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党令如山
汪海喜欢大海。
每当面对大海，他总会想起黑格尔在100年前说过的那段话：“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人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
汪海也想超越。
80年代初，当在计划经济“摇篮”中长起来的国有企业如梦中初醒般正摸着石头过河时，“双星人”却在具有超前意识的汪海率领下，以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和勇气，冲破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束缚，率先在国有企业中第一个下海闯进市场，开始了艰难的创业跋涉。
1983年，橡胶九厂被断奶之后，成为青岛市国营企业每一家实行“自营自销、自负盈亏”的“双自”企业。即是说，过去吃了几十年的皇粮，一夜间已被断掉。今后的路，只有靠自己走。
扑面而来的现实是残酷的。面对残酷的现实，汪海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
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一份备忘录里。
这份备忘录这样写道：
中国改革前的国营企业几乎都是畸形的，是生产的巨人与经营（狭义的经营）的侏儒不和谐的结合体。一面是生产过程的大而全，小而全，而这巨人却过度虚弱，没有活力；另一方面是产品销售、市场信息及在企业机体中的反馈功能严重地先天不足。在国家用计划经济的拐棍支撑着两者的平衡时，矛盾尚不觉得十分空出，一旦撤掉支柱，这个畸形人立即会失去重心，而无法正常行进……
是的，尽管“双星”产品已被源源不断地开发了出来，但市场销售状况却不尽人意——百货站不包销，自己又没有经销能力，于是造成的现状是：生产越多，亏损越大。
汪海当然知道，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壮大，就只有一条路，即面对市场，把市场作为企业的最高领导；将市场作为检验企业一切工作的标准。
但面对的竞争对手却十分厉害：东南有“上海回力”；华北有天津运动鞋“双钱”。这两支劲旅几十年称霸南北，名声显赫，想让对手让路，谈何容易！
何况，这两个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恰好对青岛南北夹击，形成一个扇形包围圈。而在南方的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三资企业，更像雨后春笋，数不胜数。他们以外来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为优势，以美观、新颖的旅游鞋覆盖了市场，其发展趋势，咄咄逼人。
而双星却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内部组织机构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全厂27个科室，有的与生产经营严重脱节，徒有其名，失去了功能。三四百名干部，靠工人的血汗养着，高高在上，人浮于事。相反，对于市场信息的捕捉、产品的设计试制、产品的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等面向市场的工作，却没有专门机构负责。照此发展下去，如何了得？
于是，为适应市场的需要，为解当务之急，汪海决定：大刀阔斧地对企业进行一场综合配套的机构改革。
汪海的第一刀，是砍向厂里的安全科。
党委会决定公布的当天下午，汪海就找安全科的正、副科长谈话。
科长一下子就把汪海撞了回来，说：“安全科的建制完全是按照上级的规定。如果现在部里、或者省里、市里有撤销工厂安全科的决定的话，我们没有话说。”
汪海说：“你要上面的决定，没有。但是让你们合并是党委会从实际出发做出的决定。希望你们能够理解，顾全大局。”
第一次谈话，对方不服。
当晚，汪海又找他们进行第二次谈话。
但对方的态度仍然强硬，拒不执行。
为什么？有靠山。
这个安全科将近20人，基本上是一些领导的亲戚、子女、关系户，他们占据着临街的办公楼整整一层的办公室，一人一个办公室，连会议室都有七八十平方米，而且专门配有打字员、放映员。但九厂从建厂以来，他们却从来没有给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工人发过工作服，连手套也不发。工人仅有的一条围裙也是补丁摞补丁。到大夏天，三车间的女工们都光着膀子干活。相反，这些坐在办公室里养尊处优的人倒有工作服穿，冬天还自己给自己发棉衣棉鞋。工人对他们真是又恨又怕又无可奈何，背地里把这个特权小王国称为“超阶级科”。
第二次谈话没谈成，汪海就火了。他说：“你们这些年来，养了那么多闲人，占了那么多房子，可是你们对工人们做过什么好事？摆出来让我听听！”
两个科长当然摆不出来。
汪海又说：“给你们三间房子就够不错了，回去马上把楼层给我腾出来！”
对方却说：“让我们搬家，没那么容易。我们要集体上诉。”
“上诉到哪儿我都不怕！”汪海就是汪海，他当即发出死命令：“党委会的决定必须立即执行。明天下午6点以前，如不搬到指定地点，我就撤了你俩的职！”
党令如山，全厂为之震动。
所有员工的眼睛几乎都盯在了这件事情上，大家要看看，到底是汪海的刀硬，还是上面有靠山的安全科硬。
第二天中午12点，安全科仍按兵不动。
汪海立即又召开党委会，决定罢免科室领导。
到了下午3点半，汪海派人上楼请科长下来，当众宣布党委会的新决定：正副科长全部免职！
安全科这才老老实实地开始搬迁了。
这一场斗争，虽然打胜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安全科不甘罢休，开始逐级上告，从市劳动局告到省劳动局，甚至惊动了国家劳动部，部里还专门派人下来调查此事。
在这种情况下，服务公司却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经过40多天的高速，开窗凿门，装修出700多平方米的营业场地。5月8日这一天，楼上招待所，楼下百货店、胶鞋展销部、饭店正式对外开业。这是当时青岛市企业走上以产品为主、多渠道经营的第一家。
汪海认为，企业改革，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在人的问题上就看你敢不敢动真格的。只有先解决了人的问题，你在市场上才能有所作为。所以，他提出：“企业管理部门最大的职能是什么？说一千道一万，只有一条，就是为市场服务。”
接下来，汪海将厂里原有的武装部、安全科、保卫科、车管科四个部门，合并为一个武保安全车管处；技术科、质量检验科合并为技检处；厂办与党办等行政部门也归并一起。这样，原先27个科室一下子精简为17个，管理行政人员也由占全厂职工的11.8%缩减为7.8%，不仅大大精干了干部队伍，还克服了以往部门之间的扯皮、内耗等问题。“我们要进入市场，要做双星人，使我们的产品成为世界名牌产品，没有一个好的干部队伍是不行的，一个腐败的干部队伍是带不出一个好的双星人的，只要我们的干部队伍不腐败，双星人不腐败，我相信，我们双星赶超世界名牌，赶超世界水平，不成问题。”——汪海如是说。 2.不靠关系靠竞争
大刀向旧体制砍去，需要勇气。
汪海这条山东汉子，有这个勇气。
汪海的这一“刀”，砍得有些猛，也很突然，以致让一些既得利益者惊慌失措，恼羞成怒。为了不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某种”特权“，他们开始对汪海群起而攻之。于是，一时间里，汪海成了众矢之的。
汪海当时面对的，是七种势力：
1.部分有失落感、有意见的退居二线的老干部；
2.“文革”中诞生的造反派；
3.个别靠歪门邪道向上爬，如今被截断了路子的人；
4.观念陈旧，在计划经济的旧模式里生活惯了，如今却跟不上形势而受到冲击的反对派；
5.上有靠山下有根底、长年无人敢管敢问的人；
6.长期不干活，整天混日子的懒汉；
7.因庸庸碌碌，能力平平，而被精简机构撤换下来的部分基层干部，
如果仅仅只有这七种反对势力，倒也罢了。但偏偏还有来自主管部门的责难。有领导发下话来，说：“国营企业哪有这么干的？汪海无视国家劳动人事制度，把橡胶九厂搞得乌烟瘴气，成何体统！”
紧接着，又给了汪海一个“下马威”：橡胶九厂改革两年来所取得某些先进称号，被统统取消了。
汪海急了，说：“他娘的，那个先进咱可以不当，那个名咱也可以不要，但既然我穿了自己的鞋，就要走自己的路。谁是企业的官？市场——市场才是企业最大的一个官！如果一个企业在市场上站不住脚，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胡扯！”
作为一个改革者，汪海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来自上级部门的刁难。
但他必须去面对，必须去承受。
事后，汪海对此深有感触。他说：
“搞机构改革，我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对得起。如果我没有原则，没有标准，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双星。”
“橡胶九厂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尤其是人的问题，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局，你弄不好就会中箭落马，顷刻覆舟。斗争一直就是你死我活的。虽然，我每干一件事，都要先研究他们要抓我会有什么样的理由。但是，我也很清楚，在中国，要整倒一个改革者，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根据我的经验，有两条我认为非常重要，处理不妥，你自己就先把自己打倒了。一条是你作为企业家，能否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一条是与女人的交往要特别注意分寸，也就是说，别装错兜，别上错床。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他们任何人都抓不住我的把柄。
“人的一生要有意义，还是那两句话，困境中要自我感觉良好，工作中要自己拿自己当骨干。像我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思路，有很多人是看不惯的，他们面对你的时候就感到不自在，假如我迁就、妥协的话，那也就被压制完蛋了，什么事也干不成；反过来讲，我这样的性格和思路，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也更难受。”
1985年6月，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青岛市委本着企业的需要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打破红头文件的规定，破格提拔汪海当了九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
这在当时青岛所有的大企业中，汪海是惟一一个没有大专文凭的厂长。
然而，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汪海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更大的气魄，提出了破除企业内部“新三铁”的口号。
所谓“新三铁”，一是指盘根错节的“铁关系”；二是指旧体制中的条条框框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铁栅栏”；三是指人们头脑中落后于改革的陈旧观念所形成的“铁锁链”。
这“新三铁”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铁丝网把橡胶九厂罩得严丝合缝。谁要想赢得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必须挣破这个网。否则，只能在网中束手待毙。
为什么要打破“新三铁”？汪海说，在旧体制下，衙门太多了，企业要想做些事，无论哪一个衙门只要你没把头磕好就别想办成事。80年代我们为了打入国际市场，准备投资建一幢出口鞋大楼，光是审报就花去了两年多时间，结果还批不下来。反正你盖不够36个公章，趟不下48条路子，就甭想办成。我想如果按常规的审报手续，求那些衙门里的官老爷们一个个开恩，那国际市场上的黄花菜早就凉了。时间不等人，只有加快速度，自己先干起来。
是的，“新三铁”不仅仅是我们体制中存在的弊病，还是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而成的陋习，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破除。它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才能被新意识、新观念、新法则以及新型关系逐渐取代。
但像汪海这样的人，决不可能因为它根深蒂固就不去抗争。因为他深知，这“新三铁”最大的危害是造成内耗，让你朝后看，让你原地踏步，最后让你动弹不得。你要想轻装前进，就非得过五关斩六将不可。
所以，在那段艰难的时间里，汪海的精力一半要干事业，而另一半还得要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可以想象，戴着镣铐也要跳舞的汪海，该有多难！ 3. “主人”、“仆人”谁管谁？
众所周知，建国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高喊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干部是人民仆人的口号。
但多年来，在多数的国营工厂，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等，似乎都是针对工人制定的，而干部们则随心所欲，不受约束——他们上班可以喝茶，可以聊天，可以看报，甚至，可以谈情说爱，可以迟到早退，可以上街逛市。
于是一个问题便提了出来：在工厂，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主人体现在何处？仆人又该尽什么样的义务？主人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汪海对此，感触最深。
一次，他在党委会上说：“没有全体职工参与企业改革，只能是空中楼阁，只能是纸上谈兵。”于是他建议职工代表大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民主管理委员会。实行职工代表常年轮流脱产参与管理的制度，随时随地监督评议企业干部。凡是在工作中不称职被委员会多次点名，或在关键问题上贻误战机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干部，一律就地免职。
他说：“我们党组织不能代替职工进行民主管理，而要组织、支持他们的工作，使工人们真正体会到当主人的含义。”
民管会一成立，首先把管理部门，特别是中层领导干部的劳动纪律作为第一炮来打。汪海仅一天考勤，就查出6名干部迟到早退，4名干部擅离岗位。他让民管会将此考勤情况公布于众，点名批评。
没想到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被点名的干部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一个被工人们称为“女皇”的干部竟冲上宣传栏，一把将通告撕得粉碎，跑到工会大闹：“他们跟着汪海干，发动群众整干部，等着瞧吧，没有好下场！”职工代表一见这阵势也有点慌了，忐忑不安地来找汪海商量怎么办？
汪海说：“你们是企业的主人，主人管仆人没有错，怕什么，按照规定，怎么处理我不过问，假若一旦出了事，我来承担。我就不信正气压不倒邪气，封建社会的芝麻官还知道个‘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何况是共产党的干部，能不为工人们撑腰吗？”
而后，他又在干部会议上讲：“我们干部管工人管了30多年，难道工人就不能管我们一次吗？管一次就暴跳如雷，那还得了？今后，凡是职工代表评议表现差的干部，不管与我汪海是亲是疏，一律免职，怪谁呢？你当不好仆人，就下去当主人嘛！”
全场人人高呼：“汪海万岁”。
但也正因为此，有人到上面告了状，汪海未当选为市人大代表。
汪海找到了市委书记俞正声，说：“不选我可以，可别这么臭人呀？这样的愚昧划圈，我宣布不参加了。你们这种选举办法，太愚昧人了。把我划在党政干部圈里算什么？把我放在企业家里，咱们发表市政演讲，附上政绩，来个公平竞选，你敢不敢？”
此外，为查处工人偷鞋楦鞋料的事，也惊动了市委。有人把状告到总工会，说汪海检查工人包，是侵犯人权，是“非法搜身，迫害主人。”
汪海不信邪，说：“我当厂长是仆人，工人是主人。仆人看门，主人偷？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
检查三天，查出28个人。不管告到哪儿，查了就严办，决不手软。
还有从沂蒙山招来的山妹子，看到参加建厂会战的职工发了一个杯子，她们没有，就罢工。
“社会主义不是人人有份吗？为什么她们有杯子，我们没有？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吗？”山妹子找到汪海，振振有词。
“社会化大生产决不允许这种胡闹”。汪海毫不留情，扣发工资，开除带头闹事的人。
某个上级领导的秘书，打着首长旗号找汪海要鞋。
要多少？
一张嘴：17双。
17双高档双星鞋得多少钱？
汪海知道后，说，要鞋可以，拿钱来。
没法子，青岛市委将一张1.1万元的支票压在了双星。
某省里领导要鞋，点名让双星厂长送去。此人满以为汪海会拍他的马屁，买他的账，但傲慢汪海却只派了个秘书送去。
秘书把鞋送到后，就是不走，等着要钱。
“一分不少，这是汪海老总的交待！”秘书说。
青岛市政府接待处一看情况不妙，要替领导垫钱。
秘书说，不行，汪海说了，谁要鞋，就要谁的钱。
对方没办法，只好给钱。
但只给了5块钱，换走的却是3双鞋。 这样的体制，能不腐败吗？ 如此蛀虫，国营企业能不“吃”垮吗？ 但汪海果敢地抵抗着这些，尽管有些艰难。 他说：“其实，这么多年我最痛苦的，不是穿不上鞋，而是傻子摆弄聪明人，庸人管能人。”
是的，傻子摆弄聪明人，庸人管能人，在神州大地，四处可见，八方可寻。这不仅是汪海所在的工厂的悲哀，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所以，汪海希望所有的主人，要成为真正的主人，并起到一个主人应该起到的职能。他说：“自己要拿自己当骨干，什么情况下都要感觉良好。中国人缺乏的就是这种自信，这种民族自尊。中国人站着不比别人矮，躺着不比别人短，为什么人家行我们不行？……当你的国营企业连个乡镇企业都竞争不过的时候，你的主人翁精神又在哪里？别老以为自己是最进步、最优秀的阶级，别总以为自己是一切运动的生力军。进入市场后，阶级的界限是模糊的，今天的市场，靠经营而不是靠运动。工人阶级是企业主人，但它的前提是，要无愧于这个时代。如果自己还想做企业的主人，而不愿做企业的殉葬品；如果自己还希望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重新选择自己，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1986年6月23日下午，橡胶九厂老生产线上，一双绿色的解放鞋款款而出。
这是橡胶九厂建厂以来，生产的最后一双解放鞋。
汪海目迎着这双建厂以来最后生产的解放鞋，如同平常一样，乐呵呵地走上前，亲自为这双解放鞋系上红色的绸带，然后高高举起双手，为它鼓掌送行。
工人们也噙着泪水，如同欢送光荣退役的老战士一样，把这双解放鞋送进了样品间。
早在1983年，汪海就在全厂宣布：三年以后，老产品全部退役。在1986年上半年以前，黄胶鞋一双也不准在总厂的生产线上干了。到时候哪个生产线退不下来，我就先撤谁的职，等全撤完了，我再辞职。
三年过去了，汪海自己既没有辞职，也没有撤掉别人的职，而是捕捉住乡镇企业正在兴起这样一个战机，把老产品的制作工艺、技术和设备向黄岛的农村乡镇企业扩散。借他们的资金、厂房和低价的劳动力，去生产农村这个广大市场需要的产品。而自己则腾出人力、设备，集中力量，搞好产品结构的改革和工艺布局的调整，上新品种，上新工艺，上中高档产品。用借地生金，借水行舟的权宜之计，使一个“四老”企业，在当时条件下获得新生。
是的，最后一双解放鞋，既标志着双星前段历史的结束，也意味着双星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1986年，以淘汰解放鞋为标志，汪海发动了名牌战略的首场战役——对老产品进行彻底的更新换代。双星在国内首家成立了鞋业科研中心，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开发设计队伍，从产品的开发、设计等各方面向国际名牌看齐，为“双星”成为名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汪海为“双星”打出了这样的广告：向购买“双星”二月份生产的老人健身鞋的消费者道歉，并请到各销售点退换。
广告一出，全国轰动。汪海还对外宣布道 ：牺牲几十万元的损失可以用努力的工作弥补回来，但“双星”在消费者心中的信誉和形象一旦受损，是难以弥补的。
汪海借这一事件在企业中展开了一场全面的管理和质量革命：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原材料供应基地；对不合格的材料宁可积压在仓库，也绝不容许流入车间，流向市场；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和检查体系，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通过国际质量认证。
全体员工们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自豪，同时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主人”的真正职责与份量。
是的，汪海以他超前的意识和人格的力量，为“双星”注入了强有力的生命活力，为“双星”注入了新的思维和新的理念。他把主人翁意识职能化，把主人翁意识具体化，把自己从思想到行动完全溶入到企业的生命之中。在国营大中型企业普遍疲软的情况下，他带领双星创造了不俗的业绩，并用事实证明：只有给企业注入生命的人，只有把企业真正当家的人，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而“主人”的职能之一，就是要管好自己的“仆人”。 4.变守株待兔，为主动出击
中国的国营企业，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几十年不变的一个经营特点是：守株待兔。
汪海对此早就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
到了1986年，汪海再也忍无可忍了。
他要改——不仅要改变服务态度，还要改变服务观念；不仅要改变经营方式，还要改变经营策略。
他要变——变守株待兔为“主动出击”。
一句话，他要向旧体制宣战！
1986年的烟台订货会，1987年的柳州订货会，1988年的全国订货会，被称为双星集团创业史上有名的“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对汪海的经营思路、经营观念、经营策略，是最好的诠释。
2001年5月，当双星集团一位副总经理向笔者谈起双星历史上的“三大战役”时，既骄傲无比，又感触多多，并对汪海充满了敬佩之情：
1986年的烟台订货会，汪海要求总工厂长、支部书记等上百多人全部参加，拉了满满三车人。中午吃完饭，老总（指汪海）布置工作，让摸各厂情况。
晚上8点开会谈观感。这一谈竟谈到了第二天凌晨2点。大家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自以为胶鞋生产在全国名列前茅，便夜郎自大，没想到人家的产品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
厂四车间书记说：“来之前，以为通知错了，来之后一看，才知道外面这么精彩。”
配套分厂厂长说：“我们的鞋型模具经常换，就以为了不得了。和人家精巧、漂亮的上海鞋一比，差距就出来了，回去还得变。”
书记们也表示：“我们以为自己是抓政治思想工作的，跟卖鞋没有关系。这一看，就知道今后该如何教育职工了。”
回来的路上，每经过一个县城，汪海必下令停车，带着全体干部去各个商场考察，看哪些鞋好销，别人都有哪些新花样。
回到厂里的第二天，是星期日，汪海又召集各车间主任、全体设计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跟着他跑到青岛市场。这次又是满满当当地发了4车。走遍市内所有商场后，汪海又带着大家去自由市场转来转去，转了整整一天。他一边转，一边对设计人员说：“你们不是小姐、老爷，不能整天呆在办公室里，而要带上你们设计的鞋，来蹲蹲自由市场，看看到底是好卖还是不好卖。”
事后，开发部果然拿着新开发的女式轻便鞋、帆布鞋、新潮鞋跑来试销，结果一抢而空。第二天又拿去卖，价格涨到一双12元，还是一下就卖完了。等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后，这才是大量投产。
之后，设计人员更是主动把以往的生产引导消费，转到了消费引导生产上来。如有人电视上看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鞋款式新颖，明后天就有人把“撒切尔夫人的鞋”设计出来，一上市，便一哄而抢，动画片《蓝精灵》，风靡全国，片子还没播完，双星生产的大批“蓝精灵鞋”就成了抢手货。后来还有明星鞋、骑士鞋、霹雳舞鞋、小学生体操鞋、农村妇女劳动鞋，等等，只要推出一个新品种，总是供不应求。
1986年的烟台订货会虽然只订出21万双鞋，却大大改变了双星干部的市场观念，成为全体员工转向市场、人人参与竞争的转折点，被有人称为双星的“遵义会议”。
而1987年11月的柳州订货会，则是双星进入市场后打响的第二个战役。
柳州的深秋，阴冷潮湿，细雨绵绵，但在全国鞋帽交易会上，各个制鞋厂家却大摆战场，如火如荼。
双星派了16名经营人员前去应战。临行前，汪海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叮嘱说：“你们这16位同志都是企业的业务骨干，是肩负着橡胶九厂3000名职工的重托去参加柳州交易会的。你们的任务，一是要广泛宣传橡胶九厂；二是一定要拿到100万双以上的合同！”
据当时的厂办副主任说，16名勇士带着300多种样品鞋奔赴柳州，在展览厅的16米长的摊位精心布展，为了达到宣传“双星”牌产品的最佳效果，他们见其他厂家的竖幅都挂在展览大楼的两边，惟有正门处还没有人挂，便急忙找组委会商议，得到了允许后，才发现这个显眼地方之所以没有人挂，是因为很难挂得上去。交易大楼有相当于八层居民楼的高度，看了半天，惟一的途径是顺着水管爬上去挂。面对此情，大家纷纷挺身而出，冒着危险终于将写有“橡胶九厂汪海厂长向全国广大用户问好！”“橡胶九厂‘双星’牌产品欢迎商界朋友光临洽谈！”的两条竖幅挂了上去。
但别的厂家也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事。在交易会正式开幕的前几天里，各个厂家就已经开始大造声势，纷纷亮出绝招。
开幕的前一天，汪海带着开发部的一行人经武汉、过长沙，一路考察来到柳州。大家见到他后都围上去汇报情况。
“老总，咱甩着十个胡萝卜（手指头）一二一地来了，可你快去看看，人家的招数比咱还多。”
汪海一语不发地朝展厅走去。这时候的他已经是全国著名企业家，是胶鞋行业的头面人物了。为了不引人瞩目，他身穿长风衣，眼袋大墨镜，给人一种将军微服上前沿阵地视察的感觉
还没走进展厅，就见大门口的广场上全是大幅广告。精明的温州人、福建人用大招牌公开亮出“买十送一，买一千送三百”的大红字样。以此来招揽客户。有的厂家有意压价，甚至有的厂家还专门为客户准备了厚礼。
跟在汪海身后的销售人员一边介绍，一边忍不住提醒汪海：“老总，你看见了吧？咱们是不是也买些礼物？”
“瞎叨叨什么？回去再说！”见这种阵势，汪海也有点急了。
走到双星的展位，同样花色的品种，双星的价格比别人整整高出十分之一的价钱。这能让客户接受吗？
晚上在下榻的小旅馆里开会，汪海让大家发表意见。有人说：像南方个体、集体企业那样暗中给客户个人口袋里塞钱，咱是国有企业没法走账。只有三个招儿，一是请客；二是买些毛毯皮箱之类的礼物送送；最后一招就只有适当地降降价了。
汪海问：“你们觉得咱家的产品，在样式和质量上和他们比到底过硬不过硬？”
“当然，没得挑。”“
既然没得挑，一分货色一分钱，为什么要降呢？”
大家不作声。
汪海说：“虽然现在社会风气是这样，但我觉得负竞争只是暂时的，真正的竞争是正面出击——正竞争。”
汪海所谓的正竞争，就是像田径场上的比赛一样，运动员按正常的体育规则比赛。但负竞争则不同，见人跑得快，故意下绊子，或者私下喝点兴奋剂之类的东西，弄虚作假。虽然取胜，却是一时的，伤天害理的。
“我们双星要靠自己的实力、本事取胜，不搞歪门邪道那一套。”汪海说，“不是我打击你们的情绪，你们这几天确实做了很多事，也很辛苦，但是工作还是没有做到家。下一步我看这么办，交易会期间，全体经营人员一人承包两个省，白天与客户洽谈，晚上要亲自去拜访客户，拿着咱的产品找上门去攻关。大叔大姨大哥大姐地多叫几声，多认几个‘亲戚’。产品加感情等于市场，用我们真挚的情感、过硬的产品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去打动客户——我们的上帝。我就不信他们不识好货。” 他让时任销售经理的胡明立即起草一份广告，连夜送到了柳州日报社。
尽管汪海迅速的做出了决策，但躺在床上的他仍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忍不住问睡在另一张床上的厂办副主任：“你说这价格是不是非降不可”？
“应该降”厂办副主任分析道，“这次交易会光足球鞋就有六十八家，七种花色品种都是每双十元五角，连名牌也是这个价。而我们比人家却要整整高出一元，这肯定会影响竞争力的。”
汪海沉默片刻，口气又坚定了起来：“咱的鞋设计好，花色新颖，咱凭价格高打出去。打的就是这个反差。”
11月5日，交易会正式开幕，双星的广告在《柳州日报》上打出后，经营人员购买了2000份分发到与会者手中。并在展柜高竖起一块大红招牌，赫然醒目地写着：“不怕价格高，就怕货比货”的大字。再看经营人员们，一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地向客户们宣传着自己的产品，并对一个个客户笑脸相迎…… 第一天，双星便签订了30万双的合同。 曾参加了那场“战役”的同志回忆说：
当晚，汪厂长在简陋的旅馆里，听到30万双合同的喜讯后，非常激动，并吩咐当晚要多上两个菜慰劳大家。在餐桌上他举着酒杯，向胜利归来的16位勇士一一敬酒。1杯、2杯、3杯……16杯，他眼含热泪，足足喝下了16杯酒，我们在场的人也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晚餐的气氛特别高涨，大家纷纷表示：“汪厂长你放心，我们一定要争下150万双的合同。”
一个半小时的晚餐结束了，大家都没有休息，又奔波在柳州的大街小巷，去寻找客户。
当晚，柳州下起了大雨。汪海在旅馆里一边思考着第二天的仗该怎么打，一边着急地等待着“勇士们”的归来，当刘树立最后回来的时候，已凌晨两点。
见刘树立浑身被雨淋得透湿，直打哆嗦。汪海一把将他拥在怀里，用毛巾给他擦头擦脸。
刘树立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汪海也情不自禁地流着泪水说：“赶紧洗个热水澡换换衣服，女同胞们先出去。”
等到刘树立收拾完毕，大家已全无睡意，激动地坐在一起说呀、笑呀。汪海对他的部下鼓励道：“感谢你们，橡胶九厂3000名员工感谢你们，你们是一支能打硬仗的敢死队。”
据当时的厂办副主任回忆说：
那天晚上，汪总还兴奋的作了一首诗，可惜当时没记录下来，只记得诗中有蓝天、大地和沙粒这样的词语，足以说明一位大企业家的胸怀。他还为我们每人破例买了一件雨衣。
交易会的第二天，汪海带领着经营人员乘胜追击，中午一统计，合同竟突破了150万双大关。
当报喜的电报飞回厂里后，党委立即在厂的正门口贴出了大海报。此次交易会原计划要订出去100万双，结果签订的合同有250万双！
汪海用不降价、不送礼的手段，用过硬的产品和真诚的情感去征服客户的决策，最终赢得了胜利，使自己的订单数独占鳌头。
1988年，汪海又提出要独家召开全国鞋业订货会。
这一决策使全厂从上到下都捏着一把汗。
有人说 ：“哪里有企业自己搞全国订货会的？汪海尽出新花样。”
有人说 ：“这简直就是冒险，哪有客户冲着你一个厂子来的？”甚至还有人说：“汪海这人就爱搞新招，出风头！”
但汪海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说：“我们请客户来有三个理由：1.青岛是旅游胜地，又是春天开会，有吸引力；2.咱厂子的规模、生产能力和工人的工作质量，请他们来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同时也可以拉近厂家和商家的情感距离；3.产品都是开发一代，生产一代，筹备一代。而未生产的花色品种对厂家来说是机密，根本不能拿到订货会上去。所以我们自己开，可以把整个实力展示出来，让客户们看到我们的发展前景和气魄。”
订货会定于3月23日至25日召开，筹备人员心存狐疑，把能联系到和能想到的客户东拼西凑了265家，于2月中旬发出了邀请信。
开会的前一天，汪海叫人把双星的大鞋摆到湛山宾馆的大厅里，他要让这只长5米、高3米、宽2米的真皮大旅游鞋，一进门就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
没想到，客户竟来了540家，连宾馆也住不下了。
会议期间，由于经营人员对客户的热情招待，结果订货数高达800万双，价值1.17亿元，超过了双星参加过的历届全国订货会的总额。
走在市场的前头，捕捉第一个战机，是汪海一贯的战略战术。
一个月后，全国鞋业会在南方的湛江、镇江两地召开，双星组队南下，准备参加镇江的订货会。出发前，经营人员在连战连捷的胜利鼓舞下，摩拳擦掌，嚷嚷着要带回更多的合同。
汪海说：“别瞎嚷嚷了，你干不完去签那么多合同干吗？咱得实事求是讲信誉，一旦按时交不了货，不但坑了人家，也坑了自己。咱能干出多少，你们就带去多少。”
经营部根据生产能力，只带去200万双的合同。
结果，订货会的第一天，就订购一空。
于是经营人员向每一个要求订货的客户赔礼道歉，请他们谅解难处。语句恳切，情深意长，既加深了老朋友了感情，又交了许多新朋友。这一招惊得其他参展厂家瞠目结舌，眼巴巴望着中央电视台记者对双星进行现场采访，羡慕不已。
从此，双星牌产品在国内市场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也为后来双星产品成为国际名牌奠定了基础。
这无疑都该归功于汪海对市场的精明洞察和超前意识。
当时的厂办副主任对此深有感慨，他说：“汪海的思想总是超前，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在他手里就能变出大花样来。作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很多都是描写他的个人奋斗。但是我认为在商战中的汪海是巴顿式的人物。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中，他是拓荒者；在经营思路上，他是市场的领头羊。他用他的血，他用他的肉，铺造了一条企业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