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共产党人是扛着红旗打天下。

今天，进入市场经济后，中国的企业家们，又靠什么打天下？

名牌——汪海如是说。

1993年，汪海认真分析了国际鞋业格局和双星所处地位后，又作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决策：“创国际名牌，当世界名厂，做双星名人”。

他把双星集团的名牌战略目标，直接定在了国际名牌上。

他对全体员工说，名牌是一个企业腾飞的翅膀。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挤进国际市场，就必须要创出自己的名牌。从某种意义上说，名牌，就是一个企业家手中的经济原子弹！

汪海认识到，拓展市场需要名牌，但要创造中国的名牌。中国的对外开放，为国有企业提供和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振兴机遇，同时，也培植了大批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全国国有大中型胶鞋企业有300多家，还有新近崛起的集体、私营以及港台、日韩的合资、独资胶鞋企业等，已逾5000家，年产量超过10亿多双。再加上名牌“洋鞋”的压境，形式可谓是咄咄逼人，要想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竞争氛围中创造国内外市场认可的名牌，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早在1989年，汪海就制定了10年规划。第一个五年要使双星鞋与耐克、阿迪达斯齐名；第二个五年要在规模、市场覆盖率上创造中国民族工业名副其实的名牌。综观国际制鞋业的兴衰，汪海总结出一个规律：所有垮掉的企业，都是因为没有创出自己的名牌；没有名牌就没有自己的市场，没有自己的市场就没有自己的出路。

汪海说，韩国的80年代初曾是世界鞋业之骄，但韩国鞋业致命的弱点就在于满足于为欧美、日本等跨国公司加工，始终忽视了创造自己的品牌，导致由兴至衰，最终失去了市场。而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则相反，在全盘引进美国汽车技术的同时，悄悄地从模仿到创造，短短几年功夫便以“现代”这个商标品牌把轿车返销进美国市场，“现代”由此创造了当今世界轿车市场上用最短时间便跻身于世界名牌之林的奇迹。

1988年，美国三家世界著名的运动鞋公司先后到双星寻求合作生产，双星抓住这个良机全面引进技术设备，边加工边吸收消化世界鞋业之王的先进技术，60多天便完全掌握了世界名牌鞋的名项生产工艺和技术。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便走出了一条从模仿到创造，直至超越的名牌之路。

1992年，双星首次在美国注册达堡斯达的英文商标后，汪海便提出要与国际名牌管理机制和惯例接轨的高要求。在质量管理上，双星撤销了原设在各城市各地区的所有维修服务站。为什么？汪海解释说，因为质量问题，不许退换，不许维修，一律要由干出质量问题的责任者自己掏钱买回次品。因此，虽然双星已有了免检证书，但在双星内部却永远没有免检之说。在各个工艺流程管理上，双星过去一直实现“直线式”的“一条龙”管理，往往造成责任互相推诿。双星由此引进国际名牌企业科学的数字跟踪卡微机管理方式后，使每个岗位、每个工序、每位员工之间都互为市场、互为客户、互为质量监督，形成了整体有机的由靠人的管理变为制度的动态管理。

1992年，汪海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双星进军美国市场新闻发布会上，对着数几十名美国新闻记者曾这样自豪地说：“双星的规模世界第一，双星的管理世界第一，双星的质量世界第一。”

10年间，汪海曾两次因为几双鞋的质量在电视和报纸上打出“反广告”，进行自我揭短亮丑。汪海的观点是，双星宁可牺牲几百万的利润，也不愿损害双星在消费者心中的信誉和形象。

汪海说，当今世界市场，以规模论长短，以实力论英雄。如果说，双星实施名牌战略已提前实现或说已超越第一个5年奋斗目标的话，那么，第二个5年的进取目标也早已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这就是名牌规模“扩张”。  

1994年，中国社科院、中国商品社会评价中心和国家统计局等联合采用问卷形式，在全国商业界和消费者中进行旅游鞋“市场占有率”和“心中的最佳品牌”的调查。

结果，双星两项得分均列第１位，超过了耐克和阿迪达斯，从而首次“动摇”了这两大世界名牌在中国鞋类市场上维持10余年的“霸主”地位。

2.名牌：企业的爱国主义 

中国人，有几个不爱国的？ 

中国的企业家，又有几个不爱国的？

但爱国，每个人却有自己不同的方式。

汪海的爱国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1986年前后，中国女排以昂扬的斗志在世界排坛连连夺冠。

守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人人都把眼睛盯在了中国姑娘们的笑脸上。

汪海的眼睛，却紧紧盯在了中国姑娘们的脚板上。

“咱中国的女排穿啥鞋？”他问。

“美津浓”——日本名牌。有人回答说。

“这简直是中国人的耻辱！”他说，“咱中国人站着不比外国人矮，躺着不比外国人短，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汪海是个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他从来不承认中国不如外国人，他从来不在外国人面前点头哈腰，低三下四，他也从来不相信中国人就造不出高质量的运动鞋。在他看来，爱国不是一句空话，而应该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因此，每当看见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穿着外国人造的运动鞋在球场上蹦来蹦去时，他就想，中国的姑娘打球，为什么就不能穿着中国的运动鞋呢？外国有名牌运动鞋，中国为什么就不能造出名牌运动鞋呢？

于是，他果断决定：立即建造一个运动鞋分厂，造出中国的名牌运动鞋，让中国的运动员穿上中国人造的名牌运动鞋，走出国门，趾高气扬地去迎接世界的挑战！

为了尽快建造起运动鞋分厂，并使国产专业化运动鞋能与国际名牌相媲美，汪海亲自跑到北京，请来体育运动学专家，一起探讨如何做好女排的鞋。之后他又回到青岛，亲自挂帅，与设计人员和工人们开始研究、设计、打样、试产……整整苦干了100天，终于研制成功了高级专业排球运动鞋，而后又专门为女排特制出了中国第一代高档排球运动鞋。

为表达对女排的敬重之情，汪海亲自背着这些刚刚赶制出来的红色排球鞋，进京送鞋。

汪海来到女排接待处，汗水还来不及擦一下，便将背上的鞋子往地上一放，然后一双双地摆了出来。他一边摆，一边说：“这双是‘铁锒头’郎平的，这双是二传手孙晋芳的，这双是梁艳的，这双是”……

女排接待处的负责人一看，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汪海急忙解释说：“放心吧，我们全是按照她们的脚的尺寸特意制作的。”但没想到，汪海的一番美意，却遭到女排接待处的负责人的婉言谢绝：“感谢你们对女排的支持。但是中国体委明文规定，不准任何企业向中国女排送任何礼物，更不允许做广告性宣传。”

汪海一听，急了，说：“同志，我可得告诉你啊，我们双星鞋在市场上不是卖不出去，而是我这个做鞋匠看女排穿外国鞋夺得冠军，心里难受，我们全厂职工心里也难受！你知道吗？为了赶制这批鞋，我们的工人整整苦干了100天啊……”

汪海真诚而又具体的爱国主义精神，最终感动了女排负责人，也深深感动了女排的全体姑娘们。他们破例收下了汪海的鞋，同时也收下了汪海的心。邓若曾、胡进、郎平等人，不仅向汪海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还高兴地和汪海一起合影留念。

从此，中国女排姑娘们穿上了“双星”牌运动鞋。

为表谢意，女排姑娘们还特意委托袁伟民专程前往青岛，为双星人赠送签名排球。

之后，全国16支甲级女排队，都确定使用“双星”牌鞋。

第二步，汪海又为足球界献上了足球训练鞋。

这两种运动鞋，后来都成了双星的拳头产品。

再之后，双星牌篮球鞋、乒乓球鞋、羽毛球鞋等专业运动鞋，纷纷上市。短短10年时间，“双星”便以生产双星牌系列专业运动鞋著称于世，并引起同行的广泛关注。

1988年，经过几个月的攻关，双星又研制出了以“双星——达堡斯达”命名的高档旅游运动鞋，不仅具有国外名牌的优点，而且还有了重大突破，更结实、耐穿、舒适。产品一投入市场，便受到青年人的青睐，使“双星”在全国的知名度陡增，奠定了“中国第一名牌”的基石。

“创名牌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汪海时常用这样朴实的话来教育双星员工，“我们天天讲爱国，究竟体现在哪里？一个企业能创出中国人自己的名牌，难道这不是最大的爱国主义吗？”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凯斯公司驻双星代表看到双星技术攻关小组的几位成员每天都加班加点，一干就是十四五个小时。有一天中午，这位美国代表便想请他们吃顿饭，却被对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仅仅吃了几袋方便面，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这位美国客户代表不解地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干？对方的回答是：为了做好一流的鞋！因为做好了一流的鞋，不仅是双星人的光荣，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这位美国代表后来激动地对汪海说：“我在中国南方几家鞋厂忙活了半年多，结果没拿到一双合格的产品，而双星人却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生产出一流的产品。对此，我以前总感到不可思议，但现在明白了，用爱国精神来解释，对双星人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

是的，一边爱国，一边挣钱，爱国挣钱两不误——这既是汪海的真诚体现，也是汪海的精明所在。                          3.名牌：企业最大的政治

中国人最喜欢讲政治。

中国人有讲政治的传统。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中国几乎到了人人讲“政治”的地步——天天讲 ，月月讲，年年讲。

汪海是共产党员，是国营企业的老板，当然也要讲政治，但作为一个企业家，汪海对“讲政治”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在汪海看来，过去讲的那些所谓的“政治”，大多是空洞的，虚假的，没有实际意义的，更是不可能带来经济利益的。所以汪海讲政治，有他自己的讲法。

汪海说：

我们成天说要讲政治，但真正的政治到底应该怎么讲？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作为一个企业，这个政治又该怎么讲？

我认为，我们创造一个牌子，就是讲政治。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创名牌，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中国在全球化的大商战中，创造出更多的名牌，就是最大的政治。试想，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名牌占领国际市场，这不仅是我们企业家的耻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更不能保证50多年前的悲剧不再重演。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人们的认识还非常模糊。有很多人把创牌子看成是你企业家的事，是你企业的事。他们不仅不支持你，还站在一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名厂、名店都是企业，怎么支持？怎么帮助？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社会并没有取得共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就应该自己拿自己当骨干，厂家和商家联合起来，自己研究和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现实问题。

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应该怎么搞好名牌？我认为首先是怎么认识名牌。名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你既然承认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名牌。发达国家的名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进入市场后，首先用其牌子来推动国内和世界的发展经营的。就市场来讲，这是市场竞争的标志和代表。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商场，我们要树立名牌意识，必须在商战中把名牌意识和爱国联系起来；把名牌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联系起来；把重振民族精神与壮大中国的经济联系起来；把名牌与政治联系起来，把创名牌看成中国市场经济中的最大政治。否则，我们在这场国际大商战当中就很难取胜。

是的，民族精神的真正含义，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便是企业的人格化。工业化不仅是一种市场机制，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国营大型企业无疑是我国民族工业的脊梁，作为国营企业的政治，自然不该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应有实实在在的内容。

1995年秋，双星请来全国最著名的130家大商店，召开“三名”研讨会，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

据汪海介绍，那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创名牌，长中国人的志气，树中国民族的新风。而在那几个月中，新闻媒体成天回顾“九一八”；回顾“七七事变”；回顾南京大屠杀。这些回顾对下一代确实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让他们知道那一段难忘的历史。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还能进一步启发青年什么呢？汪海说，别看我是个鞋匠，在新闻界也有几个好朋友。我说，你们天天回顾，自然也是一种方式，但光回顾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回顾历史要与现实结合起来。现在美国对我们一会儿是经济制裁，一会儿是借口所谓的人权干涉我国内政，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假若说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我们怕什么？新加坡只有260万人口，那么个小国家，但它经济强大，一个美国人在那里犯了法后，美国总统也得出面讲情。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从历史到今天，任何一次政治冲突，说到底都是一次经济冲突。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脱离了经济问题而单纯存在的政治斗争。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汪海要把政治与经济联系到一起，要把名牌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所以汪海从1986年开始，就决定要创自己的牌子。因为在汪海看来，一个牌子代表的是企业的形象，代表的是企业的精神，同时代表的也是企业的财富——而且既代表精神又代表物质。从一定意义上说，抓好一个牌子，就是全面地抓好了我党提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以说衡量一个企业的好与坏，衡量一个企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关键是看你有没有产品，有没有名牌，而光靠空喊口号，是不行的。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最残酷的现实就是没钱！没钱，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或者大到国家，什么事都办不成。所以说，你创造出名牌产品就是最好的爱国，就是最好的爱这个民族，最好地爱这个工厂，最好地爱这个岗位。一句话，也就是最好地突出了政治。

而作为中国的商业，就更要义不容辞地推销中国名牌，要以经营中国人自己的名牌为自豪。汪海认为，商业与民族工业的利益是共同的，没有中国名牌，没有民族工业的腾飞，也就没有中国民族商业的繁荣；没有中国的名厂、名牌，也就没有中国民族的名店。如今，中外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已趋白热化，很难想象一个只喜欢推销洋货的商店，会赢得有民族自尊心的国人的尊敬。因而， 中国商界应该有与中国民族工业同生死，共命运的观念。而作为中国的消费者，也应该首先热爱中国名牌。全社会应该树立一种使用中国人自己的名牌的风气，并为之感到一种光荣，一种自豪。

这也是政治。

1996年“六一”前夕，双星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与中国少年报社联合发起全国广大青少年支持和爱护中国名牌的大讨论，题目是：为中国名牌筑起“希望工程”。

汪海搞这个活动是想从娃娃抓起，提倡一种民族精神。因为近十几年来，世界名牌铺天盖地地涌入中国市场，这在汪海看来，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造成了我们民族的心理问题。现在，中学生和年轻人对于热爱中国名牌没有很强意识，在一种盲目的社会心理驱动下，总觉得外国的月亮圆，外来的东西好，小孩子们也都认准吃肯德基、麦当劳；穿阿迪达斯、皮尔卡丹。                                                   

是的，任何民族都该有自己的商品文化，名牌便是这种商品文化的最佳体现。近几年来，外国人凭借名牌产品占领中国市场的同时，也把他们的文化渗透到了中国的每个领域。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自尊、自强的和自信，而这种民族的自尊、自强和自信，全都是蕴藏在你的名牌之中。中国人有5000年的文化，创名牌应该有自己的自信。韩国的汽车在世界汽车大国中只属于中游，但韩国人都认为自己生产的汽车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全体国民几乎都开韩国车，而不买外国车。所以说，韩国经济的腾飞与他们民众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那次谈论会上，汪海向到会的孩子们说，学刘胡兰，学董存瑞这些英雄是对的，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没有那种往敌人铡刀底下去爬，在战火中去炸敌人碉堡的机会呀。我们有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但那毕竟是我们的老祖先创造的业绩。今天，我们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具体应该体现在什么方面？别人靠枪炮不一定能打垮一个民族，但在市场经济中他靠一个牌子，靠经济的实力就可能逐步地把你这个民族吃掉，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没有了战斗力。

所以，汪海认为，要振兴中国，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就必须认真抓好本国的名牌，消费者就应该爱好自己的名牌，各阶层也应该支持自己的名牌，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齐心协力，共同来为自己的名牌做贡献，来为自己的名牌献计献策，并为这个名牌而心甘情愿地艰苦奋斗。

只有这样，才可能把最好的产品奉献给用户。

只有这样，属于中国的牌子才能永远举下去。

也只有这样，才是一个企业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