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汪海到北京来，我和几位朋友去看他，谈话中他突然冒出一句话：“我那个地方再不能继续做鞋了，再做下去，双星就得完蛋。”

“为什么？”我们不禁大吃一惊。

双星的事业正日照中天，进入双星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阶段，怎么会不能再继续做鞋了呢？

那天，他对我们这些外行们没有多说什么，便匆匆忙忙告了别，去考察市场去了。

不久便传来消息，说汪海在沂蒙山的沂源县买下一座废弃的兵工厂，成立了鲁中公司，并在莒县搞了个内联鞋帮加工厂。还有消息说，双星离开青岛上山下乡了，市区五个工厂已经开始向沂蒙山大迁徙。搬迁的那几天里，装运机器设备的车辆在公路上如同运动的长蛇阵，浩浩荡荡，首尾不见。

后来，就产业大转移的问题，汪海阐述道：“并不是我对上山有瘾，是市场规律、经济规律逼的啊。”他说：“咱这么搞，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前，发达国家的制鞋业为什么向第三世界转移，因为制鞋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手工操作太多。随着经济的发展，成本也越来越高，他们干不起了。而目前在中国，制鞋业正处在上升时期，如果把眼光放到十年以后去看，它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假若我们现在不赶快从城市跳到农村，就会一年比一年被动，等危机出现时再跳，那就为时太晚了。所以，我们往沂蒙山转移等于说是一步到位。”

一九九三年的四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笔者和青岛市几家报社的记者应邀前往沂源县参观双星在沂蒙山刚开工的工厂。笔者沂蒙山的了解，最早还是来自于歌剧《红嫂》，剧中的女主角红嫂在解放战争中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受伤的子弟兵。后来，山东的军旅作家苗长水送给我一本他的小说集《犁越芳冢》。我被书中描写的美丽的汶河、沂水和英雄的孟良崮深深地感动了。那里有愉快地唱着山野村俗的歌谣，拉扯孩子随大部队转移来的李山大哥；有肩挑担子在炮火中跟随大军南下的非凡的大姨们；更有着为了革命的成功、为了共和国的建立而无私奉献的父老乡亲们

我对沂蒙山革命老区早就有了神往之情。

清晨，从青岛市出发，一路疾驰。当汽车进入沂蒙山地界后，窗外的景色却让我大为失望。光秃秃的山峦，干涸的河床，石头垒就的矮房子，偶尔看到一些农民在巴掌大的梯田上正躬背弯腰地播种。一切迹象都向我证明着沂蒙山老区的贫困。

汽车行驶了将近六个小时才到了目的地。想不到在四面大山的山坳里，竟然蚕卧着一座大工厂，这就是双星新建的鲁中公司，它拥有六百多亩地，六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职工宿舍楼。这么大的规模，不难猜出这里作为军工企业也曾经相当繁荣过，然而，有谁能想到在双星迁来之前，这里的资产竟然有三年时间无人过问，空洞的厂房、楼群任凭风吹雨淋。

鲁中公司的总经理姜桂圣还是那么精神，黑黑的脸膛，浓眉大眼。虽然身着工作服，但军人的风度依然不减。他曾经是某部机枪连的连长，现在却是汪海的一员大将。自一九八四年以来，

只要双星去哪里开辟新战场，他便像开路先锋一样打起背包带人出发。一九八八年双星在黄岛开发区新建年产三百万双胶鞋生产能力的“双星鞋厂”时，他乘风破浪跨海西征，待到果实累累时，他又抛下家室，一头钻进了沂蒙山的滑石峪。

姜桂圣告诉我们，双星买下这座废弃已久的厂房、厂址后，他便率领十名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进驻。当时管道失修没有水，线路不通没电，太阳一落山，山坳里漆黑一片。厂房因为长期没人管，已被损坏得很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进驻三个月后，双星鞋竟然奇迹般的在这里生产出来了。

奇迹是怎样出现的呢？姜桂圣在这片交通不便、通讯不便的大山里发动了阵地战。他首先解决水的问题，亲自请民工挖渠道、修管子，大冬天昼夜奋战，仅用三十天时间便拿下了这项“保命”工程。然后是疏通线路，从几十里路外架起电线杆引来了电。与此同时，整修厂房，安装机器，在当地招聘工人。真是数管齐下。待数百台机器安装完毕后，被培训了三个月的工人正好能上岗。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后，我站在公司办公楼前，只见沂蒙山的小伙子、大姑娘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跑步，一群群地朝厂区拥来。到了大门口，似乎也没有人指挥，就自动地排成三列纵队整整齐齐，一二一地走进厂区。

从大门口直线走入车间，要十几分钟。我久久地望着这些年轻人的背影，感慨颇多。昨天，他们还都是在土里刨食的农家子弟，今天他们已成为双星集团训练有素的新职工。他们的内心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雄心勃勃的姜桂圣对我说，鲁中公司已招聘一千多名沂蒙山子弟，但这些人还远远不够。鲁中公司还要在滑石峪村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一个市场来，要建立一系列配套企业，建服装厂、建宾馆酒店、建双星商业一条街，还要开发养殖业，养鸡、养羊。

说到养羊，他兴趣大发：“我的羊群这两天刚下了几只小羊，哎呀，毛长长的，可爱极了！”

那天晚上，见姜桂圣拿起手电筒走出办公室，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有几幢楼房收拾好了，让住厂的女工们从平房搬进去，他要去看看她们都安顿好了没有。我说我也去，便跟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宿舍区走去。

一幢幢的六层宿舍楼，都是三室一厅，这是大城市里的人们梦寐以求的住房，但在这大山里，许多楼却都空着。姜桂圣说：“不着急，等鲁中公司发展起来，这些楼房还不够呢。”

一套住房，安排4个女工住，姜桂圣是见门必进，见人必问，在叽叽喳喳的女孩们面前，他真是个慈祥的大叔。然而，在管理要求上他却是说一不二。临来沂蒙山的前一天，汪海给我们介绍情况，他以一种欣赏的口气告诉我们，鲁中公司的两化管理标准是非常高的，连总厂去的人有的都不能适应。他说：“我派了十名技术娴熟的老合同工去带带新职工，让姜桂圣这老家伙给我开除了六名。”

我跟姜桂圣钻了几个门洞，爬了几层楼就累得呼哧呼哧，只好站在楼外，等他把所有住进人的宿舍都视察了一遍后才跟他往回走。到了办公楼，他让我上去休息，自己又向厂区走去。同行的张经理告诉我，老姜每天晚上临睡觉前都要去查哨，否则他就睡不安稳。

沂蒙山的夜很静，沂蒙山的夜很浓。在浓浓的夜色中，姜桂圣手中那明亮的手电筒光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几天后，我告别了鲁中公司，乘车出山，车行几道弯后，我突然发现路旁的田野里桃花盛开。奇怪，来的时候还是满山光秃秃、灰蒙蒙的树木，才几天工夫就粉团团地似彩云降落在田野上。真是“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啊！我相信，随着双星在沂蒙山的开发，势必能带动起这一片革命老区的经济腾飞。

东部发展  西部开发

汪海经常有一种感叹：这个世界上的劳动者除了农民苦以外，第二个就是做鞋的了。劳累不说，又是微利，挣不上几个钱。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鞋行业，目前还不可能达到生产全自动化。现在，从厂房到设备，双星已经达到了世界制鞋业中最先进的水平。即使是这样，一双鞋从原料到成品仍需要二百多道工序，而且许多工序还是要靠人手去完成。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鞋业生产的高劳务和低经济收益造成了尖锐的矛盾，使得许多发达国家视鞋业为夕阳工业，在六七十年代就把这一产业转向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这些国家和地区又开始把这一产业转向了劳动力更加低廉的中国大陆。这一连串的转移正是这个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鞋业作为微利的谷底产业，如果不具备大的生产规模，就不能抵御市场出现的各种危机，不能与风云变幻的市场相抗衡。所以双星的发展壮大之路，如果用形象的话来概括，就是“出城”、“下乡”和“上山”。

现在让我们来追寻一下双星在这条路上的足迹。

一九八四年，双星为开发新产品，走出城区，把老产品扩散到郊县乡镇企业，这是汪海在运营资产上的第一步。

下乡则是他的第二步。从一九八七年开始，双星在寻求着规模扩张之时，通过联营方式，或者租赁的方法，在开发区先后建起了五大鞋厂以及制帮、印刷、纺织、包装等辅助工厂，形成了自我配套的双星第一座鞋城。此外，又在即墨市租赁占地上千亩的厂房和土地，借用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低廉的优势，迅速建成了双星工业园。这第二座鞋城已经成为双星的高档鞋、皮鞋生产基地和科技开发中心。两座鞋城都地处市郊，生产的产品与集团本部生产的产品相比，成本一下子就降低了二成以上。

第三步，则是上山。实施“东部发展，西部开发”战略。

进入九十年代后，青岛市郊劳动力价格上升，地价也开始升值。这就需要经营者把目光投向劳动价格更加低廉、地价更加便宜的边远地区，走农村供应城市之路。这期间，先后来找双星寻求联营的地区和鞋厂多达一百余家哪！但是汪海有选择地去考察了一番后，结果却是掉头而去。

谈起这个话题，他对我说：“东北请了我好多次，哈尔滨那个局长和我还是好朋友，叫我接他那个厂，但我们喝完了酒就拜拜。我说在你这个地方干不可能了，就是全市的工业都垮台，你们也是照吃照喝，什么工资奖金不少一分，我就是在这里招工人也没有真正干活的，也不好管。去陕西，一路在大小官员们的热情接待中到了延安，接待我的一个地区副专员，晚餐时他就喝了四十八杯酒，我一看这种情况也不敢投资了。转了一圈后，我摆了五桌来了个答谢宴会，感谢所有接待我的官员们，其中明白的人说你这是握握手要再见了。我说，对，再见了。”

作为企业家，汪海清楚地知道做任何事都要讲天时地利人和。如果当地的社会投资环境不顺，双星把产业转移去了就如同把船开进了泥潭。

那么，双星把目光转向沂蒙山是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改革开放以来，过去隐蔽在山东腹地沂蒙山区的三线工厂、军工企业都纷纷开始走出了山坳，搬进了城市。而制鞋这个行业要发展又急于出城、下乡和上山。刚好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原来建在沂源县金星乡滑石峪村的山东裕华机器厂搬迁到了日照市，把一个占地六百亩的厂区，六万平方米的建筑，价值达六百多万元的不动产撂在了山沟里。作为沂源县政府呢，也不希望让这些资产白白闲置或者流失，但要利用这些资产，县里又缺乏资金和开发产品的技术和人才，所以他们迫切希望有实力的大企业到那里投资建厂。

一九九二年八月，沂源县的一位县委书记顶着夏日的骄阳，慕名前来青岛找汪海，要求双星买下滑石峪已迁走的军工企业的厂房，为了这些国有资产不毁于一旦，为了当地的老区人民有致富之路，他们迫切地说：我们就是分文不要，也要请你们去办厂。

沂源县领导的这一要求和双星在同年实施的“东部发展，西部开发”的战略一拍即合。

于是，汪海带领部属六进沂蒙山，最后拍板：在沂蒙山建厂。他说，从感情上讲沂源县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我们有义务支援老区经济建设；从双星发展考虑，沂蒙山地处山东腹地，在这里生产的产品可以直接供应本省，进入中原市场路途也短。此外，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能使产品成本降低，赢得市场的竞争。

合作的双方很快达成共识，双星以八十万元买下厂房，立即实施“西部开发”的壮举。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汪海的这一决策。

对于双星的西进，青岛市有些人认为双星在海边站不稳了，要完蛋了，甚至连企业内部的很多人也不理解。说别人都朝沿海开放城市发展，为什么我们双星却要往穷山沟里跑？汪海真是成天瞎折腾。

面对这些议论，汪海则说：“企业出洋越海是开放，上山下乡也是开放。双星的西进是制鞋行业发展规律的必然需要，不去也得去，只有这样，双星才能有大发展。”

除了要统一企业内部的认识外，还要解除沂蒙山人的一些误解。当地人能理解原来的企业扔下厂房进城，但明白双星人为啥往山里钻，如果不是在青岛呆不下去了怎么能跑到咱这穷地方来呢？还有一种议论说，双星是来剥削当地人来了。因此，在建厂前后，周围农民偷盗成风，地方政府的有些部门也是百般刁难，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汪海建议在鲁中公司展开了一场“鲁中到底是谁的鲁中”的大讨论，让每个人谈认识，慢慢地才彻底改变了职工的思想，也赢得了当地人的理解。

当双星在沂蒙山建起了第三座鞋城后，实践证明汪海的思路是对的。而那些习惯于计划经济老一套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现在已感到步履维艰，有的已几乎经营不下去了。职工们倒是守住了家门，却丢了饭碗。

鞋匠成状元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六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古汉杯”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的评选活动在京揭晓，双星集团总裁汪海被评为十大“扶贫状元”之一。

历届入选的全国十大“扶贫状元”中，除个别民营企业家外，大都是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获得此项殊荣则尚属首次。对此，《人民日报》在十月十八日曾专门发表文章，介绍双星的“西进战略”对沂蒙山革命老区人民做出的突出贡献。文章说：“几年前，双星集团总裁汪海带领着双星人在‘越洋过海，闯世界市场的同时，开始了双星‘西部开发’的发展战略，主动选择交通、通信、水电等都极其不便的沂蒙山区投资建厂，开始了一个国有企业家替国分忧、扶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西进壮举。”

国务院扶贫办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也特意批示道：“城市国有大企业主动到落后山区投资建厂，把他们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实行互补，共同发展，这是应该提倡的，青岛双星集团公司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典型。”

九十年代初，汪海为产业转移曾四处选点，他到过东北、华南、华中等地。但最终为什么把产业转移的地点选在了沂蒙山区？除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外，还有一点则是汪海对农民的情感因素。

他曾六进沂蒙山，在深入当地农村调查时，从农民的口中得知，沂蒙山区脱贫的标准是一户人家年收入达到四百元。

他问农民：“这四百元，你们能达到吗？”

“哪里达得到！”农民向他讲述道：上面的干部每年来统计，连一窝小鸡都不放过，是公鸡还是母鸡都还看不出来，就预先给算出这一窝小鸡长大后一年能下多少蛋，蛋又能卖回多少钱，东拼西凑算够了四百元。好！达标了，你也就算脱贫了。

听了这一席话后，汪海的心沉甸甸的，一些地方干部的浮夸风如果就这样刮下去，那么，坑的是谁呀？是最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是把乳汁和鲜血奉献给了中国革命的沂蒙山人民啊！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汪海把这件事讲给双星的干部职工们听，他说：“古人都知道爱民如身，视民如伤，何况我们共产党人。”

 …………

三年过去了。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又去了一趟沂蒙山的鲁中公司，眼前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原来仅有的那座大山坳里蚕卧的工厂，早已被繁华的新城镇挡在了后面。只见工厂前方那条双星街，街道宽敞，建筑林立，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据说，金星乡农业银行，过去是沂源县储蒂存款最低的银行，自从双星在这个村建厂后，储蓄额逐年增加，现在已成为沂源县接收储户存款最多的一家银行。过去当地政府对不听话的基层干部说的一句口头语是：

“不听话，到三叉（一贫困乡）。再不听话到金星”。

现在由于风水已变，连金星乡政府也迁址到了滑石峪的双星街上。人们的口头语也随之变成了：“想致富到双星，得金星。”

确实，鲁中的变化是巨大的。投产后五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员工六千多名的大型鞋城，到一九九七年，年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五百八十五；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百九十；销售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五百一十五；利税增长了百分之三百，成为沂蒙山区的一家耀眼的明星企业。

同时，双星鲁中鞋城在沂蒙老区的扶贫效应也越来越显著，公司员工年人均收入已达到四千元以上，按当地的标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两人就业就可提前进入小康。照此计算，双星鲁中鞋城至今已使上万名老区人脱贫，有的已经致富。三年前我看到附近的小伙子、大姑娘们来上班大都是步行，条件好的也不过是骑辆旧自行车，如今停放在车棚里的全是铮亮的摩托车。

无工不富。鞋城的发展最为振奋的是带动了周边乡镇企业的发展，滑石峪村办起了纸箱厂；在东里镇少数民族开发区建起了制帮厂；在梭背岭乡建起炼胶厂……所以，在沂蒙老区人民眼里，双星确实是他们的致富星。

鉴于此，双星于一九九六年又果断地迈出了第二步：与沂水县合作，在“红嫂”的家乡沂水县高庄镇杏峪村的原军工企业前进机械厂旧址，建起了沂蒙山第二座鞋城——双星瀚海股份有限公司。    

瀚海鞋城占地达六百亩，一期工程投入达三千万元，规划年产鞋达一千三百万双，年产值达一亿五千万元，利税过千万元，并将再为沂蒙老区解决四千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上万名老区人民走上脱贫致富路。因此，在瀚海鞋城建设中，期盼鞋城早日建成的沂蒙人民从供水、供电到施工建设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使鞋城仅用了九十九天就建成，创造了双星发展的又一个奇迹。

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在瀚海公司正式成立剪彩的那一天，当地的农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如同赶集似地来到厂房四周的山坡上等待着观看工厂的剪彩仪式。望着满山遍野黑压压的人群那渴盼的神情，望着那些走不动路也要被人搀扶着而来的老爷爷、老奶奶。我突然悟到双星的到来对这一片土地意味着什么？那不仅仅是盘活了大批不动产，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也不仅仅是可以解决四千多人的就业问题，从而能使一大批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或者带动当地其他项目的开发。双星的到来，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活力，带来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带来了一个五彩的梦。 

以鞋为主  多种经营

在双星的创业史上，有两个日子是双星人不能忘怀的。

第一个日子是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双星建国以来生产的最后一双解放牌胶鞋永远地被送进了陈列室。

第二个日子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这一天对双星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当最后一双标有“青岛贵州路五号制造”的双星牌运动鞋走下生产线后，青岛市贵州路五号这一黄金地段，也正式结束了长达七十六年之久的制鞋历史。至此，双星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七年，实施了十三年的“出城上山下乡”战略转移也宣告完成。

双星产业一点一点向外转移的过程，也是“腾笼换鸟”，大举向第三产业进军的过程。他们通过利用总部的黄金地段发三产业，很快形成了以鞋业为龙头，以三产为支柱，鞋业与三产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现在，双星总部所在地已经变成了双星三产产业群基地。

汪海对自己这些年来实施多元化的经营战略的成就颇为得意。他说：

“多元化经营是现代企业集团发展的必然结果。譬如我们做鞋，它是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单一经营有着很大风险。就像一九八三年我们的解放鞋商业局不要了，我们一下子就死在那儿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所以说任何一个企业死守着一个产业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只有通过多元化经营，才能达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抗风险能力。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双星向以鞋为主、多业并举转移，这种产业的扩张首先从自己熟悉的运动产品开始。在运动鞋的基础上，发展了运动装、运动包、运动袜；开发生产了运动饮料、健身器和运动器械。目前双星已成为国内生产运动产品品种系列最多的企业。”

实际上，要追溯双星第三产业的发展历程，恐怕要回到十几年前了。早在一九八四年，双星在企业内部搞产品结构的调整时，就产生了第一批富余人员。对这些人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下岗这一说。汪海就琢磨把原来靠街的厂安全科办公室搬走，腾出来发展第三产业。当时这一决定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认为企业办三产是不务正业，很多工人也把下岗干三产看成不是什么正经的活儿，觉得丢人。但是，在那个时候汪海就认准了双星的希望就在于大张旗鼓地发展第三产业。因此对拒绝搬家的安全科进行了强制性措施，然后破墙开店，成立了一个对社会开放的劳动服务公司。尽管只有十几个人，但这在当时青岛乃至山东的国有企业中办三产的双星还是第一家。可以说双星的发展从那时候起就已经突破了单一制鞋的行业界限，率先闯入了第三产业领域。

汪海是个闲不住的人，只要两眼睁着，脑子里就不停地转动着让企业之树常青的点子。他经常用韩国鞋业从发展到衰退的过程来教育双星的员工如何从中汲取教训。

他讲，从国际制鞋业的发展规律看，都是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双星主动实施产业大转移，“腾笼换鸟”发展第三产业，一是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汲取了他们的教训；同时也是被国内鞋业的发展规律所逼迫。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已经使双星在青岛市区做鞋子没有什么优势，甚至招工都出现了困难。尤其是一些高效益、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更给双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凡是去过青岛的人都知道，双星集团总部就在市区的西海岸，往前走百米就是海边风景区，离著名的栈桥也仅有一箭之遥，是青岛市的黄金地段。九十年代后，这里的地价一亩地上升到五百万元，而双星就占地一百三十亩，如果继续守在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段上做鞋子卖，那就只会使生产成本逐年上升而越来越无利可图。

那么，要想摆脱给行业带来的这种阴影，只有为自己创造战机，寻求新的经济启动点。而这个经济启动点，就是发展第三产业。所以，双星在一个个鞋厂、一条条生产线迁出总部的同时，代之而起的是娱乐城、商场、商住楼、证券公司、康乐城、保龄球城等第三产业的崛起。临街的废旧礼堂被改建成青岛市西区最大的证券交易中心，原来的旧厂房被改建成豪华高档的娱乐城，沿海滩涂建起了养殖中心，原来的职工医院、浴室、法律顾问处等职能部门向社会开放。目前，双星的第三产业已形成两大基地，一个是集团总部的双星城，一个是岙山的度假村，涉及到房地产业、证券业、娱乐业、旅游业、餐饮业、商业等三十多个行业，仅一九九六年，第三产业收入就达到了九亿元。

说起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双星城，汪海好不得意，他说：“任何事情你不去想，不去琢磨，它怎么能变成现实呢？集团总部那条街在青岛的西边，比较偏僻，晚上路灯也暗，过去女孩子下晚班都要让家里人去接。现在让我们改造得除了中山路就属我们那里热闹，到晚上满街都是霓虹灯。”

在我一九九二年去双星城时，尽管有许多的商业、饮食业，但毕竟还是工业区。而现在去看，那里简直像阿拉丁的神灯变出来的一片神奇的世界。有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商住楼，也有欧洲风格、阿拉伯情调的建筑，更有中国的长城、彩塑弥勒大佛，真是欧亚混合，包罗万象。不仅是一处很繁华的商业区，而且已经发展成了青岛又一旅游区。

汪海有一个观点：一个地区要叫它兴旺发达，就要造市场。

他善于研究人们的心理，研究人们的消费需要。他说：如果在厂区搞三产光弄些桑那浴、不夜城也不行。有很多人他不进桑那浴，也不进不夜城怎么办？那就利用那一片风景秀丽的地方搞文化市场，修园林，建大佛。他愿意拜拜佛，就让他拜拜佛；愿意来爬爬假山，就来逛逛园林。

对于双星的多元化经营，汪海曾讲过如下一段颇具辩证观点的话：“我们双星三产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二产的壮大。双星鞋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双星名牌的效应，名厂的信誉和名牌企业职工的素质，成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动力。而三产的发展，又对二产鞋业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加快了鞋业的转移步伐，使母体产业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全部转移了出去，大大降低了鞋业的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二者相辅相成。就像两条腿走路一样，步调一致，互相协调，从而大大加快了双星前进的速度。”

或许，双星成功的奥妙就在其中吧。

红旗不能倒

成都红旗橡胶厂厂长钟定军，个头不高，戴着眼镜，初次相识你决不会想到他是一位企业负责人，而会以为他是某个中学的数学老师。

他最早学机械制造，一九八四年，他当上红旗厂副厂长，上任没多久便参加全国统考，进入中国和加拿大合办的经济管理学院，两年学成后又回这个厂继续当副厂长。十年后，他四十一岁时上任当厂长，厂财务的账上只有两千块钱，而他面对的却是一千六百多职工要发工资。当时的困境类似于汪海在一九八三年主管橡胶九厂，所不同的是汪海面临着老产品积压无处收购；钟定军面临的是偌大的工厂生产什么？红旗橡胶厂建厂几十年来没有创出自己的品牌，现在更没有经济实力去创品牌。

一九九六年四月下旬，全国胶鞋协会在泉州开会，作为协会理事的钟定军决定去找理事长汪海。双星与红旗，虽然一个在青岛，一个在成都。但在同行业里，汪海的名字如雷灌耳，尤其是八十年代在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指导下第一个能够下海走向市场，十多年来带动双星集团经历风风雨雨，创出中国人自己的名牌产品。这一切都使得钟定军十分地敬佩他。

“小钟最近怎么样？”汪海见到他热情地伸出手。他们相识十几年，见面格外亲热。

“汪总，您得拉我们小兄弟一把。”站在身高一米八一的汪海面前，小个子的钟定军就显得更加瘦小。

“你是什么小兄弟呀，咱们是爷们关系。”

钟定军一听这话便坦诚相告：“我现在急需要您的支持。”

“怎么支持你？”汪海问。

“任何形式都行，只要对双星和红旗厂双方都有利就可以干。”

汪海想了想说：“你那个成都那么远，我现在干部又很紧，要不然你小子全家上青岛，我给你解决住房和其他问题。”

“汪总，这一点我首先感谢你。不过您也知道，我自一九七六年进红旗厂，至今已二十年了，我对红旗厂的职工也有一份感情。如果我到了青岛，最多当一个办事员，就是外出办事还得到处去问路。而我要是在成都就会比在青岛为双星做出的贡献更大，因为在成都我上上下下尤其在商界还认识很多朋友，就可以发挥我的关系网。”他进一步采用激将法：“汪总，你不是说要开发大西南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

在恳请汪海的帮助前。在钟定军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张蓝图。当时红旗厂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停产；另一条路便是靠上一个有名的品牌，加入到大集团中去，以此解决职工的基本生活问题，有个安定的环境。

钟定军曾在中层干部会上这样讲：作为一个亏损的中小企业，不光是业务上，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等综合素质上我们与大企业都不可比，而且我们是没有实力来冲上高峰，那么我们就必须借助巨人，靠一棵大树，用四川的俗话讲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借助于一个大的集团，大的品牌，通过配套，通过带动，来促进红旗厂发展。他进而用更形象的比喻说：我们四川人讲打架，这个打架是指市场竞争，可我们个子很小打不过别人，那就只有当烈士了。但如果我们打不过对手便从青岛请来一个山东大汉来打，那我们就能打赢了。

除此之外，钟定军还有一个更深的思考。他认为引进双星不光是引进了一个产品的生产，更重要的是引进一种新的市场观念。红旗厂也是一九五八年建厂的国有企业，以前与双星的前身——橡胶九厂处于同一地位，为什么现在红旗的路子越走越窄？他知道双星的腾飞是在汪海的领导下更新观点，解放思想，敢为

天下先而实现的。所以引进新的观念，引进一种新的机制整顿改革，这对红旗厂来说已是势在必行。

他对汪海说：“汪总，我说了这么多，不如你去成都看看。”

汪海掐指一算：“这次不行了，日程排得太紧，协会的会议一完，我就得飞往深圳，因为五月一日双星股票在深圳上市，我要赶去一锤定音；五月二日要飞往海南岛去视察橡胶园；五月四日还得到北京去开会。”

钟定军磨人的功夫也真到家，“汪总，你再紧也得去一下，哪怕一天我就送你走。”

看到这个小爷们为了拯救工厂的那份恳切之情，汪海心软了。于是他缩短了海南岛的日程，把五月三日这一天挤出来，心甘情愿地被钟定军“绑架”到了成都。

实际上，对于四川这片土地，汪海早就情有独钟。这个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大盆地，气候湿润，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又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她西北与陕西、甘肃、青海、西藏毗邻；东南与贵州、云南相连。从地理和自然条件看，这里是胶鞋、运动鞋最好的市场，而且双星鞋在大西南也颇受消费者的欢迎。但是从青岛到大西南，路途遥远，一种新产品往往因运输的问题而丧失了市场的时效性。

企业家对市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早在五年前汪海就有意要在四川联营建厂，以便在大西南这个市场上实现自产自销。于是在化工部领导的撮合下，他与重庆一家橡胶厂联营，签订合同之日就给对方拨款三百万元人民币，救活了这个即将倒闭的厂子。可是紧接着止面的一纸任命书下来，厂领导换了人，后任厂长拒不执行合同，去打官司吧，也不可能。所以，这一段联营的伤心事至今还梗在汪海的喉头，如今又一个四川人向他恳请联营时，他也不得不三思而行了。

从海南飞到成都，钟定军便陪着汪海进厂考察，他有问必答，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牌全都亮给了汪海，他们在厂区转了不到三个小时，汪海就下了决心，干脆地说：“好吧，红旗不能倒！我们可以先搞两条线试一试，如果运作得好咱们就合作。”随后，他提出部分租赁的方案，双星租赁厂房和两条生产线，实行双星管理机制，而其他配套的则进行合作。

虽然有了合作的意向，但这也仅仅是双方初步确定了恋爱关系，离结婚距离尚远。在此期间任何一点小事都可以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第二天一大早，钟定军去宾馆为汪海送行，一路上他既高兴也担忧，想自己好不容易把汪总拉来走马观花一趟，终于说动了汪总，但夜长梦多，谁知道一觉醒来汪总又会是什么想法呢？他忐忑不安地推开房间的门，想不到汪海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小钟，你今天晚上到机场接人。”

此刻的钟定军如释重负地笑了，同时他也一下子领悟到双星成功的奥秘，体会到汪总一诺千金的人品和一经决策便雷厉风行的办事速度。

四日那天，上午汪海去了北京，晚上，双星工程技术人员一行七人飞来成都，与钟定军一起搞合作方案。

方案中明确了红旗厂与双星在租赁及其他多种合作关系中各自所承担的责权利。双星一年付租金七十万元人民币，租赁下来后的一切均由双星人自己来管理。数日后，钟定军飞往青岛，与双星正式签订了合同。

晚上汪海在度假村设宴，钟定军带着红旗厂的办公室主任和财务人员前赴宴。汪海又是笑眯眯地问：“小钟怎么样？”

钟定军抱拳连连谢道：“很感谢了，很感谢了。”

“感谢是感谢，但你必须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将我们租赁的厂房全部安装完毕。行不行？”

钟定军倒抽一口冷气，两眼在近视镜片后面瞪大了。租给双星的那个破厂房，按合同要求黄泥地要铺水磨石，墙壁也得粉刷，还要安装各种机器设备。这么大的工程才给一个月的时间那怎么能行呢？望着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脸上，他不再有别的顾虑了，与双星难得的合作刚开始，他怎么着也要为红旗争口气。他像在发誓般地对汪海说：“没问题，你看我们的行动吧。”

汪海笑了，又说：“我们要求归要求，你小子还有什么直管说。”

钟定军心想，你让直说那我也不客气了。他说：“汪总我现在很恼火呀！”

“怎么？”

“不要说启动资金了，我现在给职工发工资，都是从个体户的朋友那里借点钱，买回材料先弄出点产品拿出去卖，想搞大了根本不可能。”

“你的意思是要钱，怎么要？”汪海也直截了当。

“你能不能把这七十万元租金先预付我，预付的租金利息我出。”钟定军的这个要求提得很不理直气壮，因为合同上写着双星的租金是三个月到期一付。而双方签字人的字迹未干，他就先变了卦。

汪海听完哈哈地笑了，不置可否，举杯说：“来来来，喝酒喝酒！”

大家碰杯喝完酒，桌上出现片刻的尴尬。只听汪海说：“这样吧，你小子看来跟我有缘，给你七十万元，利息不要了。”

“哎呀？不但给钱，而且利息也免了，这种结果连钟定军也没想到。随即,听到汪海指示双星财务，说明天上班就办，让钟厂长这次就把钱带走。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到处可遇到锦上添花的人，而雪里送炭的人却是少而又少。第二天一早，当钟定军将七十万元的汇票拿在手里时，那种心情就像一个濒临绝境的穷人突然得到一万元钱的救助金一样，兴奋、感激

回到成都，钟定军在全厂中层干部会上讲了青岛之行的全过程，并进行总动员，大家的情绪也都很激昂。于是，会战便在成都最热的七月份拉开了架势。为了降低施工成本，整个四层大楼的厂房都由厂里的工人们来安装，酷暑季节，灼热的机器设备在工人们人拉肩扛的号子声中从远处一步一步地拽进厂房。二十八天后，钟定军将双星租赁的八千平米的厂房和设备全部建筑安装完毕。七月一日，双星产品试投产。

挺进大西南

一九九七年九月下旬，我和几位记者朋友应双星之邀飞往  成都采访，在机场，看到迎面而来的是副总裁刘树立，不禁大为  吃惊，将近一年不见，他竟“苗条”得与过去判若两人。

我急切地问他：“快告诉我，你减肥是怎么成功的？”

他煞有介事地说：“你上次告诉我，看到满桌的饭菜，刚一举筷子就马上动意念：我已经吃过了。这招儿我也用过，可就是不顶用，不但没节食，反而吃得更多了。”

在他身边亭亭玉立的妻子韩俊芝说：“他呀！变成这个样子应该功归老总，要不是汪总去年把大西南这一重担压在他肩上，他的体重别说掉二三十斤，说不定还得胖。”

刘树立开玩笑道：“马无夜草不肥，人没压力不瘦。看来最好的减肥法就是干活！干活！干活！”

我再看马爱国、马爱华、冯岚等双星人，他们的面容也都比在青岛时“清秀”了许多。为开辟大西南市场，这批双星的战将从凉爽的避暑胜地青岛，走进成都的夏季酷热中，他们常常要忍耐四十度的高温，与机修人员一起进行设备的搬迁、调试工作，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将近三百台机器和四条成型生产线安装、调试成功。据说，上了年纪的总工程师戚以敏，为了准确测定硫化缸的升温速度和前后温差，不顾高温，连续七天守在硫化缸前，仔细测试、校正，当他终于摸准了三台硫化缸的“脾气”时，脸上才露出几许欣慰的笑意。女厂长邢艺枫更是女中豪杰，她把年老的母亲和上学的孩子抛给丈夫，舍小家、顾大家，为生产线早日投产所付出的辛勤汗水无法计量。

然而，任何事情的成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双星的到来，犹如给红旗厂带来了一股强劲的东南风。但是什么是双星精神？什么是双星速度？红旗厂的职工们或许只有耳闻，要亲眼目睹，亲身领略，那将面临着一次痛苦的蜕变。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随着双星的生产线进入试投产，  成都双星鞋业有限责任公司也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建而正式  挂牌成立了。随后，公司领导便着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工艺标准、质量管理培训教育，将双星集团的管理模式一套套移植了过来。结果，矛盾冲突来了。双星严格的管理首先让一些中层干部受不了了。有人开始骂钟定军是“卖厂贼”；也有人甩手而去不干了。

钟定军后来告诉我说：“双星来了以后，红旗厂的职工在一年内因承受不了这种管理方式就离开了二百多人。发生这样的事，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的职工如何转换旧的观念。厂里本来是没救了，对双星举双手欢迎，结果欢迎进来了，发现管得比过去严多了。这就必然会发生矛盾。至于有些人发牢骚，骂我是卖厂贼，我认为这事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好像人们掉进了大海里要淹死了，此刻为了活命，只要有一个救生圈，哪怕五千、一万也愿意租，但等救上来了，就开始议论这个救生圈的租金太高了？应该十块钱就可以去租一个的！还有的想法是如果不租这个，说不定我们还可以租到一个更好的救生圈呢！这就是人总喜欢事后高明的道理。”

尽管有许多的磕磕碰碰，但成都双星鞋业公司的领导遵照汪海“无情的纪律，有情的领导”的指示，严于律己，言传身教，深入细致地抓好每一件事，关怀每一个职工。

刚投产时，产品质量比较差，红旗厂很多员工的操作手法都不对，当质检人员纠正她们时，她们还振振有词道：“以前都这么做的，也没出什么问题，现在你们卡这么严不是有意为难我们吗？”针对这种不满情绪，质检人员果断地停了车，给操作工重新上工艺课，耐心讲解双星名牌质量第一的重要性。这种随时随地的培训和教育逐渐渗透到员工们的意识里，提高着她们的素质。一个月后，同是出于她们之手的产品，其精美程度已经让人刮目相看了。

十月过后，成都进入气温宜人的深秋季节，而双星的两条生产线却依旧热火朝天，市场对双星鞋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他们的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正是汪海多年以来对大西南市场企盼的结果。他决定抓住时机再上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成果。

一九九七年春节刚过，他便把身边的营销大将刘树立抽调到了成都，把中西南战区全权交由他负责。

刘树立，身材高大，不修边幅，举手投足看着慢悠悠的，而说话又总是恨不得把肚子里的十句话一起往外吐。在双星一九八七年大战柳州展销会时，他还是位一般业务员，推销产品也没有其他人机灵。但他身上所具有的商人基因，不说别人没发现，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有经商的天分。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他才感悟到遗传来自他的父亲。他告诉我说，解放前他父亲从老家农村只身一人闯青岛，从挑担子当脚夫到借朋友的人力车拉人，竟然发展到自己买人力车，继而开车行，做生意，成了真正的富人。但是父亲生性豪爽，为朋友两肋插刀，当他把一笔巨资借给朋友后，没想到朋友却做手脚不认账，结果害得他又沦落为穷人。但是因果报应很快兑现，两年后青岛解放，划成分时父亲因为穷而定为城市贫民，而那位用不义手段发了横财的朋友却成为资本家，不仅受到政府的监督改造，而且终身受到良心的谴责。

父亲那种赤手空拳闯天下的品性，在刘树立的兄弟姐妹中大概只有他继承了。当双星进入市场后，作为业务员的他便渐渐崭露头角。因为敬业精神和对市场的敏感，使汪海发现他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真正人才。这个投资便是一次次授权，给他广阔的空间去开掘自己的潜力，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也给足他智力和情感上的投资，经常在经营上给予指导、激励甚至批评敲打。而他也不负所望，八十年代末，与妻子韩俊芝在济南携手开辟山东市场，几年下来，销售额在双星的经营公司里名列前茅，一直被集团树为标杆。一九九五年他被调回总部任副总裁，负责工贸一体这一新的经营机制，从而在企业的宏观经营管理方面也得到了锻炼。现在西南市场吃紧，汪海自然也就派刘树立去挂帅了。

刘树立走马上任后，便与钟定军联手，一下子就上了六条生产线，推出了双星足球专业鞋，双星网球鞋，解放鞋等一系列适合西南市场的新产品。他们按照汪海“搞名牌覆盖”的指示，又把合作的范围再次扩大，实行定点分成，全部收购。

说到他们之间的合作，钟定军说：“刘总来后搞工贸一体，双星租赁的部分是成都公司直接领导的生产厂，我这里是他名牌覆盖的生产厂。公司给两个生产厂下订单。刘总的压力在于生产出来的产品他必须卖完；我的任务是双星厂的生产配套，红旗厂的名牌覆盖必须完成，完不成刘总就要批我。”

当初，钟定军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个头小，根本无力再上擂台与对手交战，只好去请来山东大汉，借双星之力壮大自己。现在他的目标达到了，说话的底气也就足了。他说：“双星来后，我们红旗厂一下子上了一个台阶，基本上三分之二的人在为双星干。一九九六年实现产值三千六百万元，一九九七年一至七月产值已达四千多万元，预计一九九七年全年将实现产值七千六百万元。所以我们不仅把以前离开的人又请回来上班，而且还招了一千多打工妹。”

我说：“工厂进入良性循环自然很好，但旧的矛盾解决了，必然会有新的矛盾出现。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头疼的问题？”

钟定军说：“最恼火的是我们的专业足球鞋供不应求。像这次武汉公司来要，带着现钱来的，我们就给了他一个集装箱。其他如郑州、济南都来要，就不能全满足了，只能照顾关系给一点点。昨天我看到昆明、贵州公司的同志见到老总都在提意见，我们也没办法呀，只有开足马力拼命干。双星放农忙假时我们都没有放，一九九七年春节后我们甚至没有歇过一个双休日”

望着钟定军的自信表情，我想到汪海在他那么困难的时期，能痛快地拍板与他联营，确实是慧眼识英雄。

第二天，我们驱车进入市区，参加双星下岗女工专卖店挂牌仪式，成都市副市长也前来祝贺。那些重新就业的川妹子们身穿天蓝色的双星工作服，欢喜的脸色犹如明朗的天空。

成都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商贸中心，市场潜力很大。可在过去没有一家双星专卖店，刘树立来了以后便大胆启用当地人才，从市场调研到租店经营，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使双星专卖店在成都、重庆遍地开花。尤其公开招聘下岗女工进专卖店，既上为国家解忧，下为百姓解愁，也为宣传双星，扩大影响做足了文章。

说到今后的打算，刘树立说：“按照总裁的决策，我们中西南战区将要建设成包括成都市在内的工贸一体化的产供销联合体，并形成成都、重庆、贵州和云南四大经营公司和五百个连锁店，预计到本世纪末销售额突破三亿元。”

望着他踌躇满志的样子，我似乎看到了二十一世纪双星在大西南的辉煌远景……

企业家的视野无区域

双星在大西南建成第四大鞋城及工贸一体化的产供销联合体后，又调头北上，先后和河北张家口、东北等地的国有企业联营，进行名牌加工和股份制合作。这令人联想起当年我们党创建革命根据地时的情景。有朝一日，双星鞋在全国的产供销南北连成一片的话，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曾经濒临倒闭的制鞋厂，十几年来完全靠着自我滚动发展，自我裂变膨胀，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制鞋企业。人们在啧啧称道的同时，也纷纷探究它成功的轨迹，有人钟情于双星的名牌战略；有人着眼于双星的内外市场机制；还有人对双星严格而多元化的管理赞不绝口。而一些经济界人士则认为双星之所以能一日千里地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经营决策者在运作资产中的高超技艺。他们认为：双星正是通过资产运营，在很短的时间里，以较少的资金优化了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了产业结构，以国有资产吸引、带动和运营各方资产，从而获得了高于其他形式的效益，减少了企业在动荡不安的市场中的风险。

汪海的经营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取天下之长补己之短，借四海之力振兴双星。他把双星的发展之路形象地概括为“出城”、“下乡”和“上山”。这种低调子的表白，虽然给人一种山高路远的悲壮感，岂不知这六个字里却蕴含着一个企业家不断地向外扩张的雄心和实力。

说起视野与作为，他形容道：“政府官员是有区域性的，而企业家却是无区域的呀！”一个企业家，他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他的一切经营决策，除非是想不到，而绝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说一九八四年双星为开发新产品，把老产品扩散到郊县乡镇企业的做法，是汪海在运营资产上初试牛刀。那么，到双星的生产厂用几年的时间全部撤出青岛市区的黄金地段，不断地通过联营、租赁等多种方式，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把势力逐渐扩张到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自治区和华北、东北等，形成了各大战区产、供、销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则是汪海在运营资产中以四两拨千斤的大手笔挥洒的结果。

众所周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不断地投入，离不开不断地改造。而高明的企业家，首先要有不断地促使企业资产获取最大效益的能力，要有能够驾驭自己的资产与外界组合，追求一变四、四变八的裂变式发展的能力。

具备这种能力需要有超前的思维，也要有面对机遇能随机应变，不断地创造战机的智慧和勇气。

一九九七年汪海又跃跃欲试，准备在南非建厂，但因为条件不成熟又放下了。一九九八年他又带着人马筹划着在欧亚两洲的接合处建厂。

他告诉我：“双星要扩大海外经营，必须走在国际上有相当优势的落后地区建厂的路子。一是利用该地的厂房与廉价劳动力建厂或在国内生产大底、帮片等半成品运到国外成型，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费用；二是利用当地国家的优惠政策，避开贸易壁垒，借用当地的人力、物力，灵活经营，并且把产品销售到周边国家。”

有人说：一个企业家的心胸有多大，他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

汪海则说：世界有多大，企业家的天地就有多大。

这两句话，我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