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处时代的浪潮中，始终活跃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我的团队一起创立了双星市场理论，成就了双星名牌。有人说我是时代的实践者、开拓者、成功者，我认为，自己是个幸存者。
                                            ——汪海

削减机构第一刀

1979年，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扑的虚构人物。

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1979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这是一部描写企业改革的小说，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人们从乔厂长身上看到了一个敢于对企业负责、敢于挑重担、敢于得罪人的企业领导形象，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人们都习惯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最像乔厂长的人是青岛橡胶九厂（双星集团前身）的汪海。

汪海在接任双星党委书记后，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场企业机构改革，而第一个改革对象就最让人头痛的安全科。

当时双星的安全科被称作“超阶级科”，包括正、副科长在内将近20人，基本上是一些领导干部的亲戚、子女、关系户，在机关里没人敢惹。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临街办公楼整整一层的房间，大小有近千平方米，而且是一人一个办公室，就连会议室都有七、八十平方米，还专门配有打字员、放映员，这恐怕全国所有企业都没有这么大的安全科，也没有这么大的气派和排场。

安全科作为负责安全生产的主要科室却从来没给生产一线的工人发过一双手套，更不用说工作服了，即便是工人仅有的一条围裙也是补丁摞补丁。夏天，车间里的工人们都是光着膀子干活；相反，这些坐在办公室里养尊处优的“老爷”倒有工作服穿。工人对他们是又恨又怕又无可奈何，背地里把这个特权小王国称为“超阶级科”。

正因为安全科在当时是双星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所以让安全科与劳工科合并便是汪海改革所走的第一步。

当时汪海走这步棋，除了达到精简机构、敲山震虎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考虑，就是由于工厂改革以后剩余劳动力的安排问题，职工子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等等，都是企业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当时汪海就想，双星地处市南区黄金地段，离栈桥只有一箭之遥，具备得天独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优越条件，为什么让这一栋临街的办公楼白白地让这几个科室占据着，而不“腾笼换鸟”办服务公司呢？

汪海的这个意见在党委会上得到全票通过。当天下午汪海就找来安全科的正、副科长谈话。还没等汪海把话说完，两位科长一下子就把汪海顶了回来，他们振振有辞地说：安全科的建制完全是按照上级规定设立的。如果现在部里、省里或是市里有撤销安全科的决定，我们无话可说，拿不出上级的规定想撤安全科，门都没有。谈话僵住了。汪海沉思片刻，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要上面的决定，没有。但是让你们合并是厂党委会从实际出发做出的决定，希望你们能够顾全大局。”

第一次谈话没能说服他们，汪海让他们再慎重考虑一下，晚上又找他们进行了第二次谈话。但他俩的态度仍很强硬，仗着他们有上级领导做“后台”，再加上厂里的干部子女都在安全科的特殊关系，他们仍拒不执行厂党委会的决议。

这一次汪海是真火了，他说：“这些年来，你们养了那么多闲人，占了那么多房子，可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两千多工人连件工作服都没有，一条破围裙还是交旧领新，三年换一次；可你们呢，倒是清一色的工作服，而且夏单冬棉，外加棉鞋棉衣棉手套。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是用工人们的血汗换来的！你们扪心自问，对得起工人吗？安全生产，生产安全，可你们连车间都很少进，上哪儿去找隐患？你们称职吗？这些情况哪一条不是事实？你们要是有理，摆出来让我听听！”

汪海慷慨激昂，把积在心里的话都说了，他们当然摆不出个所以然，只能用沉默来表示不满。接着汪海平静了一下情绪说：“给你们三间房子已经很不错了，回去马上把楼层给我腾出来！”汪海步步紧逼，安全科也毫不示弱，他们放出话来说：“让我们搬家？没那么容易！我们要集体上诉。”

汪海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也发出死命令：“告到哪儿我都不怕。党委会的决定必须立即执行。明天下午6点以前如不搬到指定地点，一律撤职，并按厂规厂纪处理！”

此令一出，全厂为之震动，大家都拭目以待，要看看到底是汪海改革的这把刀硬，还是上面有“根子”的安全科硬。而此时，安全科也在开会商讨对策，并把人撒出去到上级主管部门游说，寻找上层的支持。第二天中午12点，汪海见他们仍然按兵不动，又召开一次党委会，决定罢免安全科的两位科长。开完会，汪海就站在厂门口，两眼直盯着斜对面的办公楼，当时汪海就想看看正气到底能不能压倒邪气。而安全科的人也站在屋里的玻璃窗后面看着汪海，摆出了抗拒到底的架势。

这时候周围静悄悄的，连车间的流水线都停了下来，那习习吹来的海风也好像屏住了呼吸，和大家一起观望这场斗争到底谁胜谁负。两军对垒的局面持续到了下午三点半，四点半、五点……安全科终于在正义面前退却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搬走。

把“女皇”拉下马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汪海十分明确地认识到，现代企业改革，没有职工参与只能是空中楼阁，只能是纸上谈兵，这一点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是决定性因素。

汪海在中层干部大会上说：“我们党组织不能代替职工进行民主管理，要组建职工参与管理的‘民管会’，让工人们真正体会到当主人的含义，把企业管理推向一个新高度。”但是，一些在平常时养成恶习的干部却不以为然，并到处放风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汪海搞这一套，就是挑动群众斗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变。我们不能让他得逞。”

汪海实行民主管理的监督机制与过去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具有现代民主意识，后者则是极“左”时代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差异，看到了这一点，汪海果断地支持“民管会”实施权利。

“民管会”首先抓管理部门的劳动纪律，特别是把中层领导干部的劳动纪律作为第一炮来打。

平时散散漫漫已经成为橡胶九厂干部们的特色，第一天的考勤，就查出六名干部迟到早退，另外四名干部擅自离开岗位不知去向。“民管会”将考勤的情况张榜公布出来，对违纪的干部进行通报批评。这其中，包括一个被职工们称为“女皇”的干部。单从她的绰号来看，就可以想象到当时她的飞扬跋扈和不可一世。

“女皇”确实是位大有来头的人物，她是市里某大机关领导的夫人，又是当时橡胶公司某领导者的“红人”，社会关系多、根子硬，在厂里官不大，势不小，谁也管不了她，就是领导外出用车都要看她的脸色，由此可见她的霸道与蛮横。而这一次“民管会”把她给“管”上了，她觉得大丢面子，冲到宣传栏前一把就将通告扯下来撕得粉碎。然后跑到工会大闹，吵吵嚷嚷地说：“你们跟着汪海干，发动群众整干部，等着瞧吧！你们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

“民管会”的人哪见过这阵势，慌了手脚，急忙跑来找汪海，六神无主地说：“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我们该怎么办啊？”

汪海镇定自若地告诉大家：“你们是企业的主人，主人管仆人有错吗？没有错！你们怕什么？按照规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们不用怕，一旦出了事我来承担，我就不信正气压不倒邪气！”有汪海的这句话撑腰，“民管会”的同志才有了底气。

汪海虽然给“民管会”的人打了气，鼓了劲，但也深知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企业领导的任命和罢免，想到这儿，他的手里也渗出了汗，但是经过战争洗礼的汪海，更知道打仗的规矩，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不把老百姓心中认为最厉害的人物拉下马，企业就不会走上正轨。

有好心人找到汪海，告诉他要小心，如果不给“女皇”这个面子，会对他不利。有好事者也找到汪海，对他说，你要想这个书记当得长久，见好就收，给她一个面子，她会给你留条路，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汪海深知，两军相遇勇者胜，两事相逢正压邪！

第二天，汪海专门召开了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我们企业搞不好是谁的责任？不是工人，不是技术人员，是我们的干部，是我们的机制，是我们的领导者。大家看看自己是怎样为企业付出的，干部从来工作没有硬指标，还有相当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而工人却在流水线上一坐就是一天，连上厕所都得有人替。他们一针一线，一锤一剪地创造着九厂的财富，养活着我们大家，又时时处处被我们看着、管着，如果大家设身处地、换位想一想，你们要是生产一线的工人该怎么办？你们干部管工人管了30多年，难道工人们就不能管一次你们吗？管一次就暴跳如雷，那还得了？在此，我向大家再宣布一遍：‘民管会’就是要管干部，就是要捅‘马蜂窝’，就是要摸‘老虎屁股’。我是从军队下来的人，我知道打仗时要看干部的带头作用，如果干部不身先士卒，不冲锋陷阵，这仗一定要败。从今往后，凡是被职工代表评议为表现差的干部，不管与我汪海是亲是疏，一律免职。坚决铲除干部比工人优越的陈旧思想。”

汪海的话对干部们触动很大，他们纷纷表示支持“民管会”。汪海见取得了效果，对“民管会”的工人们鼓励道：“如果发现谁撕了布告，第一次通报批评，第二次就除名。你们要有撕了再贴的精神，要有与不公平的人和事做斗争的精神。将来你们如果查出我汪海的问题，照样通报批评。”

汪海的精神感染了大家。当天晚上，通告第二次出现在厂门口的宣传栏上，工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争相观看，情绪都很振奋。而那个“女皇”一看这种情况，便纠集了一帮人跑到市里去告状，市领导的回答却让她大失所望：我们既然选择了汪海，就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他，无论是整顿纪律还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只要他的初衷是为了把企业搞好，我们就支持到底。

“女皇”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靠的了，也只能偃旗息鼓，这场战斗以汪海和他的工人兄弟们的胜利而结束了。不久，“女皇”调到别的单位去了。

4年以后，“民管会”又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而问题恰恰就出在汪海身上。当时是因为全厂元月份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该扣发谁的奖金所引出的风波。有的人认为生产指标没有完成，就应该扣发直接责任人的奖金；部门没完成指标应该扣发部门领导的奖金，而全厂没有完成指标，理所当然应该扣发厂长的奖金。

由于汪海当时是厂长兼党委书记，而此事恰恰牵扯到汪海本人的自身利益，所以最终的结果始终定不下来。汪海听到这件事后找到“民管会”的同志们：“不管是谁的错，错了就该受罚。在我们厂里，没完成计划，当然是因为我的工作失误造成的，我是厂长，理所当然应该受罚，没什么可争议的！”于是，就在那个“女皇”怒撕通告的地方，由“民管会”贴出了一张元月份扣发奖金的名单，而汪海的名字就被列在第一位。

从那以后，干部们的压力更大了，工人们的干劲更足了，“民管会”的职责也就这么一直延续了下来，直至今天，这种民主机制在双星的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冲破旧体制

就在汪海开始全面改革时，企业突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

商业部门停止收购他们生产的两百多万双解放鞋，这一消息传出，如同平地一声炸雷，把全厂职工震蒙了。这无疑宣布他们生产的产品断了销路，企业没了生路。

多年以来，他们作为国家的胶鞋生产厂，一直在计划经济的模式里运转：原料由国家统配，产品由国家包销，企业只一门心思做鞋。现在负责统销的商业部门不要货了，后路被堵死，工厂的走廊、办公室、篮球场全堆满了鞋，这是两千名职工的心血呀，一双双鞋就像一块块石头压在职工们的心上。这对一个企业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对企业的领导而言如同当头一棒。厂里到处堆着胶鞋，工人们眼巴巴地等着开工资，汪海的心里在一股股地流血：职工的吃饭穿衣问题将如何解决？今后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何方？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汪海长叹，橡胶九厂这家有着近几十年历史的国营大企业，为国家做出了多少贡献？这些爱厂爱国的职工，为国家付出了多少心血？难道说就这么完了？企业不能垮台，职工不能没有饭碗。说什么我也要为企业和职工找到一条出路！

于是，汪海一大早就跑到了商业部门。他找完科长找处长，最后找到局长，他说“生产解放鞋的计划是国家下的，怎么能说不收就不收了呢，希望领导考虑一下我们职工的生存问题，这是国家的企业，如果职工发不出工资，他们怎么样生活，在社会上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呀……”，希望局领导能够给我们贷些款解决困难。”汪海使出浑身的解数，软磨硬泡，整整半天，然而领导的态度是坚决的，那位局长告诉汪海，要钱？一分没有！

汪海碰了壁，他无奈地走出商业局的大门，这时他又想到了橡胶公司，那可是他们的真正上级单位。他希望橡胶公司的领导能帮助收购一部分鞋，解救工厂的燃眉之急，而他得到的回答是坚定的：“你们生产的解放鞋卖不出去，我们不能再做赔本的买卖了。”汪海一听就火了，“我们的鞋一直卖得很好，怎么说没人买呢？”领导见汪海一脸叫劲的架式，转身走了。

汪海走投无路了，汪海怒发冲冠了！他冲着那些官老爷们喊道：“这个厂子到底是谁的？生产计划是谁下达的？现在生产任务我们完成了，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还讲不讲信义？还有没有王法……”

汪海几乎跑断了腿，喊破了嗓子，但就是换不来一分钱。

回到厂里，置身解放鞋的层层包围之中，汪海陷入了沉思。他想到了梁山好汉，那一百零八将并非愿意铤而走险，落草为寇，而是被环境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才占山为王、替天行道，干出了那一番轰轰烈烈的壮举。现如今，企业的出路已被切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只有带着职工破釜沉舟，“逼上梁山”了。

几天几夜的奔波，几天几夜的思考，有一件事让汪海茅塞顿开。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向全中国人民表明了中央坚定不移进行经济建设、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汪海如久旱禾苗遇春雨，眼前豁然开朗，他感到小平同志的讲话给企业指明了方向，带来了生机。

汪海立即召开了党委会，他说，企业要生存必须融入商品经济，在进入市场前首先是解放思想，从思想上进入市场，怎样进入市场？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推销自己——卖鞋。企业要生存，职工要吃饭，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 这时的汪海只有一个心思：“企业要想活下去，只有进入市场走自己的路，求得生存的权利。”

隆冬腊月，汪海不顾限制企业私自销售产品的禁条，下令人人穿上自己生产的解放鞋，去卖自己的产品。临出发前他对大家说：“我们橡胶九厂从今天起，就是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后悔者走人，不情愿者，也请走人。”说完，带着职工背上一包鞋走出了厂门。

正是汪海不服输的性格使他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成为最早走入市场的第一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尚在萌芽，市场经济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线，私自销售产品视为违法。为了避开商业部门驻厂人员的耳目，他们每天都像昔日的敌后武工队那样夜间出动，把产品偷偷运出工厂搞试销。

不料，他们的行动还是走漏了风声，商业部门勃然大怒，并以此为借口，声明不仅现在不要双星的解放鞋，以后也永远一双不要！

汪海也被激怒了！“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不要我们的鞋，置之死地而后生。你们永远不要更好！以后我们还不偷着卖了呢，正大光明地卖。”

汪海的斗志被再一次被激发出来了，他告诉大家，“有人就穿鞋，关键在工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鞋一定都会卖出去的。如果一年之内不能改变现状，我辞职。”

没有商业部门的监管了，汪海与业务员一起大白天背着鞋走上大街，放开胆子闯荡了起来。可当时的大环境很难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为此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

厂里的一个年轻工人，背着鞋一路向南推销到了湖北襄樊。他已经被人家16次拒之门外了，身上的钱花完了，脚上的鞋已经穿破几双了，一身的疲惫，一身的泥土，就在他要绝望了的时候，他挺着最后的气力，用最后的一点信心，第17次走进一家商场，对方出于礼貌给他泡了一杯清茶，他手捧茶杯竟感动得热泪滚滚。这是他遭受了无数的冷脸、无数的白眼后第一次得到的真诚相待啊。他向商场的负责任人诉说了自己的经历、企业的无奈和他们自己找出路的决心，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商场的负责任人被打动了，向他订购了1500双鞋。

还有一个年轻工人外出推销，走了半个多月没有音信。就在厂里的领导焦急不安，汪海准备要发寻人启示时，他突然发回急电：订鞋16000双！消息传出去，全体职工奔走相告，喜庆的气氛就像过大年一样。

一年工夫，汪海带领职工们走南闯北，靠着一张嘴两条腿，硬是把积压的产品销售一空。职工们不但保证了工资，还能领上点奖金，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向市场，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努力淘回的第一桶金呀！

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汪海都会感慨万千地说，那一年，双星被“断奶”之后，一切都是来自市场。橡胶九厂 “无上级企业”的自由状态，加速了我思想上的成熟和经营上的跨越。第一桶金虽然艰难了些，虽然苦涩了些，但这第一桶金的意义却是非同寻常。它代表着双星走市场的决心，它代表着双星的企业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焦点透视：先行者与开拓者

翻开中国的历史，从战国时代的商殃变法到清朝末期的戊戌变法，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见证了社会改革之艰难，改革者命运之悲惨。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于墨守成规，习惯于在已有的定局中打转。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被先进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才势如破竹地走上改革之路。但是，改革之难，改革之痛，仍然在拷打着人们的意志和灵魂。在这场震惊世界的经济变革中，汪海像一名勇士们，迎着困难上，以舍得一身剐的代价推动着企业改革的车轮。

我们知道，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使人们的头脑里长满了落后思想，拉帮结派、官官相护，凡事都以自身利益为轴心，这些腐朽的封建意识的传播与感染，使整个社会都陷入了迷茫与困顿之中。

汪海深知不改革，不能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不改革，企业无法向前发展。这时的汪海像深陷危城中的将领，带领着他的团队奋力突围。他们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旧的干部制度，由坐在家里等饭吃，主动闯入市场求生存。面对荆棘与险滩，汪海作为团队的灵魂人物，一直勇于创新，果断决策，在他的带领下，一个被堵死后路的企业，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

现在，双星人已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中，职工的思想统一在“为双星名牌争光”这一核心理念之下，创名牌、保名牌是每个职工不可更改的信念。双星人的思想观念已经脱胎换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和谐而融洽，他们心中的目标却更加明确了：“自己端的是市场的碗，吃的是市场的饭，市场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标准。”

如果说，汪海经过30多年的奋斗，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发展成了世界知名的“大双星”，是他人生道路上结出的硕果，是他在事业上赢得的最高荣耀。毋宁说，汪海作为一个改革者，他重新树立了双星人的精神追求，统一了从干部到职工的思想观念，探索出了一条国企改革的成功之路。

回首企业改革的历程，汪海之所以是汪海，就在于他始终保持了改革者的激情与冲动。他的每一次主动进攻，都会与既定目标的距离缩短一段。而他的成功，也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进步，看到了民族思想的解放。中国人因循守旧的观念被破除了，像汪海这样的改革者得到了国家和省市领导的支持与爱护，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这是思想意识的与国际接轨，是民族文化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