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情结
祁：一九九一年元月，双星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百名将军春节茶话会，以企业的名义诚挚地向他们拜年。对此，电视广播都做了报道。双星的这一举动是对老将军们情有独钟呢，还是借此宣传企业？
汪：宣传企业是肯定的，但又不单单出于这个目的。一九九一年不知你是否记得，正是美伊海湾战争闹得很厉害的时候，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由战争的爆发我想到了今天还健在的将军们，想到他们十几岁上就离家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是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而现在都已进入老年。当时就有一种很迫切的愿望，想趁他们还健在，在春节来临前请他们在大会堂坐坐，送每人一双老人健身鞋，表示一下后辈的心意吧。
那次到会的老将军们光一九五五年授衔的就有六十八位，像陈再道、王平、李德生、陈锡联、洪学智、耿飚、张震等上将也都冒着严寒来了，真让人感动。在会上，我也以一个老兵的身分向首长们作了汇报。我说：我是一个兵，是军队造就了我，军队培养了我。双星今天的成绩也是在老将军、老前辈们的精神鼓舞和带动下取得的。在战争年代，你们靠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靠铁的纪律和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赢得了全国解放。这些传统和经验不仅适用于夺取政权，同样也适用于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如战场，只要掌握和运用好这些经验，企业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祁：您出身于军人，在企业管理中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而且您也是一再地把企业家与将军划等号。我觉得在您内心深处有着很强烈的将军情结。您承认吗？
汪：哈哈有人也开玩笑，说“双星”正好是中将肩上的两颗星。但实事求是讲，我当过兵，打过仗，年轻时候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将军，但命运却使我成了“鞋匠”。不管怎么说，企业家等于战场上的将军，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祁：现在书市上有很多中外企业家的传记文学，除了记述他们的奋斗史外，也对企业家的素质、心理做了一些分析，可以说是各有特点。那么，您作为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双星的缔造者，对“企业家即将军”这个概念有着怎样的体会？
汪：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琳琅满目的市场，只要处在竞争中，就是双方制定并推行“总战略”的人之间在较量，在对抗。而这个战略主持人在军队为将军，在企业就是企业家。无论是战场还是市场，谁握有控制力就证明谁是强大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对什么是企业家的理解是有误区的。企业家不是说今天当了厂长，明天一见面就是企业家了。这是极端错误的。厂长就是厂长，经理就是经理，但他不一定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天平在市场。企业家用他企业的文化，他的思想理论、经营理念来驾驭着企业，影响着企业。在他的市场处于低谷时，也能很好地驾驭这个企业，而且能创造性地使企业在低谷困难的时候达到最佳运作，从而得到发展。中国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进入市场晚，致使目前企业家队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祁：您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有怎样的特质？
汪：我把目前中国的企业家大致归纳为四种类型：
一是产品企业家。靠产品，产品恰好有市场，他正好在当厂长，宏观调控促成了他。如前几年的钢厂，钢材涨价，连不合格的钢材都要走后门、才能买到。等房地产不行了，他钢材也卖不动了，这个企业也就完了。所以他怎么能叫企业家呢？
二是机遇企业家。他上任时恰好老厂长该退下来了，或者国家刚投了一笔钱，上了个项目，市场看好，像家电产品，进口的设备、生产线也快弄齐了，但开工之前老厂长年龄到了，一纸命令下来办了退休。老厂长干了五年没当成企业家，而他新上任一年，就得到了这个机遇当上了企业家；
三是关系企业家。靠关系，靠哥们弟兄，把大量的财力、物力和精力都用在拉关系上，通过走官场上的各种关系，来换个企业家的称号；
四是市场企业家。市场企业家是经过市场这个天平检验的，通过市场来认可的。他不光有产品就叫企业家，还必须有思想有理论才叫企业家。既然有理论思想，他到最后就是政治家。
所以说企业家不光与将军划等号；企业家还必然要和政治家划等号。在国外，不管大企业家小企业家其归宿必然是进入政界。因为他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必然能操纵某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就竟争当选为议员，再竞争当市长、州长。这就叫财权政治，财权政治就是企业家政治。
祁：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您曾经提出了优秀企业家的八条标准：如：政治家敏锐的头脑；哲学家的思维；军事家统领全局的谋略；诗人的浪漫风情；实干家锲而不舍的苦干精神；外交家的翩翩风度；鼓动家的激情与演说才干；冒险家的胆识与创新勇气。我认为这些素质的培养很不容易。有人曾经作过分析，认为现代的教育制度在企业家或是将军人才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这就更加重了这两类人才的稀缺性。因为学校可以规模生产出科技人才或者参谋人才，而企业家或者将军人才的培养不仅不能形成规模，而且也难以仅仅依靠学校来培养和造就。因为，他们的“谋”与“识”等方面的才能或许通过教育、学习可以获得，但是“勇”和“胆”以及“直觉”却是根本就不可能培养出来的。所以有人分析说，目前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最为缺乏的人才，恐怕就是真正的企业家了。
汪：说得没错。真正的企业家，即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决不是从大学校园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闯出来的，就好像将军是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一样。
智慧的悟性
祁：据说国外做过这样的统计：假如每年新开办一百家企业，第一年真正成功的只有四家，到了第二年还存活的只有两家。可见，成功的企业家，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以外，企业家自身所具备的素质特别重要。就拿“直觉”来说，有时候它就像是一种“神秘的预感”，这种预感往往能很快对经营和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找出正确的答案来。而有些人因为缺少直觉，就得花许多时间去分析、讨论才能理出一点头绪，有时说不定还会错误地判断了形势。所以说，“直觉”是一种天赋，拿破仑称它为“天意的火花”。对此，您怎么看？
汪：这几年来我也总是在想人生，有些问题不可思议，又解释不清。往往在全身心放松入静的时候，一些事情，“啪”地就领悟了。有时好像是无意识的，但又觉得是受一种什么东西的支配。像我到国外，不懂外文，但又喜欢到处跑，有时还爱步行，或者坐人家的公共汽车，为的是想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市场行情。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我从来没有迷过路，该怎么走，好像就有一种感觉在引导。在企业的决策和管理中，这种感觉也使我对一些事情具有很快的决断力。像新产品开发，脑子里突然一闪念，产生出一个点子，把搞开发的同志叫来，让他们开发一种什么样的品种。他僻照我的思路去设计、生产、投向市场，结果效果还真不错。还有，就是一九八四年，企业正在困境中，看到一个工人在做小小的鞋盒外加工，使我顿悟到赶快把老产品扩散出去，于是在全国第一个搞起了国营企业的横向联合。到西北去考察市场，人家一句“香蕉酒厂”的误会，又让我脑子里闪现出必须要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于是便有了国有企业第一个以企业的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举动。就是这种突发的灵感，使双星在创业阶段干了许多在青岛或者说在全国同行业中的“第一个”。
祁：在岙山塑民族英雄的群像。我听说也是来自您的一次神秘的灵感，是这样吗？
汪：哈哈岙山度假村修建好后，我一直琢磨着在那里搞一些文化景观，但搞什么好呢？众说纷纭。前年冬天我到外地考察，有天晚上，我独自坐在房间里练气功，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恍恍惚惚地感到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站在我面前，但我看不到他的脸。耳边有个声音说：塑岳飞。话音很清楚。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觉得这个似梦非梦的现象很奇怪，细一想，塑造历史上抵抗外敌的英雄是最好不过的了。便立即决定在岙山塑岳飞和其他民族英雄的群体塑像。
祁：这是神谕，还是一种下意识的思维？
汪：说不清楚。应该是第六感觉吧。现在看来塑民族英雄的群像是对的。岳飞、戚继光、林则徐、杨靖宇这四位中国民族英雄，他们的精神和民族气节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值得崇尚的。尤其在市场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当各国都以经济方式向我们进攻挑战的时候，就更需要我们发扬民族精神。现在岙山不仅是双星员工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且原化工部也把它命名为部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祁：我看到您在度假村里建有四个凉亭，造型和材料各不相同，据说您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四个时代，是哪四个时代？
汪：噢那个茅草棚样子的是原始社会；木质结构的是奴隶社会；青砖红瓦的是封建社会；望海楼是现代社会。怎么样？我们在小小的建筑上都要体现出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标志，让人一目了然。另外，那个游泳池边的巨大的海螺壳你注意没有？
祁：我知道。那不是个水上游乐设施吗？
汪：这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它是我们双星人崇尚的“蜗牛精神”。
祁：为什么要崇尚蜗牛？蜗牛总是背着它沉重的壳爬行，多累呀！
汪：你说它背着沉重的壳，哪个国有企业不是背着沉重的包袱呢？我之所以赞赏蜗牛，在于它虽然爬得很慢，每小时只能爬出几米，但它却锲而不舍。别人休息的时候，它不休息，仍然,刻不停地爬，最终爬上树梢。双星的成功就是靠了这种“蜗牛精神”，持之以恒，无论遇到什么狂风险浪，都会向着目标前进。另外，蜗牛的外壳硬，但内部却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双星也一样，在市场竞争中内部机制是非常活跃的。
祁：我看到集团大门口的那两个大石狮子，一个狮子的脚上还穿着一只双星旅游鞋。这也挺有意思的。
汪：这就是反思维。狮子穿鞋我是动了脑子的。就那么两个狮子，自古以来都是那个样子，假如不变个样子，谁也不会当回事。但要变个什么样子呢？我那个地方有三趟公共汽车路过，又是海边风景区，狮子刚穿上鞋时，人们看到后就特别好奇，说：咦！双星狮子还穿双星鞋呢！回去以后就议论，议论了就传。这本身就达到了广告宣传的作用了。
祁：我发现您的形象思维和联想力比较发达。
汪：无论是形象思维也好，还是直觉、第六感觉也好，它再玄乎也离不开现实生活这个基础。我认为直觉是一个人知识经验以及思想意识，包括下意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只要勤于观察，善于思索，发挥想象力也可以达到某种预测。就像鞋文化表演，我也是被邀请去观摩时装表演，才突发奇想：服装能搞模特表演，鞋为什么就不能搞鞋文化表演呢？就这样，全国第一支鞋文化表演队又在双星诞生了。而且跑到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鞋业博览会上大出风头，扩大了企业的影响力，为中华民族争了光。所以说灵感，也就是创造力，实际上就是把头脑中那些平时被认为毫无关系的信息连接、联系起来的能力。有时候这种信息之间好像并无关联，但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设想却往往很新奇。
祁：可见，企业家的联想力和对市场变化有灵敏的反映是非常重要的。有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对于企业家来说，这种感觉往往是素质、知识、远见的综合体现。
汪：所以我说企业家的脑子应该时时处于超微机的运转之中，否则就不能灵敏捕捉到市场的变化。
人啊，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他的聪明才智也在起着变化，有些道理通过自己去悟，是完全可以悟出来的。有些事在别人眼里不算个什么，而我一看，就会做出一篇很大的文章来。双星每到一个历史时期，我都要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而大家一听都恍然大悟，认为我提得很及时，觉得双星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抓这件事了。因此双星到一个时期该上什么项目，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生产与经营，总是不静止、不停留。这种感悟的能力按我们党的话说应该是自己总结、提炼出来的；按佛家讲就是悟性。无论是总结提炼，还是悟性，如果你不去真正进入这个角色，不对你所从事的事业入迷，那你也不会悟出什么来；你脑子里不天天想这个事，必然也不能悟出什么道理来。所以说，成功的企业家是在他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提高，在他的整个知识结构上不断地去补充，不断地去探讨，去悟，去反向思维，才会有灵感，才会有所谓的“天意的火花”。
祁：我还发现您的一个特点，在您的数字里最常出现的数字是“三”和“九”。譬如您的电话结尾数是九，车牌号后面一连两个九，双星的厂庆日是九月九日，双星管理法也是“九九管理法”。其次是“三”。譬如双星发展十八条，每一条都包涵三个内容。如：市场经济三规律、三原则、三法宝、三根本市场竞争三前提、三武器等等。一共十八条，二九一十八，归纳起来又是两个九。还有“九九管理法”中第一个“九”是“三环”、“三轮”、“三原则”；第二个“九”则是“三分”、“三联”、“三开发”。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玄机吗？
汪：我对“三”和“九”这两个数字是十分偏爱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有九霄，地有九州。在古人眼里“九”是天地最大数，象征着世界的一种秩序。
祁：美国研究世界神话的大师坎伯认为：“九”是代表圣灵的力量降落到这个世界的数字。非常吉祥。
汪：也可能。再一点，“九”不到“十”，也可说是永不满足。而“三”这个数呢？我认为“二”就是阴阳。二元对立，加一成三，形成一种平衡。同时“三”又代表新生。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三”和“九”这两个数字我比较偏爱，经常用，也希望它们能给双星带来好运。
祁：您觉得您所偏爱的这两个数字给双星带来好运了吗？
汪：我一向认为做任何事都是：三分运气七分搏。你如果不去拼搏，哪里会有什么好运呢？天下从来没有白送的午餐。
反思维才能创新
祁：您在企业里总在倡导一种反思维。这反思维是否意味着叛逆精神？
汪：有叛逆精神的成分，但准确地来说是创新精神。尤其是企业家，他必须是一个反思维的人。因为真正的企业家都具有一种永不停止的经济冲动，这个冲动就是围绕着市场而不断地进取。那么，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事，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就成了企业家个性中很重要的品质。
这种品质甚至表现在生活习惯中，总是不愿意跟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比方说跳舞，对我来讲快几步、慢几步费什么事？但一按那正规的跳，我就很别扭。我学过太极拳，打着打着我就弄了一套自己的打法；跟别人学气功，做着做着又成了汪海功了。
我觉得我们比较缺乏反思维的人。大多数人遇事都习惯采取鹦鹉学舌的方法，对于一个问题你说一遍，我也说一遍，土话说顺着杆子溜棍子。做事也是因循守旧，满足于一成不变。这就很难有所创造啊！试想，假如中国不是邓小平出来搞一个改革开放，还按原来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怎么可能有今天的局面？
双星的成功也可以说就是反思维的成功。为什么？“敢为天下先”。如果没有反思维能“敢为天下先”吗？敢于从另一个方面去看问题，从另一个方面去加深理解，去推论、去断定事物，才能创造出奇迹。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它不是三年两年，也不是一阵风，而是经历了十多年的风浪，这条成功的路就是在不断地用反思维的精神，用新的理论、新的思维为自己不断制定新的起点去前进。如果顺着一条老路直走，那路就会越走越窄，直到你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到一个历史阶段，都要坐下来去回顾、去反思，看到不足的一面。在这些问题上双星确实和别人不一样。譬如，我们在八十年代初期就进入市场，那个时候就是反思维。因为国有企业几十年是不讲市场的。后来我们又提出全员转向市场，又提出内部市场，外部市场。企业内部是竞争市场，企业外部是产品竞争市场，这两个市场必须接轨，但又都是有竞争又有淘汰。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双星职工医院原来是亏损的，药费每年以百分之三四十在增长，集团每年要拿出二三百万元来支付医药费和医生护士的工资，可是通过医院自身的改革后现在赚钱了。退休的人越来越多，达到两千多人。看病的职工也越来越多，但他自身医药费不但没增加，反而在减少。过去医院的员工靠集团给他发工资，发奖金，现在自己挣工资，挣奖金。对于职工医院搞改革，在双星领导层中斗争就非常激烈。
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汪：已经三四年了。有的人认为企业就应该给医院拨钱，但这是个无底洞呀！我们的人到外面看病，你就得给人家钱。我们一个职工在外面的医院住了三个月，人家一笔就划过去二十万元。还有一人是住了一个月交了八万元，只要在外面住院一花就是三四万，人家拼命要钱，真是挣来点钱都交给医院了。
这样下去怎么行呢？那么，职工医院能不能改革？这也是个非常大的反思维。因为人们几十年来习惯了，觉得职工医院就是吃皇粮，吃大锅饭的，企业就应该养着的。大夫就应该小病开处方，大病送出去，不思进取混日子。我提出医院能不能进市场，能不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医院也应该深化改革啊。抓了两年多，医院职工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病人们的药费反而下降了。治疗服务态度好，治疗水平高，送出去的病号少了，甚至连一些住在外面的病人也被接了回来，个别被大医院判了死刑的人也给救活了。双星的这一改革方法，恐怕在全国企业职工医院里是少有的。
医院里的大夫都是大学毕业的专业人才，一百二十多人。我还让他们面向社会。一般企业是不准员工在外面看病的，但是因为我们医院的服务态度好，收费合理，慢慢地成了青岛市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指定看病医院。像青岛海关，他就指定员工看病到双星医院。本来文件规定在企业医院看病是不能报销的，由于市场原则，一些企事业单位也在选择，人家药费要十元，我们才要五元。我们能治好病，要钱又少，为什么不来这里看呢？
祁：你这里是不是还有诊治疑难病的专家？
汪：对。我们的院长秦丰富，她能治脉管炎。中央电视台专门做过报道。她用自己的祖传秘方治病，一年挣一百多万元，她个人才提成十五万，其余都拿来补贴医院职工。作为院长，她在双星医院的改革中敢于主持公道，不合理的医药费就是不给报销，替企业把住财务关，因此也受到一些人的谩骂和威胁。很不容易。
所以说冲破了旧的东西，摒除了过去长年吃皇粮的历史，把医院推向市场，这样就把积极性整个带动起来了。现在大家奖金高了，精神面貌也变了，这有什么不好呢？我说医院怎么不能走市场呢？路是人走出来的，当大家都不向前走时，你前进了你就会成功。现在双星医院也在青岛市小有名气了，成了先进单位。因为别人都在等，而我们创造条件自己向前走，自己创造市场。
再譬如，招工问题。我们是青岛市第一家到外面招收农民合同工的企业。八十年代，年轻人都去考家用电器这些好的企业，最后这里那里都挑不上了，这才到我们的企业来。有的人甚至没有工作也不愿意来做鞋。而我们是什么人都要，也还招不够。于是，我们打破了招工制度，第一个到外面去招来农民。哎呀！这一下市里也找我，劳动局也批我，因为当时市里的企业是不允许到外面招工的啊。他们指责我，说青岛市那么多待业青年你为什么不招？我跟劳动局局长开玩笑，我说局长，你查查，我们青岛市哪一个市级干部、局级干部、处级干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这个厂来上班？我们也是在市区中心啊。你们谁送来了？我说你不要尽说好听的，我招不够工人不到外面去拉怎么办？当时我是偷偷摸摸上外面拉工人，后来那些骂我搞乱了劳动制度的人，现在也都去招农民合同工了。
祁：现在全国有不少国有企业面临停产，工人大批下岗，双星却在各地专门招收下岗工人，给他们以就业机会。这也可以说是反着来的。
汪：这几年来，由于改革不断深入，从国家到每个企业都面临着调整。双星也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那就是通过实施名牌战略，大力发展三产，尤其是近两年来大建连锁店，不仅解决了企业内部职工的转岗问题，而且帮助社会解决了部分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祁：我看到双星在成都、济南等地专门聘用下岗工人搞专卖店，引起政府和媒体的关注，被称为是上替国家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利国利企的举措。
汪：聘用下岗工人从去年就开始了，而且是分期分批地在不断地招聘，有些因为工作出色，已经被任命为连锁店经理。像济南玉函路“双星连锁店”的经理，说起自己的经历直掉眼泪，她说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双星为她们敞开了大门，能到双星名牌大公司工作，是她们的光荣，一定要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努力工作，把双星当作自己的家。
祁：我能理解她们的心情，一旦下岗，收入没有了，自尊也受到打击。现在进了双星，不但生活有了保障，而且才干还得到发挥，这对她们的人生来说真是“否极泰来”。对双星来说，各地办起了下岗工人连锁店，也是企业发挥名牌效应，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的一个好时机。
汪：对。我们还和中国妇联一起搞了一个下岗女工“百城、千店、万人”工程……
“四不像”就是优化组合
祁：您在岙山顶上建了一座塔，包括在市区建的双星城，都被称为“四不像”，而且您对这“四不像”的提法似乎还很得意。请您谈谈您搞这些“四不像”的初衷？
汪：我们的双星塔、双星城，都是中外结合的建筑，看着好看，但又不完全一样。是优势杂交。
祁：一般人们所说的“四不像”都与“不伦不类”这个词相提并论。带有贬意。
汪：“四不像”不应该是“不伦不类”。而是一个企业家必须具备的极强的综合素质，也就是对行业内外，国内国际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判断以后再有所创新。可以这么说，“四不像”就是综合艺术，是创造的结晶。你看地球上发现了不少恐龙的化石，可从来没有发现过中国人所推崇的那种龙。那么，中国的龙是什么？
祁：龙的造型实际上是牛头马面、鹿角蛇身、鸡爪鱼尾的组合体。
汪：你能说中国的龙是不伦不类吗？不能。因为这个组合体是中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社会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社会理想的化身。是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物。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祁：是的。龙，确实是把农业经济中所有美好的和人们最需要的动物组合在了一起。但这毕竟是一种象征物。
汪：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思想意识。是中国人的一种优势互补的哲学。只不过用龙来形象化罢了。所谓优势互补的哲学，就是把各方面的优势集中起来，使其产生一种合力。其实技术革新与发明创造也是根据事物的相似性而进行的组合。譬如坦克，这个现代武器就是对汽车、拖拉机、大炮、枪械的组合。
祁：确实是这样的。可见谁掌握了组合的哲学，谁就有了创造的法宝。
汪：你仔细看过我们的双星塔吗？
祁：看过，比较独特。可以说是典型的“四不像”。
汪：对。如果它竖在双星山上，与中国其他的古塔一个样，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创新的话，肯定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在设计它的时候，我是动了脑子的。现在它的第一层飞檐翘角，是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第二层则镶嵌了一圈双星的标志。因为是双星塔，首先就得体现双星的特色；第三层是长城的造型，这是我们民族的象征；第四层是大鹏展翅；而最上头则是个金色皇冠。这五个层次代表着五个方面的含义，既体现出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喻示着中华民族和双星要像大鹏鸟一样展翅飞翔，双星要在市场上昂扬奋进，在市场上勇夺冠军。
祁：双星提出的市场经济三法宝：继承传统优秀的；借鉴外来先进的；创造自己特色的。就是一种组合的哲学。
汪：对呀。继承、借鉴、吸收、融化，通过这种优势杂交产生出自己新的东西。我们的发展策略历来就是：取千家之长补己之短；借四海之力振兴双星。因而我们在企业改革、经营决策等方面都比别人先走一步，成为同行业的排头兵。此外，组合也意味着巨大的包容。就说双星现在的体制，名义上是国有企业，但内部却是多种体制并存，什么股份制、租赁制、国有民营，还有个体户，真是五花八门，你只要不背离大原则，只要有利于提高效率效益、有利于顺应民心民意、有利于激发积极因素。都可以为我所用，都可以存在。
再譬如，在企业管理中引进中国三大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尤其是把佛教文化用在企业管理上，就是组合。我觉得检验企业的标准就是一条，就看你能不能把你的企业搞好，把你的产品质量搞好，把你的人凝聚在一块，把你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除此之外，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可以探讨的。
祁：听您刚才的一席话，我领悟到人不光要有优化组合的思维方式，还必须有一种转化，就是将理论与实践如何优势杂交的技巧。这种转化技巧，不是知识积累，而是一种能力，是智慧的结晶。就说双星把佛教文化用在企业管理这件事，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把佛教的思想如何转化为现代企业里的职工能接受的伦理。
汪：对。佛教博大精深，有很多道德和人生修养的学问，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伦理方面的理论资源。这里的关键是转化，需要从“底线伦理”出发，使其成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规范。例如，我们提出的：“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积德行善。”就是把佛教思想转化为行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祁：深入浅出。
汪：“底线”是一种比喻，一是说这里所讲的“伦理”是人生最基本的道德，是一种人们行为的最起码的界限，人不能够完全为所欲为，而是总要有所不为。第二，“底线伦理”具有“普遍”的含义，它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达到所有人的共识，并对所有人都是同等要求。所以它是人们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最容易让人们接受。
自信与自我推销
祁：您曾经说过，一个企业家应该是个能推销自己的人。您所说的推销，大概不仅仅是指自我宣传吧？
汪：当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要表演一下，用各种形式来表演他的价值、存在的意义。这很正常。只是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表演的方式也不一样。过去人们把它理解为宣传自己，沽名钓誉，俗话讲吹自己。我不赞成。当然，我所说的推销自我和社会上那些自我吹嘘，买空卖空是两个概念。为了事业来推销自我与为了私利去胡吹乱捧，招摇撞骗是完完全全两回事。
祁：记得蒋子龙在采访您时问道：“一九八七年企业在国内刚立住脚，你就敢独家往国外打产品，当时您有把握吗？”您回答说：“有把握。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一定能成功。”我觉得那个时候双星往美国打产品，所谓的把握，更多的是一种自信心吧？
汪：是民族精神，是不畏强大的自信心。我给你说过，实际上当时我们的产品无论从质量、款式或技术方面和人家的没法比。但我敢走出去与他们竞争。只有敢去竞争，你才能赢得竞争。
祁：你到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召开的那些新闻发布会的发言，听起来确实很自信，觉得世界就在您的脚下。
汪：到那种场合，就得推销自己。推销自我就是让对方了解你，来增强对方对你的信任感。这一点不管是政治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一切行业，凡成功者都具备自信和善于推销自己的能力。
我为什么总要利用一切场合，一切机会推销自我，推销双星？因为通过十多年来参与中国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我总是想着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在世界的商海当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富强了，这是我最大的抱负。所以说我才产生这种想法。我就看不惯有些人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毕恭毕敬的奴才像。我们不是不尊重外国人，但不能把他们看得比我们高大，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长自己的志气。都是一样的人，要看到他们好的地方，也要看到他们不好的地方。美国记者戴维到双星采访，我问他把我们三个半小时的谈话能不能原文刊登，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他们的国家也不是言论自由啊。我和他开玩笑，我说你这么瘦，就是操心太大，实际上这是个贬义词，你外国人操我们的心干啥。我说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胖，身体这么健康，就是不像你操那么大心。
祁：他是美国什么报社的？
汪：是华尔街日报驻东南亚记者部的主任。我在美国新闻发布会上曾说双星的生产规模、管理和产品质量是世界第一流的，他就跑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我给他讲我是个鞋匠，你要问我有关鞋的事，我可以给你回答。我反复说了两次，他光笑。他没有提鞋，而是提了很多国家宏观上的事，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事，我们企业的情况。我就自己的看法都给他讲了。他参观了双星的厂子，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你什么时候股票在纽约上市，我买你的股票。我说好了，欢迎你做我的股民。
在谈话中我给他讲了几个笑话。我说你看我在假山的洞里接待你，因为你是贵客，在这优雅的环境里，在洞中接待你让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知道不知道，《西游记》里齐天大圣就有个花果山水帘洞，我们共产党也是从延安窑洞发展壮大起来的。我说搞这个假山也是当时我们企业不好，受市场的制约，鞋堆积如山；第二个是美化环境，心灵美和环境美才能搞出更美的鞋来。
我要把我的工厂搞得像江南的园林。他问我为什么在假山上还养猴子，我说这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我这个地方是专门用来接待外商谈判的。因为是出口厂嘛，有时候因为价格问题、品质问题，双方经常争得脸红脖子粗。当大家谈不下去的时候，就走出来逗逗猴子，使得紧张情绪缓和，进去再谈判，由于缓和了气氛，促使谈判的成功，增进了友谊。把低级动物用在市场上的第一人，可能就是汪海了。我说你美国企业家有没有？他笑笑说没有。
市场政治
祁：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您曾在几年前提出了市场政治的观点。请问汪总，市场政治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与我们过去提倡的政治有什么不同？
汪：今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双星提出市场政治这一观点，其核心内容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这个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应该看到十多年来，双星进入市场，首先是思想上进入了市场，超前的思想在实践中形成超前的理论，然后来指导事业的发展才取得了成功。这种思想、理论、哲学观点和方法应该说就是双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假如没有好的思想理论，事业就没有方向，就不但不会成功甚至可能惨败。
祁：请您具体谈谈双星在市场政治的旗帜下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汪：首先，就是我刚才讲的以超前的思想进入了市场，并形成超前的理论来指导事业的发展，在外部环境特别恶劣的条件下，双星集团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们结合自己的产品情况，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创造出了一套自己的管理理论和“九九管理法”，并提出了市场政治，提出了创名牌是最好的政治，是最大的政治；提出了“四不像”发展理论；提出以“喜新厌旧”的新观点来引导产品更新换代的革命，等等。回顾十多年来，我们双星进行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经济革命，相继进行了九个方面的二次革命，九个方面的战略大转移，基本上没有大的失误，就是因为我们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提出了符合双星实际的理论来做指导。我们不否认各级政府和领导、各界朋友对双星事业的支持，但实事求是地讲，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第一位的。这就是说，双星的自我奋斗、认真探索、努力拼搏是主要的，是决定性的。我们的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
第二，双星人创造性地运用了商战这个动力，培养了双星精神；创造了双星事业；塑造了双星人。具体来讲就是创名牌，塑造双星人的形象。这种精神可归纳为三气：志气、士气和勇气。我们一九九六年的大调整、大搬迁是有史以来范围最广、难度最大的一次，但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产量不但没减，还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五。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单位讲条件，没有一个单位提困难，这不就是靠了一种精神吗？不就是靠了志气、士气和勇气吗？做人做事就需要这样一种精神，没有精神就没有支柱，没有精神就没有一切。
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这个舞台上能经得起考验并取得了成功的企业家，他首先应是政治家，或者是军事家。谁敢于拼搏，谁敢于竞争，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谁才可能会成功。应该看到市场上的竞争与拼搏是一场不动枪炮的激烈战争，是人才的较量、谋略的较量、智慧的较量，是政治的较量。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最大的政治就是创名牌，我们选择了把创名牌作为政治工作的目标，创造性地把政治工作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双星人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一大贡献。这些年来，我们始终把创名牌作为集团工作的中心，是全部工作的纲。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双星这个名牌去进行，为双星名牌去拼，去创，去付出，去奉献。创名牌就是爱国家，爱民族，爱企业。巩固和发展名牌能促进国家富强，企业兴旺，个人致富。
如果把市场与政治、与双星的关系简要总结的话，我认为就是六句话：市场越活跃，政治越重要；市场要成功，政治要先行；集团要发展，政治要领先。
祁：为什么这样说呢？
汪：很多人认为市场不需要政治，政治是精神的东西，市场是物质的东西，是经济的问题。这种错误观点害了很多人。其实，市场越活跃，越需要务实的政治理论，灵活的政治工作。假如我们没有正确的思想、理论在市场上做指导，没有正确的政治工作作风做先导，也就不能创造性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了。
祁：我现在比较了解您所提出的市场政治这一概念了，其内涵可以说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就是市场政治。在这一旗帜下，打破禁锢我们思想的精神枷锁，走向开明与务实；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汪：对。
祁：可是，我觉得双星所谓的市场政治，一个很大的内容好像是讲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汪：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创造性地把政治工作具体化，把政治工作和具体人、具体事联系在一起。政治思想工作不仅是谈心、谈话、做报告、念文件、开会，这是过去的工作方法。在五六十年代人们的思想普遍较为单纯的时候，这些方法是可以的。但到了经济突飞猛进，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政治工作也应该更新，内容也应更为丰富。
在一九八四年底，我讲企业精神时，其中一项是兴利，这就引起了许多人的不理解。在那个还只讲奉献、只讲精神的年代里，讲“钱”、讲兴利，都是共产党人的禁区。把政治神圣化、教条化。这种不切实际的空喊政治，也就使政治工作越来越枯燥，越来越空洞，越来越被人们所厌烦。现在人们的观念在更新，兴利是很正常的事，但当时提出“兴利”，舆论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在集团内也曾展开了大讨论。
祁：您提出：用妊钱是最好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个“钱”是怎么个用法呢？
汪：在市场经济当中，怎么把你手中的钱用得好，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同时又用钱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企业做贡献。这是国有企业要探讨的问题。以往，政治、经济要解决两张皮的现象喊了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很好地得以解决，而我们双星却完满地解决了。从最早开展的“三个百”竞赛到“三名”竞赛、“成本在我身边”的竞赛、“刀下留钱”的竞赛等等，以及以资金为中心的，以降低六大费用为重点的深层次的管理，三个知名度的大讨论，都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是政治与经济的有机融合。
双星的发展，是靠过硬的产品，靠良好的经营策略向商业要效益。所以说政治工作也需要经济做保证，再讲奉献的双星人也需要钱。一九九二年我又提出双星人要“靠勤劳，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来，这也是把精神与物质结合好，平衡好，运用好。我们的拼搏是为了双星，也是为了自己。企业要发展，国家能受益，个人也要有所得。
几年前在中宣部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讲，我说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它虽不能代表人格，但其在社会上流通，没有它人就没法生存。你去吃饭，少一块钱就吃不上。所以说企业在用钱方面是很有学问可研究的。结果我的观点在那个会上引起人们非常激烈的争论，有人说，用好钱是最好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个提法提得好，哪个单位把钱用得好，哪个单位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就都好。我们还要求领导干部要研究员工们的心理，掌握好平衡心理的原则，在工资奖金、个人待遇、职务升迁、工作分配、日常事务等方面都要细心地了解每个员工心理，妥善地给予解决，把政治工作做得恰到好处。
另外，市场政治也是民主政治。我们的职工民主管理委员会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就参与管理，参与政治，职工代表对领导层、企业内部的具体人、具体事进行面对面的实事求是的讲评，这是企业政治工作的典范。
我们还提出管理也是政治，要在实际工作中管理人、教育人、解放人。我们提倡的有情的领导是政治，无情的纪律更是政治。我们提倡政治工作要深化、细化，敢于抓具体人、具体事，这是政治工作具体化成功的一个表现，是更重要的、更过硬的政治工作，也是检验真领导、假领导；真进入市场、假进入市场的标准；是真成功，还是假成功的试金石。
要说双星的市场政治，双星人高尚的思想境界，我认为有六句话可以最形象地去体现。
祁：哪六句话？
汪：客观地想，科学地创，认真地做，务实地干，愉快地过，潇洒地活。
祁：十分精彩。
汪：所以说，一个企业家不仅是战场上的将军，还应该是一个有自己的理论的政治家，不懂政治尤其是不懂中国的政治，很难在市场上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