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抓用钱管理的领导不是一个合格的市场领导，政治工作也需要经济作保证，再讲奉献的双星人也需要钱，用钱管人，用钱减人，用钱用人，用钱抓人，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人的积极性，这是当前市场经济中最好的办法。双星人要“靠勤劳、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名牌发展，个人发财。

——汪 海

一、汪海语录

（一）钱管的重要意义

☆ 政治工作也需要经济作基础，再讲奉献的双星人也需要钱。

☆ 情是基础，严是关键，钱是催化剂。

☆ 双星人要靠勤劳、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来，这也是把精神与物质。结合好，平衡好，运用好。企业要发展，国家能受益，个人也要有所得。

☆ 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也是检验政治工作的标准。要把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怎样发挥钱管的作用

☆ 用好钱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

☆ 用钱管人，用钱减人，用钱用人，用钱抓人。

☆ 靠勤劳、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来。

☆ 名牌发展、个人发财、员工过上好日子。

二、做法与效果

（一）主要做法

1、用“钱”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用“钱”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解决政治、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2、用“钱”理顺各种分配关系

用“钱”理顺各种分配关系，按贡献大小实行分配，拉开工资收入差距，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杜绝吃“大锅饭”。用“钱”衡量水平高低和贡献大小，晋升职务，提高工资。

3、用“钱”肯定贡献和业绩

用“钱”衡量超额劳动和创新成果，鼓励那些肯付出、没级别的能人拿高薪，鼓励不同工作领域的员工积极创新，鼓励新员工主动学技能，鼓励生产经营中多涌现标兵、能手、星级技工，对有功者嘉奖，对大功者重奖，让员工工作有目标、有动力。

4、用好“钱”提高员工的福利

用“钱”提高员工的福利，如解决与员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住房、食堂、医院、幼儿园、班车、澡塘、休假、旅游等问题。

（二）主要效果

1、解决了政治、经济“两张皮”现象，做到了精神与物质的最佳结合

双星突破了计划经济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不敢言钱的禁区，彻底地解决了过去喊了多年而一直没有解决的政治、 经济“两张皮”的现象，做到了“精神物质一起抓，并使之达到最佳结合”。丰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提出了“用好钱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观点，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予以重奖，奖彩电，奖房子，奖汽车；又提出“双星人要靠勤劳、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来”，以此成为双星人做人做事的标准和事业追求的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双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指引着全体双星人在市场经济当中不断前进，创造了双星发展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2、找到了政治工作的落脚点

双星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假、大、空”，把功夫下在“真、小、实”上，着眼于与“人性”贴近、再贴近，让员工能看得见、摸得着，运用“细化、公开、公正”六个字，将集团公司内部6万员工的“名”（各种荣誉）和“利”（包括职务、工资、奖金、奖励、红利、福利等）的分配做得大顺民心，找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

3、重奖有贡献的员工，调动了员工工作积极性

在对创新、质量、经营等各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员工，从80年代最早的奖励电视机，到今天奖励房子，双星发挥了钱管的重要作用，极大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每年集团都有千名以上员工受到集团级奖励，80%以上员工享受到车间级以上奖励。

4、激发了员工的热情、激情，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用“钱”管让员工切实感受到了“有付出就有回报”，“在双星干有奔头”，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激情，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5、促进了企业的基础管理

对有创新、有小改小革项目的员工进行奖励，促使员工更加积极的进行创新和小改小革，不断促进企业各项基础管理工作的提升和完善。

三、典型实例 

（一）用“钱”管—双星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

1991年春，原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到双星考察，汪海从烟台赶回来，向中央领导作汇报，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愿意听真话还是假话？”

王忍之不禁一愣：“当然听真话！”

“真话好说，就是难听。”汪海卖了个关子。

王忍之说：“共产党人讲究实事求是，自然要讲真话，老实话。”

于是汪海直言不讳的说：“不管是市、省宣传部门，还是你们中宣部发下来的文件，我们都很少去学习执行。”

“那你抓什么？”王忍之问。

“我就抓一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只要不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原则就行了。”汪海说，“我们双星有自己的‘三热爱’—爱双星、爱集体、爱岗位。工人爱国得先爱厂，爱厂先爱岗。只要做到这三点，就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所以我们提出双星人的形象意识是‘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为双星增辉’。在新的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要提高，必须创新，要让大家听起来感到你说的是实话，说得有道理，愿意照着去做，我看这就达到目的了。假如你成天在这里学文件，在那里念报纸，他觉得离他的思想十万八千里，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白白耗费精力，徒劳无益。比如现在搞市场经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提出全员转向市场。全员转向市场，不是说大家都上市场卖鞋去，而是一针一线与市场相连，缝鞋帮的缝不好就会影响质量，影响双星的形象，就等于砸了工人自己的饭碗，别的也就谈不上了∙∙∙∙∙∙”

面对一个中央领导，这样的话虽然是大实话，却不是谁都能讲出来的，这就是汪海的可贵之处。所以王忍之在参观工厂后对他说：“我走了14个沿海城市，就碰到你一个人说实话。”

汪海别立一格提出了“市场政治”的观点，要以市场政治指导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行为。汪海的“市场政治”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市场政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的上层建筑，它是统领企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理念，它包括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以及相关的制度层面的东西，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简言之，就是在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政治。

双星之所以能够率先走向市场，首先是思想进入了市场，超前的思想在实践中形成了超前的理论，然后又来指导事业发展，使双星在企业内部及外部环境都十分恶劣的条件下，能够突出重围并不断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创造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回顾双星三十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在每个历史阶段基本上都没有大的失误，始终挺立潮头，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有着正确的市场政治理论作指导。

可以这么说，汪海的市场政治理论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其指导思想就是邓小平理论。在这一旗帜下，才能创造性地把企业政治具体化、实效化。

双星所谓的市场政治，有很大成分是讲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中企业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这种观点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贻害多多。汪海始终认为，市场越活跃，越需要务实的政治理论，灵活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不但不能削弱，反而要加强。假如没有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没有优良的政治作风作先导，在市场上也就不能创造性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1984年，汪海树立双星企业精神时，其中一项是“兴利”，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义、利之辨是很严酷的，是有政治风险的，在那个只讲奉献、只讲精神的年代，讲兴利，讲金钱物质的东西，很多人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庸俗哲学，是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舆论斗争很激烈。可是企业搞经济怎么能不谈“利”呢？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把思想政治神圣化、教条化，也就使思想政治工作越来越空洞、枯燥，越来越被人们所厌弃，只能对经济建设产生消极作用。汪海抓政治，在企业内部解放思想，首先从“兴利”开始。

后来汪海又提出：用好钱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市场经济中，怎么把你手中的钱运用得最好，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同时又用钱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企业作贡献，创造价值，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有企业要探讨的问题。以往，政治、经济“两张皮”的现象喊了很多年，双星却把它们很好的解决了。从最早开展的“三个百”竞赛到“成本在我身边”竞赛、“刀下留钱”竞赛，以及以资金为中心的，以降低六大费用为重点的深层次管理和“三个知名度”大讨论等等，都是精神与物质、思想政治与经济的有机融合。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经济作保证，不能只讲奉献，不讲利益。1992年汪海又提出双星人要“靠勤劳、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来”，也就是要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个人与企业的关系结合好，平衡好，运用好。企业要发展，国家能受益，个人有所得。

在中宣部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汪海发言讲，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它虽不能代表人格，但它在社会上流通，没有它人就不能生存，你去饭店吃饭，没有钱就吃不上，所以说企业在用钱方面是很有学问可研究的。赞同他的观点的人说，“用好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说法提得好，哪个单位把钱用得好，哪个单位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就都会建设好。

另外，市场政治也是民主政治。双星的职工民主管理委员会从1983年开始就参与企业管理，职工代表对企业具体的人、具体事包括对管理层进行面对面的实事求是的评议，而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被称为企业政治的典范。管理也是政治。双星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管理人、教育人、解放人，提倡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化、细化，敢于抓具体人、具体事，这才是更重要、更过硬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思想政治工作具体化成功的一个表现。

有个时期上面要求党政分家，有的企业连党委会的牌子都摘了下来，似乎企业不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了，汪海却有他自己的独特认识：“党委会牌子不能摘，新形势下厂长要抓政治，党委也要抓经济，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现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政都要围着经济转，怎么能分家呢？”后来上边又传达了新精神：党政班子不但不能分家，还要加强党的工作。一些企业又纷纷重建党的机构，增加党务干部，汪海却不盲从，说：“折腾什么？两套班子，两张皮，岂不是又要造成党政矛盾么？”这就是汪海，虽然善于逆向思维，却一贯坚持一个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汪海讲，一个企业家不但要像战场上的将军，还应是一个有着自己思想的政治家，不懂政治，尤其是不懂中国的政治，很难在市场上取胜。汪海常发逆耳之言，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很有政治头脑，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

（二）重奖科技创新人才

今年52岁的李有才是个能人，1961年从郑州工业学校毕业后就来到青岛第九橡胶厂。这么多年来，厂里人都知道李有才是个革新迷，年轻时迷，年过半百了还迷!   

李有才好琢磨，又爱提建议。从60年代初到现在，他提的各种革新建议真可以车载筐挑了。虽然厂领导换了好几茬，可谁也未曾冷了李有才那颗为了工厂呕心沥血的心。

1963年，李有才搞出了脱楦机，代替了把成品鞋一双双从鞋楦上拔下来的手工劳动，提高工效30倍，当时化工部曾专门开会推广李有才的这项新技术。可李有才却说：“搞这项发明时，我是提过几个点子，但主要是领导都采纳了，还帮我解决这、解决那，不然也白搭。”1964年，在厂领导的支持下，李有才又用裁断机的原理发明了切割胶鞋底海绵的冲切机，提高工效近40倍。通过这两件事，大伙都说“有才真是有才”。

有才平时话不多，但他只要萌发一种革新的想法，就憋不住要找领导提。他说：“有好点子不提，那是对厂子不负责。”

1985年，汪海出任青岛第九橡胶厂厂长。这位山东大汉走马上任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号召职工提合理化建议。有一天下班后，李有才找到汪海，提出了搞胶鞋成型连续化、自动化的设想。汪海一听乐了，和李有才一起有板有眼地谈到晚上9点多。李有才最后说：“让我搞，我还有个条件，我要两个人。”“行，你自己挑。”第二天，李有才挑选的两个肯学能钻的小青年就向他报到来了。    

厂区西头有两间小屋，不大，还挺阴冷，但李有才感到在这里搞研究已经挺好了。自打李有才领着帮手在这里搞起了研究，汪海就成了这里的常客。他经常来询问李有才有什么困难，鼓励大家好好搞。

李有才从胶鞋的出型开始研究。过去胶鞋边上的胶皮彩条都用手工贴，费工不讲，质量也差。经李有才潜心研究，捣鼓出一种双色围条机，不久又搞出了多色围条机，一次就能自动在鞋边上贴4种不同颜色的彩条。专家们鉴定认为，这种设备填补了我国胶鞋生产中的一项技术空白，性能可与日本、韩国的同类产品媲美。为此，李有才得到了轰动岛城的重奖—一台当时社会上人人梦寐以求的彩色电视机。

（三）双星奖励特级创新能手出国旅游—奖旅游、增信心、渡难关

2008年12月18日下午，双星集团在青岛总部举行了“双星集团特级创新能手出国旅游活动启程仪式”，为企业34名特级创新能手赴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及新加坡、马来西亚九日游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双星集团总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双星集团总裁汪海和这些特级创新能手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勉励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创造成绩，为战胜金融危机，影响不懈努力。双星特级创新能手们头戴红色双星帽、身着双星运动装、脚蹬双星名人跑鞋，身披“双星集团特级创新能手”大红绶带，手拉双星高档大红旅行箱包，个个笑容满面，洋溢着无比自豪和荣耀之情。

多年来，双星集团坚持年年对质量标兵、创新能手、双星劳模“奖旅游”，这些标兵、能手、劳模大都来自一线的生产、技术和管理骨干。组织他们爬泰山、登长城、游故宫、观看升国旗仪式......．营造出浓厚的“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做劳模”的新风气，又为企业不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铸就人才强势。

双星每年组织创新能手、质量标兵、双星劳模免费旅游的做法，虽然花费不小，但对企业来说，已经成为其激励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星集团总裁汪海谈道：“这是双星坚持多年的精神和物质相结合，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具体化的一种好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广大员工确实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激励。这个钱花得值。他们都是企业的岗位明星，为企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先进中的先进，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战胜发展中不利因素的最宝贵财富。我们通过组织他们出国旅游，开开眼界、开拓思路，考察一下市场，这将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更有热情。特别是目前的金融危机，企业更要靠核心技术，靠充分挖掘人才发展潜力，创新思维，打好商战中创新的人民战争，才能渡难关，战胜危机。”

即将踏上出国旅程的双星鞋业工业园制帮车间主任孙爱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高兴地对车间的姐妹们说：“做梦都没想到，集团会对一名基层的普通管理骨干给予出国这么高的待遇，我们更应该珍惜工作，回报双星。”

四、专家点评

在市场经济时代，“人”首先是以“经济人”的姿态生活的，即首先必须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为其生存的基本条件，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比如政治、法律、道德、艺术、教育、哲学、宗教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的劳动付出与收入所得长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即“入不敷出”，这个人的积极性必定受挫。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我们却总想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类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得到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人作为高级动物，体现自身价值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人的这种本能的体现形式有两种：一种形式是精神上的追求，如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证书奖牌等等；另一种形式就是物质上的追求，其集中表现就是追求“钱”，这是精神鼓励所不能替代的。因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货币是商品交换最主要的前提和保证，它虽不代表人格，但却在社会上流通，没有它人就无法生存，因此，任何人都无法回避“钱”。

汪海总裁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常说：“再讲奉献的双星人也需要钱。”

    所以，早在80年代初期，他在讲企业精神时，就将“兴利”作为一条很重要的内容列入其中。可以说，“兴利”这一观点的提出，强烈地冲击了当时那个年代共产党人耻于言利的思想禁区，长时期遭到非议，但却使双星人在进入市场初期就牢固树立起市场经济的效益观念。后来 ，他又将“兴利”扩大化，大胆地提出了“用好钱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理论观点，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予以重奖，从而更大限度地调动了全员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后来，他又提出“双星人要靠勤劳、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来”。这不仅是将精神与物质结合好、平衡好 、运用好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成为双星人做人、做事的标准和事业追求的目标，并指引着全体双星人在市场经济当中不断前进。

革命导师恩格斯早就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权，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恩格斯阐述的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即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应该成为企业管理、特别是企业薪酬管理的根本方针。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完全否定精神的作用呢？不是。历史唯物论认为，精神与物质相比当然是第二位的，但这决不是说精神是无用的。相反，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在一定的特定条件下，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精神对物质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所谓“一定的特定条件”，主要是指特定的人（如革命领袖、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极少数精英人物）、特定的环境（如物质条件极度匮乏，连续残酷的战争，如红军长征、抗震枪险、抗洪救灾、与歹徒搏斗等）、特定的时间（如各种竞赛的冲刺阶段、登山接近顶峰时间等），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就必须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促使精神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并不违背历史唯物论，恰恰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唯物辩证法。

“精神对物质具有强大能动作用”这一原理，汪海总裁不仅深谙其精髓，而且在他的管理实践中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