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让解放鞋靠边站

从小就梦想当将军的汪海好不容易到了部队，为什么又离开了部队？

所有在南方打过仗的军人穿上军装都不痒，吃了饭菜也不吐，为什么汪海偏偏又痒又吐？

时隔30年之后，当笔者问及此事时，汪海的回答仍然是4个字：说不清楚！

然而，汪海当年从部队回到青岛时，有一种感觉却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他真的回来了，重新回到了家乡的土地上，重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大海 边，重新回到了青岛橡胶六厂，重新干上了制造胶带胶管的老行当。

重新回到橡胶六厂的汪海，穿衣服不再是痒痒，吃饭也不再呕吐，工作起来有干劲，躺在床上也能呼呼大睡。不久，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被青岛市化工局党委派到橡胶九厂任政治部主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向经济建设的轨道转移，橡胶九厂的生产也从文革时期的混乱慢慢向正规有序化过渡。为了加强全厂的思想政治工作，汪海受命于危难之中，当上了党委副书记。

当时，许多企业的政工部门都闲得没事干，汪海却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当过兵的汪海，自然知道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他找到老书记于启东，说：“人们饱受动乱之苦，对过去的一切产生厌恶情绪，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了，信仰危机若在青年工人中照此蔓延下去，是要把厂子毁掉的。人没有精神支柱哪行？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和生产挂上钩。”

于是，汪海举办中国近代史和厂史图片展览，让大家看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举办以爱厂为主题的征文比赛、歌咏文艺演出比赛，以增强大家的爱厂热情；培训一期又一期的青年班组骨干，以加强生产力量。

这一时期汪海还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培养了自己的一批得力干将，而且还向老工人学习了制帮的制作、橡胶材料的配料加工、胶鞋的成型等制作胶鞋的工艺流程，使自己很快便成了制鞋业的内行。他后来说，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鞋匠”，就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为我日后创“双星”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汪海很懂政治，但不流于形式。他抓劳动竟赛，把思想工作同具体的生产过程结合在一起。1979年，汪海组织全厂参加了全山东省“万双无次品竞赛”，使厂的“大鹏”解放鞋被化工部、山东省评为优质产品。这可是橡胶九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部优产品”。文革时期，橡胶九厂在青岛市是重灾区，臭名远扬。这下可好，工人们第一次感到脸上有了光。

老书记于启东退休的时候，鼎举汪海接任。他对上级说，把担子交给汪海行。汪海的业绩能力得到了上级党委的认可。1983年6月2日，青岛市委组织部宣布，汪海为青岛橡胶九厂党委书记。

妻子以为这下该过过平稳日子了。没想到，刚接任了党委书记的汪海，却铺盖一卷，住进了办公室，风风火火三个月没回家。直到后来，妻子才知道，他接手的这个青岛橡胶九厂是个烂摊子，企业正面临倒闭的危机。

青岛橡胶九厂是家国营大企业，80年前始建于中国人之手，日本人、国民党人经营过它。50年代通过政权手段，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国有化企业。就是说，这种财富的集中、兼并和不断的扩张，为其实现现代化大产业奠定了基础。

1921年，当民族工业刚刚兴起时，杨子生，这位在青岛开有“福顺泰百货店”和“神速生百货店”的商人，抱着实业救国的幻想，在离青岛栈桥仅一箭之遥这片海滩上投资办厂。他瞄准了中国老百姓喜欢绑腿的习俗，盖起十几间简陋的土瓦房，开办了“维新制带厂”。

杨子生经营有道。10年后，他发现人们的穿着有变，绑腿带已不畅销，便立即转产，寻找新的财源。他抓住了外来洋货中的胶鞋，从日本陆续购进被人淘汰了的炼胶机、压沿机、缝纫机等，转产“福”字牌力士胶鞋，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上十分走俏。

然而，杨子生发展民族工业的梦想，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加剧而破灭。1936年，厂子卖给了日本人儿岛熊吉。

儿岛熊吉依仗日本侵略军铁与火的统治，发展着生产，从国内带来一批日本管理人员，并取得日本国共和扩模株式会社的投资，运来成套机器，扩大工厂规模。将这个厂子改名为“泰安胶皮厂”。到1942年，日产量高达2000余双。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党政府接受了泰安胶皮长，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资本家赵志辉，更名为“大元橡胶厂”。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扶持民族工商业，多次给大元橡胶厂增加订货任务，挽救了即将破产的工厂。但是唯利是图的赵江汉乘抗美援朝之机，在制作军用产品中，采用偷工减料、偷税漏税、行贿等手段，盗骗国家资财，给抗美援朝军需供应造成了损失。1952年9月，赵江汉被青岛市人民法院审判，资产无力偿付债务，表示以厂抵债。这样，大元橡胶厂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化学工业管理处接管，归为国有。

后来，化工部将它命名为橡胶九厂。

所以到了1983年，汪海面临的基本家底仍然是杨子生、儿岛熊吉、赵志辉留下的30年代的老设备、老工艺，以及40年代的老厂房。而厂里一贯生产的产品，也是解放后几十年一贯制的绿色解放胶鞋。上级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对他们厂的现状极不满，说：“你们这个厂子，越干越没出息，拉倒吧。想让我们验收？还是等三年以后再说吧。”

汪海却说：“这么好的一个国营单位，怎么能就这样拉倒呢？”你们才拉倒吧。”

汪海固执地认为：昨天，已经永远成为句号，再也不可更改。而明天，却永远是个大大的问号。关键是，我能不能在这谜一般的问号里，寻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他的目光落在了厂门口一片拥挤的矮屋前。这里聚集着厂医务室、技术科化验室、物理试验室、机修科等6个技术重要部门。热天不透风，雨天一片泥。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科研技术人员还能有什么情绪工作？

整顿的第一步，就从这里下手开刀。人靠脸，树靠皮，一个企业的厂门，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精神面貌。汪海想明白了，三天之内，必须要让这片破旧的小房子，在他眼皮底下消失。

一听说汪海要扒房，几个部门群起反对，理由很简单，这里是厂子的科研圣地，说扒就扒了，让我们到哪里去搞试验？工人到哪里去看病？厂里本来就不重视科研技术部门，企业这刚一整顿，反倒先从我们这里下手？他们联合起来，拒绝搬迁，要和汪海作对。

汪海主动找到他们，说：“厂子几十年来，就知道生产解放鞋，能有什么试验可做？你们别骗人又骗自己了。”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两个夜晚不合眼。

第三天，他叉腰站在了厂门口，大手一挥：“晚上12点前，必须全部搬完！”

12点一过，炼胶车间的青年突击队赶来了，汪海率先动手，在一片呐喊声中，连片的小屋顷刻坍塌。

然后，一个现代愚公移山的故事开始了。汪海组织工人星期日义务劳动。人们用铁锤、钢凿从崂山脚下开石运石，在厂前区垒造假山。

有人很不以为然：“堆个假山能堆出鞋来？”

汪海则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仙，就是我们的凝聚力”！

如今，当你走进双星大门，你或许会误认为步入了海滨公园：厂前区花团锦簇，绿树成荫，假山高耸，流水潺潺。那一个个雕塑，张扬着双星人的豪迈之气。——这是汪海当年第一炮打响的结果。

汪海领着工人们苦干了90天，橡胶九厂的面貌大为改观。车间里井然有序。“轴见光，沟见底，设备见本色”。老大难问题“跑、冒、滴、漏”现象也初步得到了解决。工厂“严、高、细”的工作作风，也在这次整顿中打下了基础。

上级部门没有等到3年，而是在3个月后便来厂检查。结果，一次性验收合格。

但是，1983年，橡胶九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的200万双解放鞋突遭噩运：上级主管部门第一次不按生产计划的任务收购了，并告诉他们，这种样式陈旧的解放鞋我们一双不要，因为我们也发不出去了，还是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橡胶九厂第一次成了无娘的孩子，一下子就被娘给狠心断了奶。这意味着国家主管部门将不再为他们的产品操心。

看到厂里到处堆着破胶鞋，工人们等着开支，汪海的心在流血：成千名工人将开不出工资，吃不上饭，今后怎么办？

面对如此残酷的命运，汪海的泪只能往肚子里咽。但他想的是，橡胶九厂这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国营大企业，决不能就这么完了！

汪海怒发冲冠，打上门去骂娘：“这种臭胶鞋的生产计划不是你们下达的吗？你们为什么不收购？不给钱？”

无论汪海怎么骂娘，都不能打动商业部门的长官。人家照样端着茶杯，看着报纸，头也不抬地说：“说什么也没有用，你还是走吧。”

汪海气得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家伙听好了，我汪海下次要是再找你们要钱，就是孙子！可是你们也别想再管我了。”说罢，摔门而去。

中国工人阶级不能忍受被自己人打到的屈辱。这时的汪海，已经从中国农村由赤贫到温饱的经济腾飞，由麻木到苏醒的思想飞跃，由观望到实践的改革浪潮中，看到了自己和工厂的前途与出路，看到了橡胶九厂的未来，同时也开始有了起码的自我意识和市场经济头脑。

企业的命运不在天，不在地，而在自己。靠自己的一双手，解放自己吧。回到厂里，汪海下令人人穿上自己生产的解放鞋。他说：“我们橡胶九厂，从今天起，就是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我们必须要在被捆绑的重围下，杀出一条血路。”

汪海带领橡胶九厂2000名职工“造反”了，自己背着鞋到各地找销路去了。厂里原来没有销售人员，汪海临时组建销售队伍，各路大军，四方出击，一面卖鞋，一面调查研究，了解市场需求。

隆冬腊月，汪海不顾限制企业私有销售产品的禁令，带着人背着一包鞋走出了厂门。为了避开商业部门驻厂人员的耳目，他们就敌后武工队似的，全是夜间出动，把产品偷偷运出厂，而后再偷偷试销。

不料，风声走漏，商业部门勃然大怒，对他们的越轨行为进行制裁，不但停止收购橡胶九厂的解放鞋，连他们新开发的产品，也一双都不要了。

这一下，汪海干脆与业务员一道大白天背着鞋走上了市场，放胆闯荡了起来。人心齐，泰山移。职工们历尽艰辛，遭冷遇，看白眼，靠着一张嘴两条腿，靠着一颗心满腔情，奔波了一年，硬是把积压的200万双解放鞋销售一空。

这一年的辛苦没有白受，走遍神州大地，汪海终于总结出一句话：“有人就穿鞋，关键在工作”。——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了市场，认识了工厂的产品，更认识了自己脚下的道路。

他在答记者问时说：“1983年底我们迈出自营销售第一步，成为全国同行业中最早进入市场，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厂家。这并非我们多么高明或有先见之明，而是严酷的客观现实，逼迫我们非进入市场不可。”

他说这话时，口气平缓淡然。也许是时过境迁，也许是后来的经历更为险恶，那难忘的一幕，在他已是小小的平常事了。

然后，他又克制着激动，对记者们说：“世上本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企业要生存，工人要吃饭，任何的恩赐、舍施都救不了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

说着，他又举起一双新款鞋：“有了鸡，我们还怕没有蛋吗？这当然不能忘记当年那200万双解放鞋。如果我们当时不把它全卖出去，后来不让它靠边站，就没有双星的今天。既然解放鞋不能解放我们自己，那就让它靠边站去吧！”

但告别了解放鞋，工人吃什么？靠什么？

敢闯敢干的汪海很快便组建了新产品开发部，领导着技术人员设计出了新产品：“双星”牌胶鞋。这是橡胶九厂第一次用“双星”这个牌子。

“我是被逼进市场经济的，可不是靠政府官员瞎吹出来的。”10年后的1993年，正当舆论界仍在为市场经济姓资姓社喋喋不休地争论时，人们有所不知的是，汪海早在1983年，就踏踏实实地在市场经济中纵横驰骋了。

汪海后来回忆说，那一年，双星被“断奶”之后，人、财、物和产、供、销，百分之百都是来自市场。橡胶九厂成为“无上级企业”。没人管的结果，实际上是加速了我思想上的成熟和经营上的腾飞。 

或许，当年那些官员们也没想到，正是从这一危难中闯出来的鞋匠汪海，在此后的十几年当中，率领他的双星集团在市场中崛起，一跃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一流、效益最好的国有制鞋集团。而汪海本人也非当年河里弄舟的船老大 ，而是五洲行船的老船长——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鞋王！ 

                                    2.甘当“卖厂贼”

“黑色胶底，黄色鞋帮，两天不洗，奇臭无比。”这是从前人们对橡胶九厂传统产品解放牌胶鞋的评价。因此，从来就不甘寂寞的汪海，又将开发新产品当成了企业的当务之急。汪海说：“这种鞋再过两三年，我们就是站在街上拿着它送人，恐怕都不会有人要了。”于是他向全厂宣布：三年以后，老产品全部“退役”。

他指定了一个期限，措辞更为严厉：“在1986年上半年以前，黄胶鞋一双也不准在总厂的生产线上干了。到时候哪个生产线退不下来，我就先撤谁的职，等全撤完了，我再辞职。”

全厂哗然。汪海怎么了？他想干什么？这次卖鞋成功的事实，不是证明老产品在农村和边远地区还很有市场吗？再说要上新产品，企业有限的资产原料供应、设备负荷以及技术问题谈何容易？人们觉得汪海能干是能干，就是胆太大，尽说大鼓词。

汪海心里却有自己的一本账。他冷静分析了当时全国制鞋业的形势：全国国有大中型胶鞋企业有300多家，实力都相当雄厚。天津市的大中华橡胶厂、张家口橡胶总厂的实力都相当雄厚。而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区个体的、集体的、合资的制鞋企业已发展到3000多家，深圳地区也有2400多家，其数量还在往上增长。而浙江温州一带就更别说了，他们在推出新产品的技艺和速度上更是压倒群芳。在这种格局下，全国鞋的年产量已达到10多亿双。橡胶九厂要想真正走出困境，必须另辟蹊径。如果不开发新产品，不开辟出一条新路，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目标已定，大话也已说了出去，但是具体的就不能措施，却还是一张白纸！怎么办？前途一片茫然。

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变得焦灼暴躁。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生怕惹得他发火。一件小小的事情终于激发了汪海的灵感：有一天，他在计划科看到有的职工为厂里加工鞋盒，便问：“你们怎么干上鞋盒了？”

工人回答说：这是外加工。

他脑子里突然爆出火花，鞋盒能搞外加工，难道老产品就不能扩散出去让别人干吗？想到这个绝妙的主意，多少天来的压力顿时烟消云散。他强制自己守口如瓶，先悄悄带人“微服私访”。

当时，乡镇企业还没有完全起步，广大农村除了拥有地皮和剩余劳动力外，在设备、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都很落后。有的厂家苦于没有活干，摇摇欲坠。

汪海转了一大圈回来后，便把自己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

他在厂领导会上说：“在乡镇企业建分厂，把老产品逐步扩散出去。这样，总厂的能源、设备、人力、物力就可以集中起来上新产品。这条路子咱一不需要上级投资贷款，二不用市里拨煤拨电；实施以后既可保住原有市场，又可开拓新道路，给企业带来效益，并且也扶持了乡镇企业。”

他热切地等待大家的反应，满以为自己的豆子倒在了热锅里准能发出一阵爆响来。然而，得到的却是一片沉默。

沉默往往是最含蓄，也是最执拗的反对。

在烟雾缭绕中，人们思考着两个问题：

一、在中国的国营企业中，有谁这样干过？

二、与乡镇企业联营，国家政策许可吗？结果，汪海成了孤家寡人。大家的态度很明确：这样做一是危险性太大，二

是扶持了竞争对手不合算。没法再谈下去了，汪海只好宣布散会。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会后，有人拿他在干部会上的这个提案，做起了

文章，四处煽风点火，一下子在全厂引起轩然大波。

“汪海真不是个东西，厂子好不容易挣回来点钱，他又想折腾给别人，把咱碗里仅有的一口粥都给泼没了。”

“哼，他可不管咱们有没有粥喝，他只顾自己跑出去吃大鱼大虾，肥了自己，害了百姓。”

更有甚者，直接骂他是“卖厂贼！”

这时候的汪海，想到了职工代表大会，他希望工人们能理解他的这一方案。可是没有想到职代会提了210条意见，其中182条，都是指责他的这一设想是卖厂。

回到家里，一向温柔体贴的妻子黄淑兰也沉不住气了，劝他不要没事找事。难道真的错了？

做事开头难，这事儿还是要和上级主管部门打个招呼，赢得他们的支持。唉，谁让咱们是国营企业呢？汪海跑到上级机关，话刚和人家说到一半，就见对方合上了笔记本，那眼神分明是在说：汪海，你真能异想天开啊！

这一下子将他从兴奋的顶点跌落到苦闷的深渊。

但深陷四面楚歌中的汪海并未罢休，一种急于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和欲望，迫使他大胆决定：只身闯市府！

想要见到市委书记并非易事。他要说服警卫放行，要说服秘书引见。他拿出一股蛮劲费尽口舌，终于见到了市委书记刘鹏。

刘鹏和蔼地接待了这位工厂的党委书记，听他讲明了来意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新思路。他把秘书叫来坐在一旁记录，然后说：“你谈的事情很重要，请接着讲。”

刘鹏在出任市委书记前曾担任山东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对企业改革的宏观走势自然有着高屋建瓴的眼光。他听完汪海的汇报后，方脸膛上焕发出光彩，兴奋地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的领导，都像你这样大胆地去想，深入调查，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你放手去干吧，先搞个试点，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

得到市委书记的支持，汪海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捧着这柄尚方宝剑，兴冲冲地回到厂里，组织精兵强将，向广阔天地进发了。

汪海进发的第一目标是黄岛。黄岛位于胶洲湾的西海岸，与青岛市区隔海相望，被称为“海西”。这个岛靠海边有个薛家村，村里的农民世世代代以捕鱼捞虾为业。责任承包制后，他们集资办了一家工厂，名曰橡胶厂。厂名听起来很气派，实际上它的规模只是个小作坊。几排趴在地上的小瓦房，里面转动着几台老掉牙的机器。工艺管理落后，原料来源不足，市场销路不畅，连年亏损，债务累累，成了镇里的一大负担。但就在这时——1984年6月，甘霖从天而降，汪海出现在了黄岛面前。汪海的手和这个厂的厂长手紧握在了一起。

从此，奄奄一息的黄岛橡胶厂被改造成为九厂下属的二分厂。

薛吉胜怎么也没想到，6年以后，他这个农民竟然在全国人民面前露脸了。1990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跟随汪海，以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在演播大厅里，当他手捧鲜花，面对摄像机时，他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他忘不了，汪海渡海而来，言传身教，使他增长  了很多企业管理的知识，渐渐有了一套企业主管所具备的经营头脑。

他忘不了，计划科长刘守芳拖着病样的身子进行工厂的改建工作。在挖地下烘干房时，突然出现大面积渗水。刘守芳毫不犹豫地挽起裤腿，跳进坑里，同工人们一道向外清理泥水。在他的带动下，工厂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只用了45天，而老刘却被累垮，送进了医院。

他忘不了，九厂的设计人员来了，帮助他们设计模型，设计鞋面结构，设计花样；九厂的技术人员来了，帮他们增减原材料化验员、胶料半成品快速检查人员、成品检验员；九厂的财务人员来了，帮他们建立了科学的原材料消耗定额、生产人员的工时定额。而且，支援源源不断，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全面，从理论到实践，从物质支援到人才培训，使得他们全部抛弃了过去的旧套子、旧路子，从债务和亏损中挺起了腰杆子，向着效益不断迈进。从1983年到1986年，仅用了3年时间，就形成了以生产布面胶鞋为主，年产100万双鞋和其他橡胶制品的生产规模。    

如今的薛家岛，已发展成青岛远近闻名的双星村了。当年土头土脑以捕鱼摸虾为生的农民们，如今穿着自己生产的鞋，跺跺脚、拍拍胸，自豪地向人们宣称：“咱是双星人！自从踏上了双星这条路，咱走得豪迈，走得让人羡慕。因为咱的背后，有一座大山。”

汪海还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山东10个县、一个市建立起了13家联营分厂，一年加工鞋帮和制鞋的产值加起了可达1亿元。

与此同时，他们的脚步还走向了大西南和大西北，在西双版纳和乌鲁木齐也联营办了分厂。

到了1985年，当党中央提出了横向联合后，九厂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汪海搞的老产品扩散不是跟这一个意思吗？只不过叫法不同罢了。看来，当年汪海这个“卖厂贼”，对了。

总比别人先走一步的汪海，这次有比别人先走了一步。

这一步，后为双星后来的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3.敢卖就敢夸

我们长期喜欢讲“阶级斗争”，并乐此不疲。

然而历史走到今天，当你一旦进入市场后，你便会惊奇地发现，阶级的概念，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至少，是模糊不清的。

市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经营，靠的是竞争，而不是空喊口号，搞政治运动。作为党委书记的汪海，脑子里天天转着“市场”两个字。就在九厂生产转入正轨，新开发的“双星”牌产品在流水线上源源而出并走向市场时，一件小事，却让汪海羞愧得无地自容。

为了打市场，汪海带队风尘仆仆地来到大西北一家百货商场。商场经理发现这几个外乡人站在鞋柜台前指指点点，向售货员问这问那，便好奇地问道：“客从何来？”

汪海告诉人家：“青岛橡胶九厂。”经理噗嗤一声乐了：“啥？香蕉酒厂？香蕉酒厂打听鞋干啥？”

“我们是做鞋的呀。”汪海指指柜台里的鞋。

“怪了，香蕉酒厂不做酒，反倒做起鞋来了？这改革改到这个份儿，莫非我是跟不上形势了？”经理叹了一口气，头一摇，走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人家不了解情况，只是说说而已，但汪海的自尊心被深深刺痛了。走出商场好长一段路，汪海都默默无话。丢人啦！

青岛橡胶九厂从1921年建厂到解放后成为国有制鞋大企业，算起来做鞋也做了几十年了，可企业至今无人知晓，产品更是名不见经传。现代经营企业产品的知名度是密切相关的。先别管产品行不行，人家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怎么行？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句话过去一直是贬义，现在恐怕得重新评价这王婆的才能，因为这老太太最起码懂得一条经商之道——“宣传”。

回到青岛的路上，汪海边走边想：我们本来就是做鞋的，我们自己不宣传，谁替我们宣传？何不在新开发出来的“双星”牌产品上下些血本呢？作广告花钱多效果未必好。现在很少见有什么企业在自己产品上开新闻发布会，不如多请来一些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几杯清茶，一顿饭菜，让各报发个消息，这样既省钱又见效快，宣传范围也广。

主意一定，汪海再也坐不住了。马上让宣传处起草消息稿，四处打电话，请人。汪海说，咱们这可是开了企业的先例了，发动各种关系，要请就请最好的，请中央的，请省里的，请市里的。

于是1984年11月14日，全国第一个由企业自己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在青岛市橡胶九厂首次开场了。到会的有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体育报等中央和省市新闻单位43家。

会上，各路记者，被这位敢为天下先的山东汉子的口才吸引住了。汪海向记者们作了《立志改革创新，增强企业活力》的专题发言。他首先讲：“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可以断定竞争将日趋激烈。作为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信息，宣传显得愈加重要。可以说，新闻媒介是企业的千里眼、顺风耳，得到新闻界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新闻界 ，扩大我厂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建立强大的国内外信息联络网，真正让‘双星’创出名牌，占领市场，这是我们企业发展的指导方针。”

记者们没有想到这位有着“全国首届10大企业家”头衔的人物，肚子里竟有如此一些道道。而汪海在这次会上，大放异彩。他向记者们详尽地介绍了企业的改革情况和未来规划，并领着他们参观了车间和产品。最后，他捧出了新开发的“双星”牌胶鞋送给了记者们。

他特意声明 ：“我可不是送礼，而是请你们试穿三个月后必须返回质量信息。”

记者们满意而去。

有人说 ：“汪海卖鞋，敢卖也敢夸。”

汪海闻之，哈哈大笑：“效果不错吗？”

整个会议最后一清账。包括所送的鞋在内，共花去了7000元。

按说，汪海这仗打得挺漂亮。但第二天兴冲冲地去上班，却发现周围人们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对劲。他召集部门领导开会，会却开不起来；他想问问自己的得意干将，干将们也借故避而不见。

这是怎么了？

他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新闻发布会刚降下帷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开始整起了他的黑材料，连夜向上级告他的状：说他办了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是假公济私，捞取功名，大吃大喝，浪费钱财……

汪海一听，火了：妈的，这不是胡扯淡吗？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做事没事，做事就要出事。我们发布会是为企业，我自己又没花一分钱，怕什么？虽然由企业自主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前没有人干过，上面的红头文件也没做过此类规定，但是，与其他花钱打广告宣传企业的产品一样，有什么不对的呢？他认为此举符合中央提倡的改革精神，决定不予理睬。

不过还得把工作做通。他把那些吓得躲到一边去的干将们找了来，狠狠地训了一通：“想不到遇上这么点事就把你们吓得缩回去了，那咱们还怎么一起为企业打天下？天大的风险，由我汪海一人承担，你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我就不信，几个小泥鳅能翻起大浪来！”接着，汪海又说道：“我是花了7000元，可都是为了企业的市场宣传。为企业走向市场、占领市场，我行使的是正当职权范围内的厂长基金，能有什么错？天塌不了。这些狗屁不懂的人啊？由着他们去折腾吧！”

汪海低估了那些人的能量。

两个月后，上级部门突然下决心，要解决汪海的问题。

市纪委和橡胶公司组成调查组专门来到厂里，要调查汪海上任以来违反制度的一系列“腐败”问题。

但就在调查组跨进厂门的那天，汪海却怀揣着印有“厂长”字样的名片，前往机场，要到日本去考察。

“我们来，他却走，什么意思？这汪海也太目中无人了！”被晾在厂门口的政府官员们大为光火，难下台阶。

而此时的汪海，已坐在了飞往日本的飞机。

 4.不要“鬼子”的生产线

汪海出身于农民家庭，却不是一个封闭的人。

他深知，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只能走出国门，开阔眼界，才能更好地走自己的路，走稳自己的路。

于是，他决定考察日本。

然而，首次踏入日本岛国的汪海，心情却是复杂的。

4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所犯下的侵略罪行，让几代中国人都无法淡忘。1973年，中日建交时，汪海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感到不可理解。

是的，必须承认，从感情上讲，汪海不愿意和任何一个“日本鬼子”打任何交道。

但是，汪海又不得不佩服日本人。他们从战败国的废墟上爬起来，抓住世界经济的调整与新技术革命的第一个机会，把经济搞了上去，跻身到发达国家之列。

汪海知道，制鞋业对日本来说，已经是夕阳工业了。就是说，他们早已不再发展过去年代的制鞋产业了，而是把这一产业以高劳务费用形式转让给南韩、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甚至橡胶九厂也一度生产过日本的订单。现在的日本，有许多已经或即将淘汰的生产线，等待着想发展制鞋业的国家前去购买。

抵达日本后，望着满街匆匆忙忙、擦身而过的日本人，汪海心底实在不服气。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先生，可如今，我们却落后于他们，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日商冈正泽热情地接待了汪海一行。冈正泽的算盘拨得很精：如果这次能与汪海成交60万美元的冷粘鞋生产流水线，他从中便可以净赚10万美元。不知日本人是怎么弄清汪海一行人与中国官员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日本人明白，尽管他的协议是和中国国家有关的部门签订，但汪海是买主。因此，他以一个日本人的精明，对汪海一行一点也不敢怠慢，真正做到了殷勤备至。

 汪海在东京转了几个企业，看了几条生产线，并不十分满意。他给日本下了一个结论：“你们这里的月亮并不圆，这些生产线不仅够不上最先进，操作时还弥漫着有毒气体，工人的劳动强度仍然很大。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汪海的不满意，让冈正泽感到发毛。
 汪海提出要再多看几条生产线，冈正泽只好答应。同时请吃饭，又导游观光。他知道要做成这笔生意，对这些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有必要做出大量的感情投入。可是，他发现这些中国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中国人，总是以挑剔的眼光看着他推荐的一条条生产线。

在东京到大阪的高速列车上，冈正泽再也忍不住了，他面带笑容，却语中藏锋地对汪海说：“既然协议书已经签订了，汪先生也经过实地考察，我看是不是就尽快买了吧？”

汪海天生就有一种大将般的外交风范，他大眼一瞪，字斟句酌地说：“协议书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但既然有实地考察的必要，就说明原先的协议是两可的呀。”

冈正泽再也无话可说。

到了古城京都，冈正泽继续采取攻势：“汪先生已经看了七条生产线了，总有一条是满意的吧？”

汪海诚恳而又坦率地说出了他对七条生产线的看法：

“说真的，我们很想引进先进设备，可惜贵国这些生产线并不像先生说的那样先进，更没有想到流水线上弥漫着严重的有毒气体，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同意工人在有毒的情况下作业。”

冈正泽做了一辈子生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对付的客户。他一点也没想到，中国的这位“厂长”，算盘打得比他还精

出国前，汪海和科技人员早就对美国、原联邦德国、意大利的制鞋技术做了研究。这次出来，他抱定两个主意，一是要高起点。既然要引进，就引进真正属于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设备。二是以看为主。好不容易出来了，就要把外国技术看个够，知遍天下，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在今后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中，知道哪些确实必须引进，哪些尚待自己开发，自己研制超越。    

在南方小城米子，冈正泽做着最后的努力。他说：“领汪先生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我想您会满意的。因为这里是最后一条，也是最好的生产线了。价格嘛，可以大大地优惠。”

夜是那样的幽静，小小的旅馆里，汪海一行围坐在榻榻米上毫无睡意。买，还是不买？明天就要最后表态了，大家眼睛直盯着汪海。不错，日商已向他们提供了日本最好的流水线，而价格也一压再压，压到了27万。这不能不说对方是不惜血本了。

“我看还是选一条最好的买了吧，咋说也是日本最好的啊！”

“前不久，国内一家企业买回同类生产线，花了60万美元，如果咱们真能27万美元买回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呢？”

 随行的工程师们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再说，家里的调查组还不知道在怎样查你呢，要是买不回去，岂不是又白白添了个出国旅游的罪名？”

    这些问题汪海并非没有考虑。几天来，身在日本的他，脑海里总是不时地映出日本电影《追捕》中杜丘的形象。这位由硬汉高仓健饰演的警察，身后被自己人误会和追捕，却始终冒死与恶势力相斗的情景，使他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

    影片中的杜丘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他呢？在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他只要做一件事，就总能引起一些人的愤怒。而且他们上面有人，权力还相当大。假如这次调查组偏听偏信，他就会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如果被撤，那么，自己一切的抱负、理想皆付之东流。想到这些，他感到烦恼至极。    已是凌晨3点，汪海一直眯着眼睛，默不作声地听大家讨论。

    等到大家都无话可说时，他讲了四点意见：第一，据咱们掌握的资料看，日本的设备并不是世界超一流的，而且操作时弥漫有毒气，劳动强度仍然很大。

第二，我们空手回去，并非没有收获。起码了解了日本的情况，拆穿了“东洋镜”。胶鞋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有些工艺三年五载甚至永远不可能实现自动化。国外有些生产价格昂贵的国际名牌鞋的厂家，也不过用一些很一般、并不复杂的设备，关键在于工艺和质量，这就使我们增强了追赶的信心。我们完全可以制造出比他们更先进的无毒作业流水线。    第三，咱厂底子薄，刚刚能有饭吃，凑起手头的这60万美元已是求爹告娘了，就是以后真要买也要有选择地买部分单机，无论如何不能买整条生产线回去，不值得。    第四，骂我们出国旅游，只骂一阵子，骂一个小角角。但是，如果买一条有毒的、并不先进的流水线回去，工人们将骂我们一辈子，日本人也会因此小视我们中国。    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让汪海收紧钱囊，打道回国。临上飞机前，分文没赚的冈正泽不得不由衷地向汪海竖起了大拇指：“汪先生很精明，爱厂爱工人。中国来谈判的，像你这样带了几十万美元又带回去的，实属罕见。”    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商战中，两人后来竟成为至交。多年后，冈正泽还特意派他儿子来中国，拜汪海为师，学习经营之道。这说明了什么？    从日本一路风尘回到青岛的汪海，走出火车站时，广场上空空荡荡——没一个来接他。    “通知办公室了吗？”汪海问随行人员。    “通知了。”    “给厂里打电话，问问我下台了没有？”     他想，出国在外一个月，谁知道家里闹成个什么样子了，倘若自己已被端了锅，赶下了台，那么就老老实实先坐公共汽车回家吧。    打电话的人回来说，书记没换，还是你。    汪海顿时来劲了：“再去打电话，通知办公室马上派车来接！”他执意要大家等厂里的车来接，并非要这个派，而是憋着一股火，要争一口气。    厂里的车，最后还是来了。    然而，当汪海扛着一箱从日本买回来的样品鞋，回到家里时，老伴对它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父亲是喊着你的名字离开人世的……汪海犹如晴天霹雳，他木桩般僵立在那里，泪水滚滚而下……后来，妻子还告诉他，厂里来人说，市纪委发来最后通牒，要他一下火车，立即就去纪委报到，检查交代问题。

汪海愤怒了：“他娘的，这是哪儿出了毛病？我看是经济体制这架机器有病。你想放开手脚干事业，总是有人在等着抓你的毛病。这种人是一切运动的主力军，是划圈干部，是划圈能人。他们除了干这些事儿，他娘的还能干什么？有这种人在，中国这条龙就不可能飞起来！”

历来忠孝不能两全。当汪海在青岛安下家后，就把风烛残年的父母亲接到身边住下，一心想让老人安享晚年。工作即使再忙再累，有时要住在厂里督阵，他也要在周末抽出两个小时回来向父母问安。临去日本前，父亲就生了病，卧床不起，母亲和妻子都劝他推延几天再走，但父亲知道儿子正为厂里引进新设备后，坚决支持儿子出去。他相信自己能等着儿子回来。可是生命无情，父亲终于没有等到与儿子见上最后的一面，便撒手而去了。

中国，到底应该是庸人管能人，还是能人管能人？究竟是画圈的管干事的，还是干事的管画圈的？                     5.奴才好做，人才难当   
  汪海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便带着材料，一步跨进了纪委大楼。他要去找那些官员们，把自己的事情解释清楚。

一走进办公室，只见市纪委正、副书记三人正襟危坐 ；四个秘书，分坐两旁，每人面前放着一个记录本；七个人个个板着面孔，眼色冷漠，像在盯着一个罪犯。

汪海一见这架势，本能地产生了抵触情绪。

“谁找我？”汪海明知故问。

“我找你。”副书记说。

“你是谁？”冷峻中不无轻蔑。

副书记一愣神，报出自己的大名。

“你找我来说什么？”

“据群众反映和我们的调查，你错误地召开新闻发布会，还大吃大喝，乱发礼物，挥霍国家钱财……”

罪名还没罗列完，汪海就跳了起来。         

“你们今天摆出三堂会审的架势唬不了我。新闻发布会是改革的产物，你政府能开，我企业为什么就不能开？按国家企业的政策规定，我企业一年招待费是2万元，而我开会才花了7000元。用的是企业允许花的钱，是在我正当的职权范围内的，这犯了什么法？你们给我扣一顶乱发礼物的帽子，可是你们知道给记者送双鞋还发了试穿证吗？3个月后，他们要给我返回质量信息，这有什么错？”

“你不但给记者送鞋，据我们调查，你们自己也多领了15双，这15双鞋干什么用的？”

“工作人员是多领十几双，这不假。但我没让他们动一双，至今还都封存在办公室的柜子里，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查。”

“那么，摆宴席、大吃大喝呢，你作何解释？”

“几个菜一个汤，那叫什么宴席？开会期间我陪着记者们一起吃了饭，而效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30多家新闻单位都发了消息，连香港报纸也作了转载。”他掏出一卷报纸摔到桌上。

“你们睁眼看看吧，这就是事实。别的企业用钱打广告是宣传产品，我请新闻记者来同样是宣传企业、宣传产品。如果这也算错误的话，那企业还怎么搞？”

一阵连珠炮似的反问，搞得对方哑口无言，一贯以正确自居的纪检委干部们哪里见过如此猛烈的抗拒。副书记的脸气得青一阵、白一阵：“汪海，你太狂妄了！今天，你到这里来是承认错误的，还是强词夺理来为自己辩护！”

汪海不吃这套，你拍一下桌子我拍两下。“啪啪”两掌下去，震得四个秘书捂住了耳朵。

“承认什么错误！我是共产党员，在政治上与你们是平等的，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辩护？”

“你要清楚你现在是站在什么地方？”

“我很清楚我是站在你们政府官员的地方。我就是要看看你们到底讲不讲道理？”

双方剑拔弩张，各执一词。

桌子拍得震天响，谁也不让谁。

“你再拍！你再拍一下桌子，我就把它掀了！”汪海逼到副书记跟前，狮子般吼着，气势夺人。

闹到这般地步，纪检委书记不得不出面圆场：

“大家冷静冷静，问题还可以慢慢谈嘛……”

“谈什么？还怎么谈，我要是奴才，早就怕你们了，不敢和你们闹了。可惜我不是。”

汪海说完，转身甩门而去……

半小时后，他敲开了市委书记刘鹏的门。刘鹏说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说着，从桌上文件夹里取出一份材料，“这是市纪委、市整党办联合上报的材料，准备在全市县团组干部中第一个抓你的不正之风，但是我一直没有签发。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情况，也想听听你本人的意见。”

望着市委书记老练、沉稳的神态，汪海暴怒的情绪顿时平静下来，他从西北之行被误认为是“香蕉酒厂”谈起，一直谈到在市纪委如何拍桌子大干了一场。

刘鹏听罢，面露欣赏之色。

好你个汪海，没看出来，还是人才呢！刘鹏知道企业借助新闻媒体宣传企业和产品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在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的1984年，不能不说是一种探索。给每位记者送一双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人们对此还缺乏认识，所以才有了这起“枪打出头鸟”的风波。

刘鹏十分同情汪海的处境，他说：“中国该办的事情太多了，但是由于人们受陈旧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的影响，造成该办的事你办了，却认为你不应该办，不该办的事你办了，却因为人们的习惯势力反而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这就是我们改革面临的阻力。”

刘鹏决定为汪海正名。

他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当他把事情的真相搞清后，认为汪海的做法没什么错，那个材料也就不再下发了。

事隔多年之后，汪海说起他的创业时期，还说多亏遇上了刘鹏这位高瞻远瞩、胆识过人的市委书记。他感叹道：“在中国的官场上没有靠山是很难成事的。但是我与刘鹏书记没有任何私交，惟一两次去见他，都是陷入困境后找他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双星早就被人打趴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