搞的老产品扩散不是跟这一个意思吗。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
   汪海比世人先走了一步，这一步，为双星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打响第一枪

市场、市场，作为党委书记的汪海，脑子里天天转着“市场”两个字。当总厂新开发的“双星”牌产品在流水线上源源而出，走向市场时，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却深深刺痛了汪海的自尊心。

一次，他带队外出考察市场，风尘仆仆地来到大西北一家百货商场，商场经理发现这几个外乡人站在鞋柜台前指指点点，向售货员问这问那的，便好奇地询问：客从何来？

汪海答道：“青岛橡胶九厂。”

经理一时不能明白：“您‘香蕉酒厂，打听鞋干啥？”

“我们是做鞋的呀。”汪海指指柜台里的鞋。

“怪事，香蕉酒厂不做酒，怎么做起鞋来了？”

这本是可以收入“幽默大全”中的一则笑话，说明了嗜酒如命的西北人，听到“九”字便自然而然地想到“酒”的秉性。但是汪海却无地自容，感到莫大的耻辱。他走出商场，一路无话。

橡胶九厂从一九二一年建厂到解放后成为国有制鞋大企业，算起来做鞋也做了几十年，可企业至今无人知晓，产品更是名不见经传。他知道现代经营与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是密切相关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过去一直是贬义，现在得重新评价王婆的才能，她最起码懂得一条经商之道，会宣传。

回到青岛后，他本着精打细算的原则开始着手策划。他想，新开发出来的“双星”牌产品，直接做广告，花钱多效果未必好，不如多请来一些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几杯清茶，一顿饭，让各报发个消息。这样既省钱又见效快，宣传范围也广。 
   主意一定，首开先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四日这天，青岛市，也是全国第一个由企业自己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便在九厂开场了。

这次到会的有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体育报等中央和省市新闻单位四十三家。汪海向记者们作了《立志改革创新，增强企业活力》的专题发言。他首先讲：“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可以断定竞争将日趋激烈。作为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信息、宣传显得愈加重要。可以说，新闻媒介是企业的千里眼、顺风耳，得到新闻界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新闻界，扩大我厂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建立强大的国内外信息联络网，真正让‘双星’创出名牌，占领市场，这是我们企业发展的指导方针。”接着，他向记者们详尽地介绍了企业的改革情况和未来规划，并领着他们参观了车间和产品。最后，他捧出了新开发的“双星”牌胶鞋送给了记者们。

他特意声明：“我可不是送礼，而是请你们试穿，三个月后必须返回质量信息。”

记者们满意而去。整个会议一清账共花去了七千元，包括所送的鞋在内。

他觉得这事干得挺漂亮。第二天兴冲冲地去上班，却发现周围人们的眼色有点不对劲了。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个下台干部。

召集部门领导开会，连自己的得意干将也借故避而不见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原来记者座谈会刚降下帷幕，一些人便开始整起了材料，连夜向上级告他的状：

假公济私

捞取功名

大吃大喝

浪费钱财
   ……

汪海对此一笑了之。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做事没事，做事就出事。他想，虽然由企业自主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前没有过，上面的红头文件也没做过此类规定，其实它同花钱打广告宣传企业的产品一样，能有什么不对的呢？他认为此举与中央提倡的改革精神顺茬，决定不予理睬。

他把那些吓得躲到一边去的干将们找了来，狠狠地训了一通。

他说：“想不到遇上这么点事就把你们吓得缩回去了，那咱们还怎么一起为企业打天下？天大的风险，由我汪海一人承担，你们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我就不信，几个泥鳅能翻起大浪来！”然而，他错了。

泥鳅还真给他翻起了大浪。

学“洋”不迷“洋”

两个月后，上级部门下决心要解决汪海的问题了。市纪委和橡胶公司组成调查组，专门调查他上任以来违反制度的一系列问题。就在调查组跨进厂门的那天，汪海则怀揣印有“厂长”字样的名片飞赴日本，考察引进设备去了。由于外商做买卖不认党委书记，他只好先假冒“厂长”了。日本的初春，春寒料峭。汪海第一次踏入这个岛国，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所犯下的侵略罪行，在几代人的记忆中都是无法淡忘的。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时，他和许多人一样感到不可理解。可是他又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民的效忠精神、组织纪律和办事的效率。他们从战败国的废墟上爬起来，没有耽误时光，敏锐地抓住世界经济的调整与新技术革命的第一个机会，把经济搞了上去，跻身到西方发达国家之列。就拿制鞋业来说，对他们已是过去年代的产业了，高劳务费用使他们早已把这一产业转让给南韩、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甚至橡胶九厂也一度生产日本的订货。

望着满街匆匆忙忙、头顶仅挨着他肩头擦身而过的日本人，他心底实在不服气。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先生，如今，我们何以落后于他们了呢？

日商冈正泽热情地接待了汪海一行。冈正泽的算盘拨得很精：如果这次能与汪海成交六十万美元的冷粘鞋生产流水线，他从中便可以净赚十万美元。尽管他的协议是和国家有关部门签订的，但汪海是买主，因此，他从一个日本人的精明，真正做到了殷勤备至。

在东京，汪海转了几个企业，看了几条生产线后，得出一个结论：这里的月亮并不圆，这些生产线不仅够不上最先进，操作时还弥漫着有毒气体，工人的劳动强度仍然很大。

他不满意、，提出想再多看几条生产线。

冈正泽只好答应，同时又请吃饭，又导游观光。他知道要做成这笔生意，对这些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有必要做出大量的感情投入。可是，他发现这些人不同于以往，总是以挑易的眼光看着他推荐的一条条生产线。在东京到大阪的高速列车上，冈正泽再也忍不住了，他面带笑容，却语中藏锋地对汪海说：“既然协议书已经签订了，汪先生已经过实地考察，还是不要拖延时间尽快买了吧？”

汪海则字斟句酌地说：“协议书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但既然有实地考察的必要，就说明原先的协议是两可的呀。”

到了古城京都，冈正泽继续采取攻势。

“汪先生已经看了七条生产线了，总有一条是满意的吧？”

汪海诚恳而又坦率地告诉冈正泽对七条生产线的看法。

“说真的，我们很想引进先进设备，可惜竞国这些生产线并不像先生说的那样先进，更没有想到流水线上弥漫着严重的有毒气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同意工人在有毒的情况下作业。”

冈正泽心里发毛了，做了一辈子生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对付的客户。他哪里知道中国的这位“厂长”算盘打得比他更精。

出国前，汪海和科研人员早就对美国、原联邦德国、意大利的制鞋技术做了研究。这次出来，他抱定两个主意，一是要高起点。既然要引进，就引进真正属于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设备。二是以看为主。好不容易出来了，就要把外国技术看个够，知遍天下，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在今后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中，知道哪些确实必须引进，哪些尚待自己开发，自己研制超越。

在南方小城米子，冈正泽做着最后的努力。

他说：“领汪先生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我想您会满意的。因为这里是最后一条，也是最好的生产线了。价格可以大大地优惠。”

夜是那样的幽静，小小的旅馆里，汪海一行围坐在榻榻米上毫无睡意。买，还是不买？明天就要最后表态了，大家眼睛直盯着汪海。

确实，日商已向他们提供了日本最好的流水线，而价格也一压再压到了二十七万。这不能不说对方是不惜血本了。

“我看还是选一条最好的买了吧，咋说也是日本最好的啊！”

“前不久，国内一家企业买回同类生产线，花了六十万美元，

如果咱们真能二十七万美元买回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呢？”随行的工程师们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再说，家里还不知道调查组在怎样查你呢，要是买不回去，岂不是又白白添了个出国旅游的罪名？”

这些问题汪海也并非没有考虑，几天来身在日本，脑海里便不时地映出日本电影《追捕》中杜丘的形象。这位由硬汉高仓健饰演的警察，身后被自己人误会和追捕，还在冒死与恶势力相斗的情景，使他不禁联想到自己。

杜丘在影片中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而他呢？

在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他只要做一件事，就总能引起一些人的愤怒。而且他们上面有人，权力还相当大。假如这次调查组偏听偏信，他就会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如果被撤，那么，自己一切的抱负、理想皆付之东流。想到这些，他不能不感到烦恼。

已是凌晨三点，汪海一直眯着眼睛，默不作声地听大家议论。等到大家都无话可说时，他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据咱们掌握的资料看，日本的设备并不是世界超一流的，而且操作时弥漫有毒气，劳动强度也仍然很大；

第二，我们空手回去，并非没有收获。起码了解了日本的情况，拆穿了“东洋镜”。胶鞋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有些工艺三年五载不会实现自动化，有些生产价格昂贵的国际名牌鞋的厂家，也不过用一些很一般的并不复杂的设备，关键在于工艺和质量，这就使我们增强了追赶的信心，而且我们完全可以制造出比他们更先进的无毒作业的流水线；

第三，咱厂底子薄，刚刚能有饭吃，凑起这六十万美元已经是求爹告娘了，就是以后真要买也要有选择地买部分单机，无论如何不能买整条生产线回去，不值得；

第四，骂我们出国旅游，只骂一阵子，骂一个小角角。但是，如果买一条有毒的、并不先进的流水线回去，工人们将骂我们一辈子，日本人也会因此小视我们中国。

一个企业家所具备的勇气和责任感让他收紧钱囊，打道回国。临上飞机前，分文没赚的冈正泽由衷地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汪先生很精明，爱厂爱工人。中国来谈判的像你这样带了几十万美元又拿了回去的实属罕见。”

在这一场商战中他们两人竟成为至交。后来，冈正泽还特意派儿子来中国，拜汪海为师，学习经营之道。

从日本一路风尘回到青岛，走出火车站，广场上空空荡荡没人来接。

“通知办公室了吗？”汪海问随行人员。

“通知了。”

“给厂里打电话，问问我下台了没有。”

他想，出国在外一个月，谁知道家里闹成个什么样子了，倘若自己已被端了锅，赶下了台，那么就老老实实先坐公共汽车回家去。

打电话的人回来说书记没换人。汪海顿时来劲了：“再去打电话，通知办公室马上派车来接！”

他憋着一股火，执意要大家等厂里的车来接，并非要这个派，而是要争这口气。

回到厂里，两个消息等着汪海。

一、市纪委发来最后通牒，要他一下火车立即去纪委报到。

二、他年迈的父亲病故了。

第二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他木桩般僵立着，泪水直流

    

纪委办公室的风波

历来忠孝不能两全。当汪海在青岛安下家后，就把风烛残的父母亲接到身边住下，一心让老人安享晚年。工作即使再忙再累，有时要住在厂里督阵，他也要在周末抽出两个小时时间回来向父母问安。

临去日本前，父亲就生了病，卧床不起。母亲和妻子都劝他推延几天再走，但是父亲知道儿子正为厂里引进新设备而心焦，很理解地让他走了。他相信自己能等着儿子回来。可是生命无情，父亲终于没有等到与儿子见上最后的一面，便撒手而去了。汪海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便向市纪委走去。他带着一些材料，想心平气和地向纪委的同志把事情解释清楚。

走进办公室，只见市纪委正、副书记三人正襟危坐，四个秘书分坐两旁，每人面前放着一个记录本，七个人一个个都板着面孔，冷冷的眼色，都像在盯着一个罪犯。汪海一见这架势，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他故意昂首挺胸，大义凛然。

“谁找我？”他问。

“我找你。”副书记说。

“你是谁？”冷峻中不无轻蔑。

副书记略一愣神，报出自己的大名。

“你找我来说什么？”

“据群众反映和我们的调查，你错误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大吃大喝，乱发礼物，挥霍国家钱财”

罪名还没罗列完，汪海就跳脚了。

“你们今天摆出三堂会审的架势唬不了我。新闻发布会是改革的产物，你政府能开，我企业为什么就不能开？按当时的政策规定，我企业一年的招待费是两万元，而我开会才花了七千元。用的是允许企业花的钱，是在正当的职权范围内的，这犯了什么法？你们给我扣一顶乱发礼物的帽子，可是你们知道给记者送双鞋还发了试穿证吗？三个月他们返回质量信息，这有什么错？”

“你不但给记者送鞋，据我们调查，你们自己也多领了十五双，这十五双鞋干什么用了？”

“工作人员是多领了十几双，这不假。但我没让他们动一双，至今还都封存在办公室的柜子里，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查。”

“那么，摆宴席、大吃大喝呢，你作何解释？”

“几个菜一个汤，那叫什么宴席？要检查只能检查开会期间我陪着记者们一起吃了饭，而效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三十多家新闻单位都发了消息，连香港报纸也作了转载。”他掏出一卷报纸摔到桌上，“你们睁眼看看吧，这就是事实。别的企业用钱打广告是宣传产品。我请新闻记者来同样是宣传企业、宣传产品。如果这也算错误的话，那企业还怎么搞？”

一阵连珠炮似的反问，搞得对方哑口无言，一贯以正确自居的纪检委干部们哪里见这如此猛烈的抗拒。副书记的脸气得青一阵、白一阵，一种要维护党纪国法的使命感以及涉及自身价值的尊严，使他不由地拍案而立。

“汪海，你太狂妄了！今天，你到这里来是承认错误的，还是强词夺理来为自己辩护？”

汪海可不吃这一套，你拍一下桌子我拍两下。“啪、啪”两掌下去，震得四个秘书捂住了耳朵。

“承认什么错误！我是共产党员，在政治上与你们是平等的，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辩护？！”

“你要清楚你现在是站在什么地方？”

“我很清楚我站在这里就是要看看你们到底讲不讲道理！”

两人剑拔弩漱，各执一词。桌子拍得震天响，谁也不让谁。

“你再拍！你再拍一下桌子我就把它掀了！”汪海逼到副书记跟前，狮子般吼着，气势夺人。

闹到这般地步，纪检委书记不得不出面圆场。

“冷静冷静冷静，问题还可以慢慢谈嘛”

谈什么？还怎么谈？

汪海明白他此刻的处境危如累卵，他转身甩门而去。

他第二次敲开了市委书记刘鹏的门。

刘鹏说：“我知道你会来找我。”

他从桌上的文件夹里取出一份材料，说：“这是市纪委、市整党办联合上报的材料，准备在全市县团级干部中第一个抓你的不正之风，但是我一直没有签发。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情况，也想听听你本人的意见。”

望着市委书记老练、沉稳的神态，汪海暴怒的情绪顿时平静下来，他从西北之行被误认为是“香蕉酒厂”谈起，一直谈到在市纪委如何拍桌子大干了一场。

刘鹏听罢，面露欣赏之色。

他认为，企业借助新闻传媒宣传企业和产品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在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的一九八四年，不能不说是一种探索。给每位记者送一双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人们对此还缺乏认识，所以才有了这起“枪打出头鸟”的风波。

他说：“中国该办的事情太多了，但是由于人们受陈旧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的影响，造成了该办的事你办了觉得你不应该办，不该办的事你办了却因为人们的习惯势力，反而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这就是我们改革面临的阻力。”

刘鹏为汪海正名。他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首先问：

“汪海搞这个新闻发布会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企业？”

答复：“为了企业。”

“他花的那些钱，进个人腰包了没有？”

答复：“没有。”

“那么他花这个钱有权没有？”

“按理说也有，但是”

“不要‘但是，只要这几个问题是明确的，我看那个材料就不要下发了吧？”

古人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汪海在他的创业时期多亏遇上了刘鹏这位高瞻远瞩、胆识过人的市委书记。他后来感叹道：“在中国的官场上没有靠山是很难成事的。但是我与刘鹏书记没有任何私交，惟一两次去见他，都是陷入困境后找他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双星早就被人打趴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