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争议的人
祁：很多人到双星来采访，尤其是认识了您以后，都对您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觉得您的性格和在市场上拼杀的勇气，与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巴顿将军有很多相似之处。您觉得像吗？
汪：巴顿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将。无论是市场还是战场，只要是战将，他们的性格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希望中国的企业界能多有几个巴顿才好。
祁：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评选的第一届企业家，与您同时的马胜利、于志安等人现在都处于另外一种境遇了。而人们都称您为硕果仅存。回想这十多年来走过的路，作为企业家您最欣赏自己的是什么？
汪：坚韧不拔的毅力。在体制转轨的十几年中，企业要推行改革，势必要伴随着组织制度的变化、人员的调整，以及侧重点转移等等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措施，这时你也势必会面临极大的来自企业内部的各种敌视和威胁。如果企业家缺乏抵御内外压力的意志和毅力，那么你的一切改革都会半途夭折，功亏一篑。
双星在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很多新的措施，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针对着人。改革改革，改革什么？你说这间房子，你今天让它当办公室，明天让它当仓库，它不会提出抗议，我认为企业改革就是对人的改革，对计划经济长年养成的懒、散以及只想得到，不愿付出的旧习惯、旧观念都要去冲破，要冲破就得针对人。不管是企业改革还是政府改革，只要是改革就是对准人。
我们集团十几年的改革，牵扯到的人有几千。因为我们厂原来的工人，加上老的少的，退下来的，共有六千多人，他们都进入双星改革的范围内，但是通过改革也培养塑造了好多人。拥护改革的人就感到我做的是对的，像我们有的职工在亲戚家里喝酒，听到人们对我的不公正议论，竟然翻脸了，骂人家是造谣，要跟人家打架。反过来讲，改革革到那些原来能得到很多、而现在捞不到了的人；原来可以混而现在没法混了的人；原来可以工作马虎，现在不能让他再马虎了的人，这样就得罪了一大批人。他们也不甘心，也要为自己失去的东西而斗争呀！可以说在八十年代，是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其次是工作中的争议。主要来自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一是企业内部中层领导犯错误，你处理不处理？处理了他到社会上去臭你，不处理企业就得垮台。而在双星年年都要处理个别胡作非为的管理人员。光我的办公室主任就换了多少茬？这就是整个国有企业的问题。为了企业的发展，你就得自己背上黑锅。而私有企业他不敢，你背着老板去吃里扒外，他马上就让你滚蛋了。国有企业怎么敢呢？因为是国家的，大家都来拿，这就是其弊端。穷庙富和尚。而要想割除这些弊端你就要不断地得罪人。
还有就是对职工的管理。双星微利，管得又严，工人往外偷东西，免不了要抓，个别工人要闹事就得要处罚。而你一抓一处罚，问题就来了，说汪海迫害工人。有一阶段青岛好多人都在议论我。但你国有企业要想维持下去就得理直气壮地面对这些问题，就得要这么管理，除非你共产党不让我当总裁了。前两年天津电视台采访市委书记俞正声，俞书记倒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汪海把一个微利企业干到这个份上不容易。
祁：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听说九十年代初，双星内部展开的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中，个别办案人员动手打人，结果使得社会上对你的反映特别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汪：你要问这个事情，照我的观点讲，我认为是社会风气的败坏造成的。作为我来讲，一是意识超前，二是事业心太强，对党太忠，总有一种想把双星搞好的强烈的责任感。一九九O年、一九九一年我们就开始抓经济领域里的犯罪，当时，我们内部的管理人员利用公家的钱给自己捞好处，利用公家给的权力搞个人的东西。对这种情况，我们察觉后就进行教育，教育完了后，我就讲我们要抓，希望大家不要再犯。但是有一部分人不听，不听我们就开始审查。
你曾经问我这十几年来有过什么样的失误？要说失误的话，在处理这件事上就失误了。正确的做法是一经发现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犯罪，应该立即送交法律部门，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做。原因是，一方面觉得他们这些人工作一直不错，犯了错误经过批评教育，给个行政处分，以观后效也就可以了，因此就没有把他们交出去。这是我当时的主导思想。
还有一种考虑是，咱们国家法制不健全，往往人情大于法，有时被告一走关系，一走门子，他判案就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是黑的。而且一个案子往往给你一年两年地拖下去，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应付。就想快刀斩乱麻，内部整顿一下，让大家改了就完了，就没有把他们交出去，而是决定在单位内部处理。我的指导思想是从整个事业和整个的干部管理队伍建设出发，按理说你身为共产党员，就得按着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不能有了权力就占就贪，而要为企业，为员工考虑。我觉得出发点是好的，为治病救人我们对这几个经济犯也还是从轻发落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社会发生了变化，企业人员可以自由流动。这些人也就自动离开了双星，离开后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在两年后，禹作敏案件一曝光，这些人觉得有了整我的时机，开始组织力量反攻。什么原因呢？在当时清查他们的时候，个别的办案人员，出于躁的心理，动手打了人。对于这种违纪现象，我们党委全体同志都是不支持的，我本人是坚决反对的。因此，他们就抓住办案人员的违纪行为告状，利用他们在市纪委、市检察院的各种关系大做文章。告到市委、省委、全国总工会、全国人大、党中央，甚至在青岛市开人大会议时，把印制的传单散发到代表们的每个房间。因为当时有禹作敏的案件做背景，他们选择这个机会来攻击我，看来也是有战略研究的。哎呀！他们恶劣到什么程度呢？为了达到目的，去找一个女同志，说你只要检举和汪海有男女关系，就给你一万块钱。你看，连这种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
祁：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汪：是集团的几个中层干部，有的从创业的时候就跟着我干，但在集团升格时想再官加一级而未能如愿，就恼羞成怒，怀恨在心；有的派他去管经营，不到一年，亏损了几十万元，把销售公司搞得个乌烟瘴气。本来都是想在实践中慢慢培养他们，但是素质实在太低，恨铁不成钢。而我为什么敢打击他们，一是我自身立得直、坐得正，不搞歪门邪道，他抓不到我任何事；第二点我出于公心，出于对党对国家负责，这些人就得打击。
祁：在他们告状的那段时间里，你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汪：我能采取什么措施呢？他们动用了一切关系，一切力量。一些政府部门的人背着我也来企业找了好多人，挨个儿谈话，就是不找我这个企业的法人谈。对此，我只能稳坐钓鱼台。因为我没有亲自去审查，我本人没有违纪；第二，我没有指示办案人员去违纪打人，谁违纪了你就处理谁，我不包庇任何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违纪是不对的，重要的是这些人的腐败，盗窃国家资产的犯罪行为是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到什么时候都应该受到谴责，到什么时候都应该受到打击。严格地说，司法部门应该对他们收审。但是抓了谁呢？法律对这些犯罪的人一个都没有追究。相反，倒抓住我了，而且幸灾乐祸的人很多。
这件事按理讲，根据他们贪污、盗窃、腐败的行为，我们如实地上报，什么罪按党纪国法去公正地处理；而我们办案的人员违纪的也应该按国家的规定去处分。分别对待。可现在弄不清了。幸亏青岛市纪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这件事上主持了正义，否则他们一告，再加上有些人推波助澜，双星就非得让他们搞垮不可。
祁：回顾您披荆斩棘走过的路。我想知道您个人对人生有着怎样的感悟，对自己又如何认识？
汪：感悟人生，认识自我。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得清的。如果说到我对自己的评价，应该说我是一个有争议的人。
祁：为什么这么说？
汪：我这人从小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当学生的时候，老师中间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个学生是个好学生，有组织能力，有号召力。因为大家愿意和我在一起，我有拉拢一帮人跟着我干事的能力；但有的老师则说这汪海不大听话，骄傲自满。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个人的性格可能就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
后来进入社会，参加了工作，知识多了，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和观点，俗话讲有了主见后，争议也就伴随而来。几乎是每做一件事情总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在我十七八岁时当生产组长，组员是五级工、六级工的老工人。这组长到底让我干还是不让我干，争议了很长时间；入党也在争议。争议的核心倒不是工作、能力怎么样，凡是尊重现实的人都承认我工作认真，有能力。但是有人总觉得我骄傲，不虚心，再就是说话不注意。
那么，骄傲这个概念应该怎么看？人有了自信是否就是骄傲？我们平常在一番事业干成功后，不也总习惯地说感到骄傲和自豪吗？所以，我感到几十年来我们把骄傲这个词狭义化了，一说谁骄傲，这个人就完了。一个人有点新观点，有点反思维往往就被说成是骄傲。我觉得这是对人才，特别是对一部分能人的歪曲的不公正的评价。试想共产党人假若没有新思维，没有骄傲和自信怎么能唤起四万万受压迫的人民呢？怎么能夺取政权呢？
所以说对待有本事的人不怕你骄傲，骄傲说明你有自信；最可怕的是没有本事的人还盲目地骄傲。你注意没有？本身无能的人如果骄傲的话，最大特征是摆架子，你只要看这种装腔作势摆架子的人，都是最无能的人。
祁：实际上是一种内心虚弱的表现。
汪：对。虚弱。他不装腔作势，不摆架子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化，可是我们的观念、宣传口号还抱着那些老东西不放，群众当然就觉得你在骗我，你是在说谎。
就说我们企业，在第一线的工人，他们是主人。可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来订合同，三年合同结束，他走他的，但我仍然还在这里。你说他是主人，决策企业的命运，他管吗？就是三年的合同，他有什么主人意识呢？可是我们从上到下大家都在喊：工人是企业的主人。那么，为什么要让主人下岗呢？我听到这些就感到如果让后人来评价，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在撒谎。
当然，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所有中华民族的兄弟姊妹都是主人，没有什么主人仆人之分，所不同的只是分工不同。每个人所选择的职业不同，那么就都应该按自己的分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发挥自己的作用。我的分工就是总裁，就是决策，就是掌握着企业的方向；你的分工是工人，就应该在第一线扎扎实实地做好你的产品。从大的环境讲我们都是主人，但你把不同的职业或者阶层一分成主人和仆人，并且把领导者都说成是仆人，把被领导者说成是主人，再加上你这仆人又很腐败，怎么能让人们心服口服呢？
“文革”前，一些因说实话的人常常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有的甚至受到了政治迫害。现在好多了，但有时也会给你冠以说话不注意的帽子。究竟不注意在哪里？党的形象影响了没有？给国家、民族造成损失了没有？这就不管了。所以在我的一生中，骄傲和说话不注意这两点在我的档案里，可能是去不掉的。因为我这个人务实，喜欢说实话，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有些人就觉得在某种场合应该婉转，在某种场合应该拐弯抹角，含沙射影，旁敲侧击，让听者自己去领会，自己去琢磨。
祁：这也许就是传统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中国人特有的表达方式。说得好听一点是含蓄。他必须把自己架起来，让人看着他好像有多么了不得，是个人物。实际上这种人才是盲目地骄傲。
第二条，说我说话不注意。人说话是不是都要照着三字经去说，照着中央文件去说？我认为说话只要不伤害他人的感情，那么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实事求是去讲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凡是务实的人总是说实话。真正的大实话才最有哲理，最真实，最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我们这个社会最可怕的现象是假话连篇，现在什么都变了，人的思维变了，体制和生产关系也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可是我们的观念、宣传口号还抱着那些老东西不放，群众当然就觉得你在骗我，你是在说谎。
就说我们企业，在第一线的工人，他们是主人。可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来订合同，三年合同结束，他走他的，但我仍然还在这里。你说他是主人，决策企业的命运，他管吗？就是三年的合同，他有什么主人意识呢？可是我们从上到下大家都在喊：工人是企业的主人。那么，为什么要让主人下岗呢？我听到这些就感到如果让后人来评价，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在撒谎。
当然，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所有中华民族的兄弟姊妹都是主人，没有什么主人仆人之分，所不同的只是分工不同。每个人所选择的职业不同，那么就都应该按自己的分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发挥自己的作用。我的分工就是总裁，就是决策，就是掌握着企业的方向；你的分工是工人，就应该在第一线扎扎实实地做好你的产品。从大的环境讲我们都是主人，但你把不同的职业或者阶层一分成主人和仆人，并且把领导者都说成是仆人，把被领导者说成是主人，再加上你这仆人又很腐败，怎么能让人们心服口服呢？
“文革”前，一些因说实话的人常常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有的甚至受到了政治迫害。现在好多了，但有时也会给你冠以说话不注意的帽子。究竟不注意在哪里？党的形象影响了没有？给国家、民族造成损失了没有？这就不管了。所以在我的一生中，骄傲和说话不注意这两点在我的档案里，可能是去不掉的。因为我这个人务实，喜欢说实话，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有些人就觉得在某种场合应该婉转，在某种场合应该拐弯抹角，含沙射影，旁敲侧击，让听者自己去领会，自己去琢磨。
祁：这也许就是传统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中国人特有的表达方式。说得好听一点是含蓄。
汪：我认为这不应该是中国人的优点。中华民族太聪明了，但又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误就造成了民族的悲剧。大家都不说实话，大家都要对方去猜，去琢磨。相反，人家别的民族反而比较坦白直率，怎么回事就怎么说。所以说自从我进入社会，争议的焦点就两条，正面的是：能干、有本事；反面的是：骄傲，说话不注意。都是两条。二比二平衡了。
有争议的人不一定就是名人。凡是有争议的人，都是在各条战线上具有反思维的人，因为他们想的、说的和做的往往都打破常规，这就必然引起上下左右人们的不满。而那些人云亦云，庸庸碌碌，对上唯命是从，没有自己脑子的人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而具有反思维的人，是不断探索未知，勇于创新的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反过来讲这些人得到的与所付出的是不成比例的，但最后人们都还是会对这些人给予承认的。
祁：是的。虽然您是有争议的人，但是听说有一次胶鞋协会在您缺席的情况下，人们竟然一致推举您当了胶鞋界的“老大”。
汪：啊那一次是一九八八年，胶鞋协会在长沙换届，我刚好人在美国，没有参加。当时是怎么一个过程呢？本来天津大中华是胶鞋界的老大。可是到会的会员都认为他不能胜任了。而有关部门却给大家做工作让继续选他不要选我。因为他们听话，可以想怎么指挥就怎么指挥。如果选了我就不好控制了。其实到会的会员也不一定要选我，而我又没到会，也从来不介入他们的斗争。结果他们这样一做工作反而弄巧成拙了，让大家都有了逆反心理，就偏偏投票选我。听说唱票到最后时，有关部门的一位官员为了压倒我，大声喊：我还没投！可惜他投了也根本不可能扭转大局了。那种场面真像电视剧里的情节。在体制改革之初，这些官员们看不惯你，就是这样来竭力排斥你。但是他们没想到我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了。材料发到美国，我就发回一个传感谢，不辜负大家的信任。等我回国后，就把这些理事们请到青岛来重新发表了一个就职演说。从此协会有了生机，凝聚力很强，我这一干就是十年，大家也都叫我“帮主”。
长期以来，我们有些当领导的，对那些有不同观点的人，有独特性格的人，就认为他们是不好管理的人，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叛逆者。这样可能扼杀人的才华，扼杀人的创新精神，害了事业，也害了人才的培养和人才的选拔。更为可笑的是，社会上有些人一听到某某人是有争议的人就赶快与他划清界限。
祁：还有这样的事？
汪：有啊。我就经历过，有家报社驻青岛的记者，刚来到青岛时听说汪海是个有争议的人，他就不敢接触了。后来他和我认识以后，发现根本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这才成了朋友。人的思想、观念水平决定了对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在这个社会里有人拥护你，有人反对你，有说你好的，有说你坏的，我觉得这都非常正常。如果各种各样的人都说你好，除非你不做事，当老好人。我们很多的事情不就是叫老好人害掉了吗？那么检验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应该看你是不是在事业上，是不是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对从事的这个行业有没有创造，有没有推动。
现在最危险的就是将一些无能的老好人放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因为他们听话。所以为什么我干了七八年党委副书记要提正职时，上面争论了一两年。就为了这个事，非让老书记晚退了两年。当我干了党委书记后，又因为没有大学学历，就不让我干厂长。那么让这个人干什么？橡胶公司的经理、书记又争论了一年多。目前我在青岛市这个范围里已经不怎么有争议了，上面怎么样我还不太清楚，反正在省一级的领导那里也已经争议了好几年了。
祁：您所说的包括前几年让您当青岛市副市长的争议吗？
汪：对。争议的结果是叫我等下一届。哎呀，这一辈子，在部队也好，在地方也好，在我的记忆里都是党内争论的焦点：这个人用还是不用？重用还是不重用？都是围绕着这个题目。有时用的意见占了上风，就给我那么一点天地。十六年前，叫我当橡胶九厂的党委书记，就给了我这个天地，创造了一个双星。
当然创造双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但起码是带头人啊！
与人斗，其乐无穷
祁：在您的一生中，你感到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汪：最大的乐趣应该说是和人打交道了，这也是对自己最好的磨炼。高级动物和高级动物的斗争始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当然这种斗争也有胜有败。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生活都是在斗争当中，有好多人想回避，说我们这个地方太复杂了，要换个地方；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就那么个德性，外国人就不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什么选择，都是一样的。你要在社会存活，就得要坚持正义感，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原则。这一点可能一般的人很难做得到。一般人都采取回避的办法，想找一个世外桃源。但是没有斗争的地方是不存在的，只有面对现实，在斗争中显示出你的价值，胜利了你就是成功者。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一种气魄。
在我这一生中，真是经历了一些形形色色的斗争，有来自上头的、有来自下面的、还有同事之间的。我体会首先要针锋相对，自己要有一种气势、自信和精神，俗话说：邪不压正。要相信正义的力量迟早会战胜邪恶的势力的，你有了这个信念，遇事就会用正义感把对方压倒。
其次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水平，不断地超越自我。不管外界对你的压力也好，吹捧也好，攻击、诽谤也好，都要辩证地去认识它。同时又要把名和利的东西看得淡一些，但这并不是说名和利的意识我一点都没有。
第三，还是我的那句话：自我感觉良好。这也是一种斗争的策略。不理他。像弥勒佛一样，“笑天下可笑之人，容世间难容之事。”这样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你想，嘴长在他脸上，脑子是他的，你又控制不了他，他要说什么让他说嘛，你解释也解释不了那么多。但你要把握住大的方向，社会在宏观上有一个法规，在每个历史时期，党内也好，党外也好，都有法规和准则，你只要不违犯这法规和准则，做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要被别人的攻击、谣言和诽谤来缠住你，来分散你更多的精力。
第四，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你不要怕人们说三道四，不要怨天怨地，就靠你的本事，在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的事做好，让事实最后教育他们，让他们不攻自破，让他们在事实面前，像毛泽东说的：夹着尾巴逃跑了。如果你自己成天去生气，哎呀，我不干了，你看这种环境，这种条件，也没人管我，没人支持我。那就正中了他们的奸计了。
另外与人斗有时候还要沉得住气，让时间去证明一切。我和别人不一样的一点是，我敢于斗，并不是说和他去面对面地打仗，而是你说我不好，我非要干好；你说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非叫他抓不出任何问题。这种斗法我确实跟他们斗得太多了，包括那些主管部门的官员对我的污蔑和攻击。他们对双星设置的障碍太多了，应该给的政策不给，应该给的待遇不给，百般刁难。好了，我也按制度办，我应该给你的给你，你规定的我不违犯，我要用好的行为将你坏的企图堵死。所以这就需要一种很强的毅力，一种能驾驭社会和形势的智力。
祁：有没有可以回避的时候呢？
汪：有时也想回避，可一般都回避不了。你回避对方不回避，你退一步他就进一丈来进攻你。因此，对方要斗，你就得迎战，只有这样你才成功。如果你害怕了，那就完了。我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只要你斗那我就奉陪，跟你斗到底。八十年代初期，企业在改革的艰难时刻，我的上级领导部门，总想置我于死地。但我当时就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我是当过兵，打过仗的人。当初在战场上就没有想到还能活到今天，还能干一番事业。人最宝贵的不就是个命嘛？我连命都可不要，你还能怎么样？所以一到关键时刻我就想到这个，就是死了也跟你拼到底。这样一来也给我解决了好多问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再一点是你越敢于斗，胜利也就越属于你。我只有在斗争中才感到充实，在斗争中才感到活的有意义。如果不斗怎么能生存呢？但在斗的当中也不能不讲策略。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你不管和谁斗，你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得民心，顺民意；你是不是出于公心，主持正义？如果你不具备这几点那就不行。所以说我和他们斗争之所以能胜利，很大的因素是我是出于公心坚持正义，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我是对的。所以我越斗也就越有勇气，越斗也就觉得自己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越斗也就越有了自信。
祁：那么在你的早期遇到这些事，有没有过困惑？
汪：困惑开始也有。
祁：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掉过眼泪吗？
汪：没有没有。我才没有这样的事呢。这一生中我是掉过几次泪，大多是在工作中由于触景生情，百感交集时的感情的一种流露，但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刁难，以及那些恶毒的攻击、诽谤，我跟他们斗争从来不掉眼泪，而且越斗越勇。对于企业家来说只有具有坚韧的意志力和强烈的自信心，才能排除各种心理干扰，向着既定目标走去。
人呀，活在世上得要有压力，有了压力他才有斗志。应该说这十多年来，与各种旧体制、旧意识以及腐败的势力一级一级地斗，我认为我是个胜利者。假如你说汪海到今天不也仍然是个鞋匠吗？如果以这种眼光看我，那我可能在这些人眼里是个失败者。有很多人包括我的亲戚都说，哎呀，你怎么还干着厂长呀！有一年春节，我请兄妹几个在家里吃饭，我那个妹夫说，你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怎么连个副市长都没当上。我说：你给我滚！你懂个什么呀？不当市长又怎么了？你给我说说。他们把这些看得很重，他们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品德时，总拿官职官位做标准。我觉得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偏见。
祁：社会在进入现代化，但人却不可能一下子都成为现代人。尤其是中国几千年官本位的封建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汪：所以说改革最大障碍就是人们头脑中的这些旧意识、旧观念。不斗怎么行呢？
市场最累 理解最甜
汪：我对自己人生还有一个感受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是短暂的，而当你有了一点名声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争议，还有党内外那么多人的注意和议论。这好像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
祁：有争议，必然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议论，这与我们在前面谈的是一个内容。
汪：不一样。我觉得在党内外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议论也非同寻常。因为人们一般爱议论名人，议论国家大事。而在青岛市，本人成了经常被议论的焦点人物。有人给我说，他们在家里喝酒、聊天，不知怎么就议论到汪海了，汪海最近在干什么？成了人 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所以造我谣的人也很多，不是说我下台了 就是被抓起来了，或者携款潜逃了。连家庭生活也成了人们四处 探听和传播的素材。后来我索性借记者采访之机，公开声明自己 是“三不变”干部。
祁：哪“三不变”？
汪：跟着共产党干不变；当鞋匠不变；结发妻子不变。
祁：给自己定性了。
汪：是啊。十多年来人们为什么要注意我，议论我？作为一个干企业的领导者来讲，不值得这么议论啊！要说我这个人也没什么特长，长得既不出众，也没有三头六臂。有什么好议论的呢？可能就是我的个性，做了许多和人家不一样的事，所以引得人们说三道四。
祁：一般来说，凡是有所作为的人，都免不了是被人议论啊。
汪：有创新精神的人为社会做些新事情，本身就会使大家不理解，不认识，所以就需要我们很多人去支持他。我十多年来在那么复杂的环境中，那么多人在琢磨我，议论我，甚至想抓我，为什么？因为抓了我他就有功啊。你看汪海叫我抓住了，我多么有成绩，有本事。但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双星的发展，双星取得的成绩？双星做鞋实际上是第二产业的坑底企业，是大家都不愿意干的，它列不上国家的什么重点，也不是骨干企业，不是国家基础企业。但我们搞到今天，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
其次，我本人也是来自民间的一个平民百姓。只不过领导着一个企业而已。至于有人说汪海是个能人，有人说他不是个东西。不管怎么他都在宣传啊！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让那么多人注意着我，关心着我，拥护着我，议论着我。甚至组织部不考核我，而那么多业余组织部长在考核我；纪委在监督着我，也有那么多业余纪委监督着我。我为什么不自豪？党内的议论就更正常了。我并不怕人们议论，或者想，哎呀！被人议论了，以后要注意。而是想你们能够议论一个鞋匠，就说明我和你们不一样。
现在对我的议论，在群众中已经逐步减少。为什么？汪海就是汪海，什么谣都造完了，什么故事也编完了，而他还活得很好，企业还越来越兴旺，时间长了，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祁：如果双星现在垮了，对您的议论可能是一时的，如果双星继续在“敢为天下先”的追求中发展壮大，那么对您的争议和议论或许将伴随您终身。因为人们可以原谅无能的人，但却不能原谅能力超过他们的聪明人。
汪：说得很对。人的嫉妒心理是最可怕的。我发现嫉妒，是不管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有的一种普遍心理。这就属于红眼病，自己干不了，还不服气别人。你带头闯市场，带头做了些事，他就说你出风头，挑你的毛病。这是一种不良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名牌、名人、名厂要生存下去恐怕就更难。有些人他希望你垮了，才能显出他是正确的。人的心理一是望人穷；一是你垮了才能显示出我来。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可能是社会上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你要成事，就得需要具备耐力和韧性，并坚持下去，逐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这需要时间。犯红眼病，望人穷在国外也是存在的，特别是市场竞争中，你成功了，我就觉得我不如你，心理上不平衡；最好是你倒了。
祁：见人有亡，常乃有得；见人有荣，反生愠怒。这是人性中最大的弱点。
汪：我的心胸幸亏大，要不大的话，成天听这些人胡说八道，早就气死了。中国发展到今天，为什么好多能做事的人不愿意主动去做，或者不愿意出这个头呢？就是这种旧的东西不知不觉中毒害了我们民族，大家都墨守成规，因为总是枪打出头鸟。
祁：为什么古人有那么多格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
汪：这种情况我们的祖先早都已经总结出来了。虽然这个问题在人类中是没法回避的，但也并不是说不能改变。如何正确地对待、正确地处理好这些问题，我觉得要在全社会提倡正竞争。靠本事去正竞争。你成功了我就承认你比我强，诚心诚意向你学习，同时自己发奋图强又要超过你。这才是正确之路。但往往有一大批人，他没有那个本事，就出于一种不平衡的心理，来恶毒地攻击你。这种人很坏，也很多。实际上有本事的人不怕你竞争。
祁：正竞争，是理想境界。但这个社会我觉得更需要呼唤理解。什么是理解的深度？就是当你能够从别人的眼睛去观看，站在别人的中心点上去理解，人与人之间只有相识才能相知，只有相知才能理解。
汪：对的。我经常说：市场最累，理解最甜。理解不光是人的高尚品质，也是人的一种能力。无能的人也决不会去理解他人。
生活中有加减法
祁：再提一个问题，在目前的中国，先不说是企业家阶层，就说是企业家队伍，您觉得形成了吗？
汪：没有形成。企业家阶层或者企业家队伍的形成，需要国家在法律上、政策上创造一种适应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和条件。
祁：于志安事件过后，现在又出现诸时健事件。报纸上有些文章，说很有必要赶快制定出一种限制、监督企业家的法规。您认为有必要吗？
汪：监督企业家的法规要有，但是激励企业家的法规也得要有啊！因为企业家是社会利益的创造者，是民族经济腾飞的推动者。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要付出很多，他所有的心血、精力，而且像我刚开始时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推进改革，反对者们告状陷害你不说，还有的埋伏在树林里暗害你。为了这个企业把命都差点丢了。我付出的谁知道呢？我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祁：您的心理也不平衡啊。
汪：怎么能平衡呢？只不过我想得开一点，看得淡一点罢了。
像其他一些著名的企业家，他们最后走出国门，我觉得是有各种原因的。不管他什么原因，一个不可否认的问题是中国的土壤和环境不适合这些企业家生存，他必然要走。企业家是能人，但也都是凡人，你老是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到一定的时候他必然心理上不平衡。国家难道就不能给他们一些相应的激励机制吗？
另外，企业家必须要有他的社会地位。现在我们国家不考虑这个问题，只知道去用他。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企业家中间有没有败类呢？有。有没有逃兵呢？有。我觉得这也很正常。现在如果一个企业家跑了，一个企业家垮了，哎呀！这就不得了了。那咱们国家也有外交官跑了的，也有政治家垮了的呀！我看人们也没有怎么大惊小怪的啊！
应该认识到企业家也是人，是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关键是你国家制定的政策、法规，是否有利于这些企业家们不去当逃兵，是否能避免他们犯错误。政府要从爱护他们的角度出发，从尊重他们的角度出发，从承认他们的劳动价值出发，就得要有好的政策。有好的政策和法规做保障，干得好的激励，干得不好的处理。这样一来，国有企业的命运，才能由真正的企业家来掌握。而不是像现在，你干得好也不得好，你干砸了也不受罚，工厂关闭，工人下岗，企业负责人反而调到政府部门当局长、处长去了。这也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原因之一。
祁：您作为一个知名的企业家，现在的工资仅仅是职工工资的三到五倍，住房至今还是很狭小的单元房。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面对这样的差距，您是抱着怎样的态度呢？
汪：生活中有加法也有减法，就看你加什么，减什么了。谁能把名和利处理好了，谁就是胜利者。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降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低层次了。另外一点，人生在世，能够名利双收的事情终究是比较少的。不能说你名有多大，利也应该有多大。像我有了名，有一点小利也就行了。
我主张大丈夫在事业上应该有抱负，抱负在事业上越大越好，要有为国家为民族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这是加法。反过来讲，虽然你得到的物质利益与你对事业的付出不成比例，这在现在的条件下也是很正常的。双星是国家的，不是我汪海的。你创利润再多都是在给国家干。明确了这一点，你就会调整心理上的平衡。这个调整和平衡，也是你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完善，是对你素质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如果你没有这种素质和人格的话，那么你要是付出与得到的不平衡，你就不会快乐。
再一点，人往高处走，是人之常情。你为社会做了些事情，在风浪中能够生存下来，能够受到人们的尊重，有很高的威信，这就应该很满足了。我认为人的满足有一个标准：心埋的满足、精神上的满足、事业上的满足非常重要。而生活上的满足，收入的满足是一个方面，虽然也不排除。但在现实中你要和你周围的人比，总与富有的人比就会产生不满足，心理感到压抑。但是，要看到周围还有许多比你的处境差的人，静下心来一想，觉得自己过得还不错，得到的比别人还好，而且活得非常有意义。就像俗话中说的：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看还有推车的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不要老想着你得到了多少，人生的乐趣还在于你为这个社会付出了多少。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多少呢？俗话说：家有良田万顷，日食不过一升。我再加上一句：你纵有广厦万千，睡觉也只占六尺之床。还怎么样呢？小康水平就行了。
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享有所有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是有代价的。要有得有失，才能平衡。关键是看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在事业和利益面前取什么，舍什么。人赤条条来到这个世上，死了也不能带走任何东西。看透了这一点，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尽管你干事业遭到人们的争论，这是树大招风。说明你的存在有价值，说明你非同一般。不然他们争论你干什么？想到这一点，我又觉得相当有乐趣。而且在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社会上一些人总是把我拿出来研究研究，拿我作一个例子，当好的典型树也罢，作为一个焦点来争论也罢，我觉得这样活着也挺有意义。
祁：您说得很对，人生的价值，真的不在于什么高官厚禄，而是在今天这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里能否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对事业有所作为。
汪：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淡。要看到有些事情的发生在目前的社会里是必然的，不要再去生气，不要为一些事去愁眉苦脸，去自寻烦恼。自己跳出来后，就觉得我生活在这么个时代，在双星这个天地里可以发挥和施展我的才干，可以画出一幅美好的图画。而且我的思维、观念在这个范围内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和理解，我的设想、计划能变为现实，感到非常有意义。因为给我多少权不是我自己决定的，原来给我才管一千多人的权力，而我自己发展到好几万人了；原来给我一点点的资产，我们现在给他发展到十七个亿了；原来是一个亏损倒闭的小厂，现在不仅在中国出名，并在世界上出名了。而且在国内外的同行里，大家都非常尊重我，信赖我的为人。那么，在这个行业里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我也是知足常乐了。
祁：能看透这一切不容易，能身体力行地做就更不容易了。
汪：实话给你讲，除了双星事业外，我现在把一切都看得非常淡。就说情感问题。在企业内外有一些女性与我的思想、性格比较接近，她们都给予双星事业很大的关注和支持。我从内心深处很感激她们。有位女记者，人长得很漂亮，第一次来采访时，又握手，又拥抱的，亲热得不得了，照片也照了一影集。第二次来双星时，我就想不起来她叫什么，在哪里见过。她一看我对她没有一点印象，难过地流出泪来了。她说像我这样的女性你竟然都忘了，咱俩还照过相呢。后来她再也不来了。
祁：可见在事业与情感之间，您更注重前者了。
汪：不可否认。异性之间的情感是一种很重要的动力，这种动力能促使你干好多事情。无论在工作中或是在其他场合，只要有一个女性在场，那气氛就与男人们在一起时不一样。尤其是部队，要是去了几个女兵，战士们的那个感觉，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阴和阳到一起了必然会产生火花。这种火花并非不是好事，用好了就是动力。世界上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人是天才。因为女人和男人就是不一样。女人的美是女人最大的优势，大大方方的，令人赏心悦目。但也不是说所有的美都能产生火花，只有外表的美与内心的美统一了，才具有对异性的吸引力。
有人曾经问我对男人和女人的看法，我说了两句：男人志气，女人尊严。我是很看重女性的人品，首先，尊严两个字应该是女性坚守的。而男人必须要有志气。男人的志气，除了要干事业外，在女人面前也得要有志气。你只有有了大丈夫的志气，才能得到女人更大的爱慕。所以男人志气，女人尊严。我这两句话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有道理？
祁：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一切又都是相对的。
汪：男女之间，异性相吸是自然规律。但如果你要是贪色，那么你的事业就有可能失败。不管什么时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的事业对你的要求，需要你不断地去探讨，不断地去提高。所以你必须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否则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所谓的成功也就会昙花一现。
哎呀情感问题太复杂了。很多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也有很多人不敢承认这个现实。所以你写的《中国鞋王》里面的这两句话，朋友看了都很佩服我，起码我就听到十几个人对我说：你的“爱色不贪色，有情没有妇”这两句话说得好。假如反过来，那麻烦就大了。
了解自己的差距
祁：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多次目睹人们对你的赞颂，虽然有很多人是在表达他们的崇拜和尊敬之情，但我也感觉到有很多是恭维和阿谀奉承。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一切的？
汪：对这个问题，作为本人来讲应该说感到欣慰，感到满足。从一个方面讲说明你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人们的认可。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假如你不能冷静地去分析这些话，而把它全部看成是人们应当对你的称赞，或者也认为自己就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如何如何地了不起了。那么，你的失败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不能把你的过去，把你的成就看成永久性的第一，永久性的成功。作为群众的评价，那是一回事。但是作为自己来讲是不能这样认识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永远都是后浪推前浪，竞争无止境。而市场的成功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著名企业家更没有说是可以终身制的。一切成绩都是暂时的，都是对你的下一步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你的明天都要从零开始。
另外，必须清醒的是，事业到今天，也绝不是我汪海个人的功劳，而是借助大家的力量。每一个双星人都在为双星大厦添砖加瓦，还有一大批骨干和超级骨干，更是支撑着双星的大梁，没有他们的拼杀和无私奉献，我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出多少颗钉？
你刚才讲的员工们对我的那种崇拜啊，敬仰啊，我觉得有各种原因。有的发自于内心，这是一些非常纯朴的人，是真实的感情。但也有的却是非常虚伪，见人家都那么讲，心想我也跟着说几句，总裁可能喜欢听，我就跟着捧。
祁：这样的人您能鉴别出来吗？
汪：当然可以鉴别出来。还有一部分人比这更糟，他完全是从个人的目的出发，甚至把过去一些用在毛主席身上的词都用在我身上了。那种肉麻我自己听起来身上都要起疙瘩。这三种情况，一种是真感情；一种是盲目随大流；一种是带着恶毒的用意。所以说人的思想水平不一样，认识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在对待我的问题上也各不相同。有时候我也直接了当地说一些人，我说：你们说的这些话把我的耳朵都磨出茧子了，但是我觉得你们讲这些话非常可笑，非常愚昧。但我说这些话有的人听得进，有的人听不进去。对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免疫力的，如果不能保持头脑的清醒，听到一片赞扬声，就昏昏然，必然导致走下坡路，导致事业的失败。我现在的免疫力可以说是能够做到宠辱不惊，不管有些人说什么东西，都不往心里去。我有自己的主见，一般来到你面前刻意奉承你的人，他必定在某些事上需要你，想用这些奉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祁：几次到双星，我就有点担忧，觉得个人崇拜很厉害。这话在您面前也说过几次。虽然也知道很多人是非常真诚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就像您说的阴阳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无论地位高下、名声大小，哪怕是一个最默默无闻的人，都愿意听别人说自己的好话。这是人性的弱点，几乎很少有人能抵抗得住奉承的诱惑。于是就有了马屁精们来利用这一弱点，好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有时候装得比任何人都谦卑，但却像美丽的罂粟花结出的果实是毒品一样，先让你上瘾，再将你毁掉。西方有一句俗话说得很形象：今天吻你手的人，也是明天要剁掉你的手的人。
汪：你所担心的问题我心里有数。不能说是头脑清醒吧，也能比较正确地估价自己。现在有些赞扬的话我真不愿意听，听多了混身感到胳肢，很反感。我也明白这些话有真的也有假的，其中大部分是假的，但也用不着去刺激他们，让他们下不了台。我认为爱听奉承话的人一般都是缺乏自信的人，因为他需要用别人的嘴来肯定自己，他越需要别人的肯定，也就越容易被别人左右，在一片颂扬声中不知不觉地进入别人为他设下的圈套，从此划地为牢。这似乎是一个规律。所以，人活在世上，不管你做了什么，都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这个正确的估价就是要在自我肯定的同时，又要了解自己的差距，能够了解自己差距的人才是聪明人。
我这人有一个特点，越是听到一些奉承话，就越是要从另一个方面去检查自己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怎么去发展提高。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人包括伟人也都不会从不失误，只有时时检查自己的差距，多听听相反的意见，反而会让人警醒。双星现在光工人两三万，再加上他们的家属，这不就是相当于国外一个岛国吗？在这种情况下，你确确实实地把企业搞好是很难的，是需要三头六臂的。软的要应付，硬的要应付，不软不硬的也得要应付。所以就得对症下药，光用硬的也不行，光用软的也完蛋。这是邓小平说的：两手都要硬。管理这么大一个企业，我看确实要有三头六臂大概才能应付得了。但又要知道你做的任何事不可能叫人人都满意，不可能叫人人对你评价都那么好。所以我始终掌握一个原则，不管怎么样，我要把企业的经济搞上去，要让企业的一切都运作正常。
人要想做点事情，要想干一番事业，不能说成功了就到了终点了。或者说你的成功是永恒不变的，是持久的。因为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在你的有生之年，在你事业的前程上，应该说要有一种永不满足的心态，做一切事情都要把它看成是从零开始。假如说觉得自己大功告成了，已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制鞋集团，因而就感到满足，开始骄傲，认为走到了终点、走到了顶峰，那么就是失败的开始。双星走到今天，号称制鞋行业的第一，这只是社会给你的评价，但作为事业他是无终止的，是无限量的。而且如果你和千家之长相比的话，那你的问题可能还很多。你只有时时感到自己和别人有差距，企业才有希望。
为什么你看到双星总是有这么多波折，总是这么紧张，总是有这么多没完没了的事情要去做，而几乎没有片刻喘息的时候呢？为什么双星总是在找差距，每年都有一个议题让大家检查企业的问题，检查自己的工作。可以说我在这方面付出的心血，动的脑子，不次于在市场上的竞争。而有些企业的主管一进入这个层次后就感到他是老大，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而我并不觉得自己怎么样了。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果不尊重现实，无视一切的话可能你就得完蛋。我始终是这个观点。
明天从零开始
祁：最近我读了一本标题为“中国商界著名人物沉浮录”的文集，看到从傻子瓜子年广久的销声匿迹，到巨人集团的史玉柱身陷困境，还有造纸大王马胜利、钢铁大王管志诚、水泥大王傅志高以及烟草大王诸时健等等很多人，以及他们的企业兴衰史，真是让人惊心动魄。由此想到双星时时用来警惕自己的标语：“市场无止境”、“管理无句号”，以及“名牌没有终身制”等，就感到双星在这种剧烈而动荡的大变化中始终有一种清醒，有一种紧迫感，有一种自强不息，自我超越的精神。这也许就是双星久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汪：时代发展到今天，变化的节奏加速，你一步跟不上，就会导致步步跟不上。过去讲“各领风骚三百年”，而现在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有的甚至三五天就揠旗息鼓了。对此，我的头脑非常清醒。
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的，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你就前进，你一停留下来就要落后。也许你今天还看不到这种落后，但到了明天它就相当严重地存在了。所以我在事业上，在企业中，在工作中永不满足。
如果我拿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比，确实有些成绩。但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与别人一比，与外界一比，与其他发达的行业一比，我们确实还是落后，还需要努力去做。我这人特别喜欢找差距。总是有意识地把别的行业的先进的东西拿来我用，借过来以便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所以说事业是无止境的。而你取得的成绩，做出的贡献都是暂时的，也许在这个历史阶段是成功的，但绝不是永恒的。不是说在你几十年的人生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取得了这段成绩再就不动了。可能我们好多的企业家，我们好多这样的那样的做出了卓越成就的人，他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为昨日黄花。就是没有继续前进。
另外，双星从不放过对外宣传的任何机会。因为你向外界宣传得多，你内部付出的心血比宣传的不知要多多少倍。这样才能保证你永不落后。所以我十多年来在第一线摸爬滚打，每年总有新点子，新题目，每年总是有所提高。我有个观点：明天都是从零开始。过去的成功都已经成为历史，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重新上路。
祁：这些年来，每到春节，双星的朋友们和我通电话，一问全在岙山开会总结。好像你们一过初二，管理层就集中开会了。
汪：对。这几年集团在年终总结时，成绩讲得很少，而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却要花几天时间来找。因为成绩就在那里摆着，而问题要找不出来就不会有新的起点。如果大家都看到成绩而看不到问题时，那么就意味着向下坡走了。对这一点，开始都不理解，觉得一到年关就把各地的经理找来开会，让他们找企业存在的问题，找自己工作中的毛病。实际上，他们不了解，每当找出问题的同时，也就是提出了新的课目。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新课目。前两年名牌形成之后，我们就提出了“名牌背后潜在哪些危险？”。去年，实施三大战略后，我们又提出“双星与世界名牌之间的差距”，这就给大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说应该永不满足，因为在事业的道路上没有说你永远都是一路领先。
祁：这就叫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汪：人在市场上，是不能过一点安逸生活的，居安思危是每个企业家在市场上时时刻刻都在念的经，什么时候都要感觉到有压力，一停下来就得垮台。特别是像我们生产的这种民用品，日用品，你想歇歇脚根本不可能。它不像高科技产品，换代起码要两三年。我们连两个月都不行。有时候一种鞋的品种，最短的有效期就是半个月。半个月内钱就可以哗哗地进来，错过了时机就难办了。为什么在我们的出口工作中，十年前，我们还嫌外国客户难侍候。但是这鞋运到美国、日本去，过了季节人家就不要了，就得放到明年.我们没进市场时就不理解他们，现在我们也理解了。像内蒙和东北的公司，他要的货你晚了半个月，季节变了人家就不要了。所以能把这个行业干好了不易。不光有季节问题，还有时尚的问题，当地流行什么都得研究。
从现在我们的行业来看，国有企业几乎全垮了。国有企业又换班子又改股份，改了半天仍然不见什么成效。现在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所谓的大集体。过去搞着搞着也就成了国有了。再就是县里的企业，真正成气候的，搞得好的几乎没有。像石家庄的，一个亿的亏损挂账，上上下下也再不打听了，每换一个班子上面给你拨两千万。河北长征厂不是提出五年赶上双星吗？那是省长去提出的口号。长征原来是行业里的一面旗帜，后来垮了。现在我们要和国外世界名牌竞争，在国内要与南方民营鞋厂和合资企业竞争。而个体民营在竞争中有一个有利条件是他们能走私，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原材料从海峡对岸飘呀飘地就过来了。因此他的成本就很低，而我们就不行了，光原材料进口关税就不得了。很难啊每天都有一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感觉。
祁：问一句题外的话。假如说像前些年传的那样，您不再干企业，而是当上了青岛市副市长，你能推测你现在的境况吗？会不会还往上升？
汪：不会。有可能一直是副职，也有可能现在在家里抱孙子了。一是说了不算；二是自己的观点、想法不能贯彻。进入那个行当里只能从上到下一切都得照搬，你想，像我这种性格和思维的人不可能那样。不可能怎么办？只有和人家顶，结局就是靠边站。所以像我这种性格在官场里恐怕是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的。
祁：是的。企业家有企业家的性格，官场有官场人格。
汪：还不如在我自己的自留地里，有一片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只要不违背党纪国法，其余的由我自己来安排、处理自己的事情，也挺有意思。假如说他连双星这块天地都不给你，那就可能没有汪海。很可能会走向另外一种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