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早在八十年代初，农村也是刚刚实行承包责任制不久。在工业战线，整个国有企业还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格控制之下，而双星却率先进行了改革，把企业推向了市场。请你谈谈当时的契机。

汪：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生产的鞋积压得就跟我们现在厂里垒的那座假山一般高。我所以发动职工搞义务劳动，在厂门口垒这座假山是有好几个意思的。第一是做纪念，让人们记住那个难忘的时期；第二是美化一下环境；第三也是调一下风水。

祁：调风水？

汪：是啊。橡胶九厂的所在地，青岛人叫八大关。过去从外地逃难来的穷人大多集中在这一带安生，是一片贫民区。所以居住环境脏乱差，泼皮无赖多，治安条件很不好。我们的厂子等于是在这群人的包围之中。

另外，你也看到了，我们的厂大门不东不西，不南不北，方位不正。曾经有个朋友对我说，这个厂之所以搞不好，是大门开斜了，它面朝东北，钱财都被冲到海里去了。而且厂子邪气重，阴气浓，没有八字硬的人镇不住。

祁：那你的生辰八字算是硬的了。

汪：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辰八字，也不相信大门斜就成不了事。因为我发现九厂的问题还不是门斜，而是人斜。一九八二年，还是于东启当党委书记的时候，厂里竟然有人提着一罐屎尿跑来，一脚踢开党委办公室的门，把屎尿扣在于东启的桌子上。

祁：这是个什么人？

汪：是“文革”中的一个造反派，外号陈毛驴子。他曾经参与过武斗，被定为打砸抢分子，坐了几年牢房，不但丢了工作也丢了老婆。出来后他不服，觉得自己受了迫害，成天跑到厂里来闹，要求党委给他平反。这个无赖那天把屎罐子扣到于书记的桌子上后，扬言三天之内，如果再不给答复，还要再送屎尿来。气得于书记浑身乱颤，遇上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三天后，陈毛驴子上楼来一看于书记不在，就直冲我的办公室来。他这次是空着手来的，一屁股坐在桌子上问：“于老头呢？”“出去了。”我正在写材料，头也没抬。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掏出烟卷抽起来，说：“那我就在这儿等他了。”我放下手中的笔，说：“你有什么事对我说吧。”他说：“你是副书记，说了也没用。”

看着他那一副潦倒落魄而又硬充好汉的样子，我当时非常厌恶。心想，来者不善，怎么才能不让他闹起来，而又把他制服了呢。我起身去关办公室的门，伸头一看，楼道里那几间办公室的门都大敞着，里面的人悄无声响。我知道有人在静等着看好戏呢。关好门，我对他说：“你从办公桌上下来，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他气哼哼地胳膊一摔，把我的手给挡了回来。说：“谈什么？我要你们马上给我平反！”我说：“我们怎么给你平反？现在是法治，你当初触犯了法律，不服的话，可以向法院申诉嘛。”他一听这话火了。跳下桌子摆出一副打架的架势，吼着说：“什么法院？谁送我去蹲班房的，我就找谁算账！”

 我一看他这架势，就故意把话岔开。我说：“咦，听说你与人干仗从来没输过，咱俩个头差不多，来，比试比试，看谁力气大。，我说着就要与他扳手腕。他本来是来打架的，没想到我这个副书记却笑嘻嘻地要和他比臂力，这伙计一下子给愣住了。他说：“好吧，咱要是扳不过你，咱从这门里爬出去。”

祁：他说这话就说明他信心十足啊。而您当时真的相信自己的臂力能胜过他吗？

汪：与其说相信臂力，不如说我更相信自己的意志。因为我与他看着是扳手腕，实际上是一场正邪之间的较量。看着他高大，蛮横，但却是外强中干。我们才扳了两个回合，他就败下阵去，脸红脖子粗地耍赖。说：“不算不算，重来！”那就重来吧。结果我又赢了。他最后不得不服，问我：“你咋那么大手劲？”我说：“我在越南打美国飞机的时候，部队往山上扛高炮炮弹，别人扛一个，我汪海扛两个。这手劲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祁：您也着实吓唬了他一下。

汪：不。我说的是实情。在越南战场上，我就是比别人多扛一枚炮弹。现在年龄一大，这后遗症就显出来了，右边的膀子经常给我找麻烦。但当时和陈毛驴较量的时候还没有问题。

祁：您赢了他以后，他怎么样？

汪：灰溜溜地走了。我在前面已经给你谈到过，这个厂曾经是青岛市有名的“文革”重灾区，光青岛市革委会常委和委员，这个厂就出了五个。仅一九六九年、一九七Ｏ年，两派间搞武斗，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最后不得不实行军事管制。到了一九七四年，这里还因为派性斗争而无法正常生产，才使得化工局，还有当时的市革委会先后派工作队驻进来。

祁：您就是那时候来到九厂的。

汪：对呀。到一九七五年，管理混乱到什么程度？在半年多的产量中，统计出不合格产品就达三十七万双，被人们讥讽为“废品工厂”。记得我刚到厂里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义务劳动拉废品鞋，整整拉了三汽车。动员工人们拿回家去没人要，拉到废品收购站人家也不收，只好拉着去填海。

祁：一提到双星，外界都知道您领着大家冲出禁区去卖鞋，因而闯入了市场。但恐怕都想不到双星过去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汪：所以我常说自己是入“鞋”途，治邪道呀。一九八三年上任以后，正是改革之风刚刚在工业战线掀起第一次浪潮。为推动企业管理走上正规，在全厂展开了“企业整顿”，从厂容厂貌，厂纪厂规，到产品质量，验收的项目名目很多。市橡胶公司在布置这一工作的时候，有一位领导专门点我们的名，说：“九厂要想验收合格，非整顿三年不可。”可见他们也对九厂的邪气没办法。

任务一布置下去，我当天就从家里搬到厂里去住了。接着整治厂容厂貌。现在你看到集团总部假山前那片开阔的场地，过去是一片拥挤的低矮平房，聚集着厂医务室、技术科化验室、物理试验室、机修科等六个部门。热天不透风，雨天一片泥。一个企业的厂门，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精神面貌。我下令三天之内，把这片平房全部扒光。

一听说要扒房，那几个部门的头头全都起来反对。一个个抱住自己的小摊子强调怎么怎么重要。我说：“厂子几十年来，就知道生产解放鞋，你们给我说说都弄了些什么科研？有什么试验可做？”有些部门成天没事干，就来邪的，尽弄出些男人女人的事，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黑窝子。

我先是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两个夜晚没有睡觉。谈不拢，只有来硬的了。到第三天，见他们不动，就叉腰站在厂门口指挥，限他们晚上十二点以前全部搬完。十二点一过，王平原、陈顺来领着青年突击队赶来了。年轻人冲劲大，一齐动手，很快就把那片小房给拆除了。

祁：关键时刻，您的“哼哈二将”就出场了。

汪：老百姓的话，“鬼怕恶人”。在那种时刻我只能利用矛盾，以毒攻毒。说实在话，“哼哈二将”在我改革之初是立了功的，但是遗憾的是，后来他们的素质没有能跟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像王平原，每次开会学习你看着他拿着笔在本上写，要过来看全画的是小狗小猫。说他一顿，下次还这样，你也拿他没办法。但你只要交给他们冲锋陷阵的任务，他们能二十四小时连轴转。

扒了小房后，我就组织了星期日义务劳动，从崂山脚下开石运石，在厂门口造假山。有人讽刺说：“他堆假山能堆出鞋来吗？”说这种话的人没有领会我的真实用意。这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为什么造假山的三个意思：卖出积压产品，冲向市场的纪念意义；美化环境和调风水。

在这次整顿过程中，我们苦干九十天，使九厂的面貌大为改观：车间里是“轴见光，沟见底，设备见本色”；“跑、冒、滴、漏”现象也初步得到控制。你还不知道，过去厂里的工人往外偷东西，有的人明目张胆，公然扯下布料回家去包沙发；有的人与外面串通好，把鞋或者鞋楦装在麻袋里，几个人抓着麻袋角，“一二！”喊一声扔出墙外，外面的人接住就弄走了。

祁：所以您说入“鞋”途，治邪道。这话很形象。

汪：这次可是治得狠啊，你想，几个月来我就住在办公室督战。后来双星人“严、高、细”的工作作风，就是在这次整顿中打下的基础。上级部门不是曾经预言我们说，要想验收合格，非整顿三年不可吗？我们没有让他们等三年，而是在三个月后请他们来检查，结果是一次性验收合格。

治厂先治人

汪：到一九八四年，对我，对双星来说都是非常难忘的一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前一年，我们的鞋严重积压，企业处于危急之中，上面谁也不打听了，一分钱也不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迫成为青岛市国营企业中第一家实行“自营自销、自负盈亏”的“双自”企业。

祁：这就是说，企业这条大船的缆绳已被砍断，船朝那个方向行驶，完全要看您这个掌舵的人了。

汪：没错。我们顶住各种压力，把积压的鞋卖了出去，又把老产品扩散到了乡村。但是，当我们的“双星”产品不断地开发出来后，发现市场销售状况却不尽人意。中百站不包销，而自己也没有经销能力，那么生产得越多，亏损也就越大。

我曾经在一份备忘录里写道：“中国改革前的国营企业是生产的巨人与经营（狭义的经营）的侏儒不和谐的结合体。一面是生产过程的大而全，小而全，而这巨人却过度虚弱，没有活力；另一方面是产品销售、市场信息及在企业机体中的反馈功能严重地先天不足。在国家用计划经济的拐棍支撑着两者的平衡时，矛盾尚不觉得十分突出，一旦撤掉支柱，这个畸形人立即会失去重心，而无法正常行进……”

所以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壮大，只有一条路，就是面对市场。把市场作为企业的最高领导；让市场作为检验企业一切工作的标准。

祁：当时双星面对的市场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汪：青岛本身在我们国家的版图上是一个小小的点，橡胶九厂在全国更是不足挂齿。但我们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很厉害的。东南有一面大旗，是上海的“回力”；华北有一面大旗，是天津运动鞋“双钱”。这两支劲旅几十年称霸南北，名声显赫。

再从企业整体实力和战略地位来看。这两个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恰好对青岛南北夹击，形成一个扇形包围圈。

而在南方，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三资企业更是像雨后春笋，数不胜数，他们以外来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为优势，以美观、新颖的旅游鞋覆盖了市场。

祁：形势真严峻。

汪：强手如林呀！而我们的情况呢？最大的难题是内部组织机构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全厂二十七个科室，有的与生产经营严重脱节，徒有其名，失去了功能。三四百名干部，靠工人的血汗养着，高高在上，人浮于事。相反，对于市场信息的捕捉、产品的设计试制、产品的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等面向市场的工作都没有专门机构负责。而这一切恰恰是当务之急。

所以，为适应市场的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一场企业综合配套的机构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祁：那么，您的第一刀是砍向哪里的？

汪：厂里的安全科。我让他与劳工科合并。走这一步棋除了达到精简机构的目的外，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考虑。是什么呢？由于工厂解决了劳动定员后，辅助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安排问题，职工子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都是企业要亟待解决的。我就想，九厂地处市南区，离栈桥只有一箭之遥，具备得天独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优越条件，为什么要让这一栋临街的办公楼白白地让一些科室占据着，而不腾笼换鸟办服务公司呢？

等党委会的决定公布后，我当天下午就找安全科的正、副科长谈话。科长一下子就把我撞了回来，说：“安全科的建制完全是按照上级的规定。如果现在部里、或者省里、市里有撤销工厂安全科的决定的话，我们没有话说。”我说：“你要上面的决定，没有。但是让你们合并是党委会从实际出发做出的决定。希望你们能够理解，顾全大局。”

第一次谈话，没能说服。我让他们考虑一下，晚上又找他们进行第二次谈话。但他俩的态度仍然强硬，拒不执行。他们强硬是因为上面有靠山呀。这个安全科将近二十人，基本上是一些领导的亲戚、子女、关系户。他们占据着临街的办公楼整整一层的房间，一人一个办公室，连会议室都有七八十平方米，而且专门配有打字员、放映员。

但是他们对工人们做了些什么呢？九厂从建厂以来，从来没有给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工人发过工作服，连手套也不发。工人仅有的一条围裙补丁摞补丁。到大夏天，三车间的女工们都光着膀子干活。相反，这些坐在办公室里养尊处优的人倒有工作服穿，冬天还自己给自己发棉衣棉鞋。工人对他们真是又恨又怕又无可奈何，背地里把这个特权小王国称为“超阶级科”。

所以，我和他们第二次谈话没谈成后，我就火了。我说：“你们这些年来，养了那么多闲人，占了那么多房子，可是你们对工人们做过什么好事？摆出来让他们当然摆不出来。我说：“给你们三间房子就够不错了，回去马上把楼层给我腾出来！”牛顶上了。安全科放出话来，说：“让我们搬家，没那么容易。我们要集体上诉。”一听这话，我也发出死命令：“告到哪儿去都不怕。党委会的决定必须立即执行。明天下午六点以前，如不搬到指定地点，制裁！”

此令一出，全厂为之震动，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这个焦点上，要看看是汪海的刀硬还是上面有根子的安全科硬。

安全科连夜开会商量对策，并派人去上级主管部门游说，寻找支持。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我见他们仍然按兵不动，又召开党委会，决定罢免科室领导。开罢会，我就站在厂门口，两眼直盯着斜对面的办公楼。我想咱们就较量吧，看看正气能不能压倒邪气。安全科的人也站在楼里玻璃窗后面看着我。

祁：火药味够浓的。

汪：这时候周围悄悄的，大家都在观望着这场斗争到底谁胜谁负。到了下午三点半，我派人上楼请科长下来，当众宣布党委会的新决定，把正副科长全免职了。安全科没有了敢于对峙的首领，这才老老实实地开始搬迁。

这一场斗争，虽然打胜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安全科不甘罢休，开始逐级上告，从市劳动局告到省劳动局，甚至惊动了国家劳动部，部里还专门派人下来调查此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服务公司却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经过四十多天的调整，开窗凿门，装修出七百多平方米的营业场地，五月八日这一天，楼上招待所，楼下百货店、胶鞋展销部、饭店正式对外开业。这是当时青岛市企业走上以产品为主，多渠道经营的第一家。

祁：如果说对安全科的处理，是您手操手术刀，首先切除了企业内部的一大病灶。那么接下来，您是怎样在企业内部进行全方位的经营机制大转换的呢？

汪：企业改革，说一千道一万，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在人的问题上就看你敢不敢动真格的。只有在人的问题上，你能敢为天下先，那么你在市场上才能有所作为。所以，我提出：企业管理部门最大的职能是什么？说一千道一万，只有一条，就是为市场服务。不为市场服务的部门，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于是，在党委的领导下。我们强力推行大缩大减大合并，拆庙搬僧赶尼姑，围绕市场重组管理机构的改革措施。

厂里将原有的武装部、安全科、保卫科、车管科四个部门合并为一个武保安全车管处；技术科、质量检验科合并为技检处；厂办与党办等行政部门也归并到了一起。这样，原先二十七个科室一下子精简为十七个，管理行政人员也由占全厂职工的百分之十一点八缩减为百分之七点八，不仅大大精干了干部队伍，还克服了以往部门之间的扯皮、内耗。

相反，平时只能算算账、开开发票的仅有四个人的销售科则扩大为生产经营信息公司，引进竞争机制，招兵买马。当新成立的生产经营信息公司在厂宣传栏前张榜招贤，在工人中公开招聘一百名销售人员时，厂里简直就要沸腾了。那些常年埋头于生产线上的年轻人们意识到这是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好机会，都抢着报名，甚至拉关系走后门，四处托人说情。但是，这些通常人事调动惯用的手段，这一次全部失灵。

公司声明三条：一、择优录用；二、关系一概不照顾；三、不搞终身制。这就是说你干不好，哪儿来的还要回到哪儿去。而那些被面试录用的第一批销售人员，经过短暂的营销训练后，立即派到全国各地去打开市场。

临出发前，我为他们送行，我说：“今天，大家就要上路了，上路就会联想到鞋。想一想，原始人从猴子群里走出来时，脚上哪里有鞋？后来要走路，要劳动，这才有了鞋。所以说鞋是人类文明的最初的标志之一，它使我们的先人摆脱了原始的愚昧。正如人类的历史在不断发展一样，人类走路所穿的鞋子也在不断变化，先是树皮鞋，以后又有了草鞋、木屐、布鞋、皮鞋、胶鞋别看鞋不起眼，上至王公贵族、总统首相，下至黎民百姓，谁不穿鞋？再想想，在人的穿戴中，鞋是最低层的，所以忍辱负重，舍己利人就是鞋的品格。那么，我们呢，就记住一条：‘有人就穿鞋，关健在工作’。你们将要走遍天涯海角，那就把合格的鞋送到各种人的脚上吧……”

这些敢死队员们不负众望，第一年，销售联系网点就从零发展到几百个，实现了企业自销能力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民主管理委员会

祁：您说过，没有全体职工参与的企业改革，只能是空中楼阁，只能是纸上谈兵。在双星的改革中，工人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汪：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一直高喊着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仆人。可是主人的权益真正体现在何处？而仆人又该尽到什么样的义务呢？过去在工厂，劳动纪律、规章制度基本都是针对工人制定的，干部们却可以随心所欲，不受约束。他们上班可以喝茶聊天看报纸，可以迟到早退，可以上街逛市，你说这主人和仆人的位置不是完全弄颠倒了吗？

所以在改革之初，我提出在职工代表大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就是民主管理委员会。让职工代表常年轮流脱产参与管理，随时随地监督企业干部。凡是在工作中不称职被委员会多次点名，或者在关键问题上贻误战机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干部，一律就地免职。

祁：这一招很超前。等于说给干部阶层特设了一个监督机构。

汪：我们这个监督机构一直坚持到现在，十几年了。当时我把这一决定向全厂宣布时，职工们欢声雷动。我说：“我们党组织不能代替职工进行民主管理，而要组织、支持他们的工作，使工人们真正体会到当主人的含义。但是，一些干部却不以为然，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搞这一套岂不是成心整干部吗？

祁：民主管理的监督机制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具有现代民主意识，而后者则是极左时代的产物。

汪：对呀。民管会一成立，首先把管理部门，特别是中层领导干部的劳动纪律作为第一炮来打。仅仅一天的考勤，就查出六名干部迟到早退，四名干部擅离岗位，不知去向，包括那位不可一世的“女皇”。于是，民管会便将这个考勤的情况公布出来，点名通报批评。

祁：曝光了。

汪：对，在全厂曝光。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被点名的干部气急败坏，觉得大丢面子。那个“女皇”更是暴跳如雷，冲到宣传栏前，一把就将通告扯下来撕得粉碎。然后跑到工会大闹，说：“他们跟着汪海干，发动群众整干部，等着瞧吧，都没有好下场。”民管会的同志一见这阵势也有点慌了，跑来找我，说：“这下麻烦了，怎么办？”

我说：“你们是企业的主人，主人管仆人没有错，你们怕什么？按照规定，怎么处理我作为党委书记不该过问，但是，倘若一旦出了事，我来承担。”我就不信正气压不倒邪气。封建社会的七品芝麻官还知道个“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呢，何况是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在关键时刻为工人们撑腰。我在干部会议上讲：“我们干部管工人管了三十多年，难道工人们就不能管我们一次吗？管一次就暴跳如雷，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那还得了？今后凡是被职工代表评议为表现差的干部，不管与我汪海是亲是疏，一律免职。你当不好仆人就下去当主人。”对民管会的工人们我鼓励他们：“撕了，你们可以再贴。将来你们如果查出我的问题，照样贴出通报批评。”当天晚上，通告又第二次贴到厂门口的宣传栏上，工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争相观看，情绪都很振奋。那个“女皇”一看这种情况，纠集了一帮人跑到市里告状去了。

祁：斗争够激烈的。

汪：哎呀！那个时候，我在青岛真成了众矢之的了。市里信访办的人见我说：“伙计，你别再胡折腾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一天不接到告你的信，我们信访办就没事干了。”我说：“都告我什么？”他说：“告你的多了，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没有不告的。”    

他说的一点也不假。我已经给你讲过，这个厂过去遗留的问题很多，尤其是人际关系的问题，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弄不好你就会中箭落马，顷刻覆舟。虽然，我每干一件事，都要先研究他们要抓我会有什么样的理由。但是，我也很清楚，在中国，要整倒一个改革者，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有两条我认为非常重要，处理不妥，你自己就先把自己打倒了：一条是你作为企业家，能否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一条是与女人的交往要特别小心，稍有不慎就会掉进陷阱。所以我在这方面是有着很强的自制力的。当时厂里的团委书记是位女同志，我说话、布置工作从来都不跨进她的办公室，说完就走。

祁：这也太小心了吧？

汪：不小心不行哪。在创业的前两年里，多少人想整倒我。盯梢的人有，告状的人有，暗算的人有，上级部门派下来监视我的人有，省、市甚至国家有关部门下来调查我的人也有，纷纷扰扰，闹得他们也挺忙乎。但事实就是事实，全光明正大地摆在那里，你们查吧，我照样干我的。因为要搞机构改革，我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对得起。我没有原则、没有标准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双星。所以到最后上面来调查的人见告状信与事实不符，走人了；上面派下来监视我的人看到我的行为，改变了看法，转而支持我。可见斗争中有暗礁，也有光明。这个光明可以说更多地是来自于职工。

祁：那么，您在双星成立民管会，让工人参与改革，是否也是一种斗争的需要。

汪：我当然需要他们的参与，寻求他们的支持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民管会这种机制在企业的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它是双星的一个创造。

祁：企业成立民管会，在中国改革走过2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件超前的事情。因为很多企业有职代会，但没有对当权者直接进行监督的民管会。

汪：是的。

祁：双星砸“三铁”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

汪：对。

砸旧三铁  破新三铁

汪：常言说：市场是企业改革的动力和源泉。我要面向市场，就得要创新体制，引进竞争机制，启用能人而不是庸人，更不能用不为工人办事，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所以说，如果工人群众都认为你这个干部是占着茅坑不拉屎，那么，你就不能再继续占下去了。

所以我宣布：双星干部职工不再有界限，谁能耐大谁来坐交椅。而且这个交椅不再是铁的，干得好则干，干不好就得由群众评议，厂里重新聘任。像基建科，过去被工人讥讽为“败家子科”，厂里一次次给的基建费都让他们撒胡椒面似地给折腾光了，多少年来盖不起一栋像样的楼。根据群众评议，厂里就撤了科长的职，换上了个能干的复员军人。机修科，偷盗成风，我们也是用同样的办法罢免整顿。这样一来，一大批年轻人得到了提拔。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双星的管理阶层全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确实是生气勃勃。现在他们也都已经进入中年了。除了重用年轻人外，我还破格提拔了一位50岁的老工人。

这个老工人就是被人称为“双星老太婆”的张瑞云。她一九五四年入厂，在车间当操作工。虽然她看着是一位不起眼的女工，但泼辣，能吃苦，骨子里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好胜心。三十年里，一直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因为她整个身心都扑在工作上，车间里的女工们也都服她，叫她“张老妈妈”。我让她当四车间的车间主任。这一下可闹翻天了。告状信像雪片一样往上送。

祁：为什么？

汪：反对派借此抓住了把柄，说张老太一没文凭；二年龄又大，汪海把她扶到掌权的位子上，就是有意在跟中央关于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政策对着干。

祁：可是张老太后来干到总裁助理的位置上后才退休的，这就说明了她很有能力。

汪：我认为任何事情都不能一刀切，不能教条。对企业来说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就是最大的资源，无论年老年少，有没有学历，只要出于公心，有才干，谁都可以在领导岗位上显显身手。而那些庸庸碌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能力平平的人，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所以那些被撤换下来的干部来质问我，说：“我们到底有什么过错？”我直接了当地回答：“无功便是过。”

祁：记得几年前在您的办公室里，就能人和庸人的问题，您还有过一番宏论。您说，不论在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不管哪个国家，从古到今都是能人起来造反，对社会进行革新。

汪：是呀。今天我们搞改革，首先要想办法把能人用起来，让能人来管理。所谓能人，无非就是有思想、有超前意识、有才华、有个性的人。如果用些听话的庸人那还搞什么改革？中国的能人太多了。只是旧的人事体制没有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限制了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就拿我们双星的一个科技人员来说吧。他叫刘守芳，因为个子高，外号刘大个子。在九厂他可以称得上是五朝元老。从“文革”到改革开放我上任之前，看着别人斗来斗去他不参和，领导换来换去也与他无关，成天扛个钓鱼杆去钓鱼。是个有名的逍遥派，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发现九厂过去的那几个领导他都没有瞧在眼里，召集开会，他闷在一边不吭声；让他发言，便是一大堆反面意见。闹得领导也不愿见他，他也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成了那种不干活，没出息的“老倔种”。但是我就是从他的那些反面意见里，发现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上任后搞第一次机构人员调整时就请他出山。而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放在厂内沉睡了十几年的进口密炼机给开动了。不然谁也弄不了。后来，在我冲破阻力搞老产品扩散时，他又是我的第一个支持者，并且是这项战略的实施者之一。

祁：现在谁都明白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无情法则。而在八十年代初，您在砸三铁中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汪：要实施任何一项改革，都必然要冲击现有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而这些人是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某种“特权”的。他们群起而攻之，斗争的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中，我要面对七种反对势力：第一种是退居二线的老干部。他们退下来后没事干了，心里感到失落，两眼就盯着你现任的领导，给你挑毛病。第二种是“文革”中上来的造反派。这些人的官职给撤了后，没有了派性斗争的市场，也是心怀不满。第三种是心怀叵测的一些人。自从砸了三铁后，他们过去靠利用关系，找靠山这些歪门邪道向上爬的路子给堵死了。第四种是观念陈旧，在计划经济的旧模式里生活惯了，如今跟不上形势而受到冲击的反对派。第五种是上有靠山下有根底，常年无人敢管敢问而现在不许他为所欲为的人。第六种是现在受到纪律约束的那些平时不干活，混日子的懒汉、二流子。第七种则是能力平平、庸庸碌碌，因为精简机构被撤换下来的一些基层干部，心里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要动一个部门，动一个人，就必然引起一阵混乱。就好像一石击起千层浪。

祁：砸三铁，首先是权利和利益的冲突，而权力和利益的冲突往往对个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有时会酿成生与死的搏斗。

汪：当时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有人就差点要了我的命。那时候，我每天都很晚才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路上要经过一片树林。有天晚上我特别累，慢慢踏着车还想着第二天的事情。快到树林那儿，我的第六感觉突然警醒了，下意识里就觉得前面黑黑的，也没有路灯，会不会有危险？想到这儿，我使劲踏了几下车，想快速冲过树林。结果，没走多远，突然，树林里飞出一块石头向我砸来，我本能地一低头，石头从我头顶上飞了过去，落在马路的对面，接着又听到一块石头落在了我的身后。

祁：这时候您只有夺路而逃了。

汪：那可不是？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明枪好躲，暗箭难防。你不赶快走就得要吃亏了。回到家里我对妻子淑兰说：。你要有个精神准备，不知哪天他们会害死我。”从那以后，一到晚上十点，淑兰见我还没回家，就提心吊胆、坐立不安。

祁：在八十年代中期，武汉就有一位企业的改革者惨遭杀害。

汪：从那以后，我的警惕性也高了。把厂里惟一的一支手枪挎在腰上，在有些场合还故意一撩衣服让它露出来，展示它的威慑力。另外厂里的保卫科长，还有那些支持改革的积极分子也开始在暗中保护我。

祁：后来你有没有去查查树林里的凶手是些什么人？

汪：没查。

祁：怎么不查呢？

汪：当时保卫科要查。我阻止了。我说人家铁饭碗本来端得好好的，你给人家砸了，他能没气吗？人家铁交椅坐得好好的，你给人家换了，他能没气吗？

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上级各部门的调查组来双星就跟走马灯似的，来一次调查组，就有人传：汪海要完蛋了。可是，我一次次都挺了过来。过后，那些诬告我的人，想置我于死地的人就很担惊受怕，害怕我打击报复。但是事情过后，我也就看淡了，这些人在企业该干啥还干啥，表现好的照样提拔。

祁：一个人要做到真正能容忍他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宽容有时候比拼命更需要勇气。

汪：所以为什么有一阵子社会上一个劲地喊“理解万岁”？理解就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想一想。

祁：那么，作为一个改革者，您认为他最不能忍受的东西是什么？

汪：最不能忍受的是你一心一意为企业在干，而你的上级部门却百般刁难你。这是最残酷的事情。我当时除了要面对企业内部的七种反对势力外，还要面对来自主管部门的非难。时代变了，但他们仍然还在老的思维定势里出不来，再加上“文革”后期我不愿意跟着他们的派性转，又在很多事情上坚持正义顶撞过他们，所以他们总是在卡我。橡胶公司的头头甚至公开说：“国营企业哪有这么干的？他无视国家劳动人事制度，简直把橡胶九厂搞得乌烟瘴气！”不光这么指责，而且制裁，把我们改革两年来所取得的一些先进称号，统统给取消了。厂里的人都特别生气。我说：“取消就取消吧。咱可以不当那个先进，不要那个名。只要企业能在市场上站住脚，比什么都重要。不然，一切都是空的。

祁：您后来提出的所谓破“新三铁”指的是什么？

汪：一是盘根错节的“铁关系”；二是旧体制中的条条框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铁栅栏”；三是人们头脑中落后于改革的陈旧观念形成的“铁锁链”。这三个铁家伙就像一张铁丝网，把你罩得严丝合缝，要想飞出去，必须挣破这个网。否则，只能在网中束手待毙。

光明磊落浩然正气

祁：你所说的砸“旧三铁”，是针对企业内部；而破“新三铁”则是针对社会的大环境，是这样的吗？

汪：可以这样理解。有一次记者来采访我，我对着镜头坦率地说：“回到双星我就舒心愉快，到了市场上我就精神振奋。可是走进官场上我就不灵了，感到事事受阻不顺心。”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旧体制下，衙门太多了，企业要想做些事，无论哪一个衙门只要你没把头磕好就别想办成事。八十年代我们为了打入国际市场，准备投资建一幢出口鞋大楼，光是审报就花去了两年多时间批不下来，反正是让你盖不够三十六个公章，不趟下四十八条路子就甭想办成。我想如果按常规的审报手续，求那些衙门里的官老爷们一个个开恩，那国际市场上的黄花菜早就凉了。时间不等人，只有加快速度，自己先干起来。对待那些人为的“铁栅栏”，能跨就跨过去，实在不行就蹬倒它先迈过去。这样，我们在一九八九年正式开工建楼，厂房建筑和设备安装同时上，外装修时内部安装设备，等工程竣工，设备也全装好了。但是市里有关部门跑来指手画脚，说你的厂房我们还没有验收合格，怎么连设备都安好了？这不合规定，禁止使用。

祁：市场和官场往往是一对矛盾。

汪：我才不听他那一套呢。我说：“我自己花钱盖厂房，还要等你同意了才能使用，耽误了生产，耽误了市场，你们谁也不会替我承担责任的。”用！一天都不能等。我下令开工。结果，和那个部门顶上了牛.我们的产品已经源源不断地投放国际市场了，而这座大楼却还是黑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了非法建筑。官司打到市里，我又不得不去说明情况。我说：“你们坐办公室的，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而我的国际市场晚一天都不行。这是信誉，更主要的是个效益。虽然我为国家干，但我今天要出口这个产品，我就得履行合同。否则人家骂我汪海事小，骂咱中国就事大了。”

我要出国考察、谈判；双星要组团参加国际博览会。有关部门也嚷嚷：“汪海怎么上个月出了，下个月又出？出国起码也得轮换着出呀！”

祁：这就是官场上的思维，把出国考察当作一种待遇和荣誉，大家轮着来。

汪：所以我对他们说：“你当我出国是为了玩去的呀？我哪里有这些闲心？”他们说：“你去可以，我们得派一个跟着。”我说：“你是特务还是什么？我出钱让你给我盯梢，那我何不带一个我的设计人员去呢？”好，不同意带人就设障碍，反正在条条框框中总能找出几条出来治你。我们组团去参加世界博览会。“啊，一次出国就十几个人。这么多人出去，不行。”问为什么？说：“出国没有超过五人的，你这么多人，没这个先例。”我说：“古人还不敢吃螃蟹呢，不能说以前没有的事，今天就不能干，否则社会怎么发展？！”

祁：现在出国还这样卡吗？

汪：现在好多了。毕竟改革开放二十年了。但是当时太难了。

祁：我觉得“新三铁”不仅仅是我们体制中存在的弊病，还是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而成的陋习，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破除。它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才能被新意识、新观念、新法则以及新型关系逐渐取代。

汪：我们不能因为它根深蒂固就不去抗争。这“新三铁”最大的危害是造成内耗，让你朝后看，让你原地踏步，最后让你动弹不得。你要想轻装前进，就非得过五关斩六将不可。所以我的精力一半要干事业，一半还要应付这些事。

祁：“铁锁链”指的是什么？

汪：可以说是上级机关或有关部门扼制你的一切手段。就说当厂长这件事吧。一九八五年六月，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上级部门开始给九厂物色新厂长。第一条标准就是干部要专业化。而我才是个技校毕业的中专生，在他们眼里自然没有资格当这个大厂的厂长。他们在市橡胶系统选大学生，选了一阵没选出合适的人来，又降格扒拉大专生，就是不看汪海的成绩和实际工作能力。

    祁：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成功，就是企业家的文凭。

    汪：所以在这些铁锁链面前，我想，为了企业，咱还是自己拿自己当骨干使吧。我第三次敲开了刘鹏书记的门，向他谈了我的想法，结果橡胶公司又和市委顶上了牛。并且借我没有大专文凭大造舆论。但是，这一次市委没有妥协，本着企业的需要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打破红头文件的规定，破格提拔我当了九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这在当时青岛市所有的大企业中，我是被任命的惟一没有大专文凭的厂长。

人的一生，还是那两句话，困境中要自我感觉良好，工作中要自己拿自己当骨干。像我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思路，有很多人是看不惯的，他们面对你的时候就感到不自在，假如我迁就、妥协的话，那也就会被压制得完蛋了，什么事也干不成。反过来讲，我这样的性格和思路，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也更难受。

在党政大权集于一身后，我真是豁出命来了。不但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在干部的选拔、培训和任用方面广开渠道，择优任用。还在全厂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体制改革：在企业内部分家放权、分层承包、分开算账，把各个生产车间和辅助部门改变为分厂，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与此同时，又在双星展开了几十次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在九大方面实现了“九换脑筋”，明确地树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人才观念、创新观念、管理观念、质量观念、新产品开发观念、思想政治工作观念。我们把它总结为双星市场经济的三次革命。就是：革了保守和僵化旧观念的命，换了一个新脑袋；革了计划经济旧框框的命，造了一个新机制；革了等靠要守业方式的命，创了一个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