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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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

——论汪海的改革思想

汪海是我国首批由国家命名的二十位优秀企业家之一。我还记得在命名之后,中宣部与国家经委在首钢召开过一个会议,对二十位企业家的事迹与经验进行总结。我参加了那次会议。有印象的有周冠武、马胜利等,聊过天的还有武汉、西安、烟台的几位。而今真是人事沧桑,二十位企业家有的退休了,有的从政了,有的破产了,也有的犯罪了,有的逃到国外。二十位企业家中现在还在企业一线主持工作的仅存了汪海一位。

汪海能够硕果仅存的原因,我曾经总结了几条。第一是在从技术、产品、营销、服务到产业结构、品牌战略等经营管理层面,随着时势的发展不断创新提升,抵达新的技术、质量、管理、营销高度,保障了三十年的市场与效益,稳定与发展。第二是按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办事,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出大的问题。这很重要。许多企业家都在不按法律法规办事上出了问题。汪海是改革家,改革与旧有法律法规有时会有冲突,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需要一种很高的技巧,要打一系列擦边球,但总的要求是不出大格,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大原则上经得起推敲。第三是一心一意搞企业,用拼命精神搞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家走了从政的路,汪海也有很多升官的机会,他坚持做“好鞋匠”,而且做得很拼命。双星有今天,汪海有今天,与他的拼命精神是分不开的。汪海有潇洒、游刃有余的一面,尤其是当他成功之后,但在创业阶段,在许多关键时刻,他很拼命、很辛苦,常常是一年到头马不停蹄。双星在很长的时间是做鞋的。做鞋是很辛苦的,尤其是为平民做鞋,有时一双鞋只挣几分钱。汪海尽管做到几十亿元的大老板,还是经常为了一双鞋、一个工序蹲在车间里做工作,还是经常为了跑市场,从繁华都市到穷乡僻壤,从塞北到江南,从内地到海外,四处奔走。从20世纪80年代改建车间到上山下乡建厂,到去胶南、去十堰建轮胎厂,常常发生几天几夜连续突击,几十天、几个月满负荷运转。我与汪海做朋友三十年,我认为他其实拼得很苦。但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成年累月、不敢稍有懈怠。第四是拥有有见识的政治家的支持,尤其是有与上级主持工作的党政一把手的沟通与默契。汪海红旗不倒,与青岛市委书记刘鹏、俞正声等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出现有争议的问题,汪海及时与他们沟通,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在中国的体制下,得不到上级党政一把手的支持,是很难推进改革的。第五个原因是个人的,汪海非常机智,不仅能进一步、看三步,而且在关键时刻能审时度势,准确抉择。其敏感与判断力高人一等,决策常常是出人意料。

贯穿在这五个原因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本文的主题,汪海敢为天下先、富有改革精神。经营管理要改革先行。遵守法规要处理好与改革的关系,实际也是以改革发展为硬道理。上级领导所以赏识、特别支持你,根本的原因是你走在改革的前列。所谓机智,首当其冲的是改革的机智。汪海的改革思想是多方面的,这里重点谈谈其关于企业体制改革与经营管理改革的思想。

一 砸“旧三铁”、“新三铁”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国营企业是中国政治的缩影。企业是政治挂帅的,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人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都与国家政治体制基本同构。一方面是党和政府干预企业的每一个方面。上级党委和政府有许多部门与企业的部门是对应的,如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工会都有上级相应部门管,生产计划、产品销售、技术、质量都有上级政府部门管,甚至劳动安全、武装部也有上级对应部门管。另一方面是企业办社会。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活、食堂、托儿所、幼儿园、计划生育甚至学校、商店都由企业管。因此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实际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国率先攻破旧的政治体制,是企业视角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率先冲破企业视角的政治体制不仅需要不平凡的勇气、魄力,而且实际上是在荒原上开拓,要靠想象力摸着石头过河。在这方面汪海走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轨迹。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思想可以用一个“挣”、一个“砸”、一个“合”来概括,包括挣脱从上到下的旧体制,砸“旧三铁”、“新三铁”乃至复合部门思想、党政合一思想。

第一是挣脱大环境行政体制束缚的冲击性改革——提出“无上级企业”概念。

前面说过,从生产计划、产品销售到质检、安全,从组织、人事、宣传、工会到武装部,国营企业的几乎每一个部门都有上级的相应部门管着,要动一动旧的企业制度首先要冲破大环境的种种束缚。

在计划经济时代,产品统购统销,由商业局向工厂下达生产计划,再由商业局包销。你要想自己出去销售,商业局就会制裁你。冲破商业局的束缚,表面上是经济行为,实质是骨子里深层的冲破行政体制。再如安全科有20人,大多是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整天喝茶、看报、聊天,你要动他们,上级劳动安全部门就会来干涉,一直惊动到市、省劳动局,甚至劳动部。再如厂里要盖一个出口大楼,要上报局、市各有关部门,要盖36个章,转将近一年圈子,而不报不批实际也是在冲击行政体制。汪海在改革之初首先冲破的就是这些工厂之外的大环境上的体制束缚。他冲破商业部门的包销权力束缚,带领浩浩荡荡的自产自销队伍走向四面八方;他不顾省市劳动部门乃至劳动部的反对,断然将人浮于事的安全科撤销,并入一个综合部门;为了抢时间搞出口,他在未经上级批准的情况下盖起了出口大楼,保障了外贸业务。汪海这一冲,冲出了一个奇观,一个所谓“无上级企业”。当然这里的“无上级”并非真正的无上级,而是自己将自己推向了市场,冲破了与此相关的种种体制上的外部束缚,这个“无上级”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汪海为此受到种种非议,几次被告到市里、省里甚至中央,几次差点被罢免。这一种敢为天下先是真正有担当的敢为天下先。

第二是组织、人事制度改革——汪海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思想是砸烂“旧三铁”与“新三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组织、人事制度基本与政府同构,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二是“铁交椅”,能上不能下,造成养庸人、养懒人。而企业要向前走,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用能人的问题,必须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解决能上能下的问题。对此,汪海先后提出了砸“旧三铁”与“新三铁”。“旧三铁”是“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新三铁”是“铁关系”、“铁栅栏”、“铁锁链”。其中前四个“铁”砸的都是旧的组织、人事制度。这个问题至今在政府系统也并没有解决,能上不能下还是普遍存在的。因而企业在这方面的经验,至今应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汪海在这方面的观点有三条:①抹平身份。即抹平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公开、公平竞争上岗。当时工人与干部的编制、地位是很不一样的。汪海在1984年便宣布抹平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实行“三公平”:公开岗位、公开资格、公开竞争。②擢用能人。不管学历、年龄,只要有才干、肯负责就可以重用。③能上能下,下了还可以再上,上了还可以再下。汪海的突出之点在后两句,许多被竞争下去的干部或者因不胜任、犯错误下去的干部,后来只要有新的表现、新的成绩,就能重新上来,甚至被再次提升。同样,被选拔上来的干部,不能胜任、表现不好或犯了错误,又可能再次下去。这样的做法可以极大地激发每个人的能量,盘活整个用人机制。下去了不灰心,仍有机会;上来了不敢懈怠,要小心下去。

第三是机构改革——汪海在这方面突出的思想是提出了“复合部门”与“党政合一”。

在旧体制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司空见惯。这个问题现在在政府系统也没有很好解决,每次改革的结果几乎都是越来越臃肿。其实很多部门是为“利”而设,前几年县乡改革,一些部门被撤销了,省市对口部门下来视察、无人接待,便大发雷霆,要求恢复,许多地方便恢复了。在这个问题上,双星的经验也是很值得借鉴的。

汪海的招数,一个叫“复合部门”,高度精干。把几个部门合在一起,机构成倍压缩,一人顶几人,但功能还在,上级来视察也有人招呼。第一次机构改革,汪海将27个部门科室合并为17个,管理人员由原占职工的11.8%压缩到7.8%,成立了不少名字很古怪的部门,例如“武保安全车管处”是把武装部、保卫科、安全科、车管科合在一起,又如“技检处”是把技术科、质量检验科合在一处。“机构复合”是一场非常激烈的革命,当时遇到九股势力的反抗。其中有一些势力来自上面。一些人利用私人关系使上级领导部门下来干预,还有一些部门的上级对口部门,不仅下来干预,而且取消了双星许多先进称号。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安全科原有将近20人,基本是一些领导的亲戚、子女、关系户,占据了办公楼的整整一层,会议室就有七八十平方米,还有专门的打字员、放映员。但自建厂以来他们连给生产一线工人发工作服、手套都没做过。这近20人整天坐在办公室喝茶聊天,被工人称为“超阶级科”。汪海决定从安全科开刀,把人减下来、把科撤销,并到“武保安全车管处”,把房子倒出来。先由党委开会决定,然后找正副科长谈话。两科长的答复是省市上级部门有规定,不能撤。汪海没理这一套,下令说“明天下午6点之前搬家,不搬家科长就地免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安全科仍按兵不动。汪海断然宣布两科长全部免职!其他人一看群龙无首,才搬了家。此事一直被告到劳动部,劳动部还专门派人下来调查。

汪海的另一个招数叫做“开会大使”、“吃饭专员”。机构一精简,人一少,人人变得很忙。上级部门有开不完的会,双星又是一个市直属企业,哪个庙开会都不能不去。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怪——“开会大使”。例如,“武保安全车管处”有一个人,专门出去开会,上级武装部、警备区开会是他去,上级保卫部门、公安局开会是他去,上级劳动局、质检局开会也是他去,交警、车管部门开会也是他去。政工部也有这么个人,市里宣传部开会他去,工会、共青团开会也是他去,连计划生育部门开会也是他去。与此相应也有“吃饭专员”。上级部门来检查,双星也有陪吃饭的代表。时间一长,双星与上级的关系既没有弄僵,又给了方方面面面子。

汪海在体制改革上的神来之笔,还有一个要特别提一提,就是党政合一:从领导层说,党委、行政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就办事机构说,党办与厂办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企业的党政关系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探讨了多年,几经反复,还是莫衷一是,许多企业党政一把手不和。汪海的办法,实际一直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党的领导直接通过行政体现出来,在分工上略有不同。

 

二  汪海改革思想的四个特点

汪海的改革还涉及许多方面,如股份制改造、品牌战略、国际化经营等。其中特别要说说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与企业文化,其中很有名的如“语录教育”,如“有人就要穿鞋,关键在于工作”、“自己把自己当骨干”、“市场政治”、“名牌是最大的政治”、“搞好质量是最大的行善积德”,都起到很大实际作用。这些语录所包含的思想与吴敬琏、厉以宁等理论家是很不一样的,与现在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马云等的言论也是很不一样的。

汪海没有那么多的花哨与高谈阔论。我把汪海的企业文化叫做善于吸纳各种现代因子的“原生态的企业文化”,汪海可说是中国“原生态的企业文化”的代表。这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企业文化,也可叫做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现在有一种唱法,叫原生态的唱法,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其独创价值远远超出舶来的洋唱法。’值得提出的是,现在的许多原生态的唱法实际已经吸收了很多现代因子。从编曲、配器一直到组合,甚至和声,都是原有的原生态唱法所不具备的。汪海的“原生态的企业文化”同样吸收了很多现代因子,如“市场政治”、“名牌是最大的政治”。这里的市场意识、品牌意识都是很现代的,而政治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因子。这种“原生态的企业文化”是土生土长、从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特别突出的,是非常有用、有效。如“有人就要穿鞋,关键在于工作”,表面看很直白,实际很有深意,很有用。哪一个部门鞋卖不出去,汪海就用这句话来质问他:那里有没有人?穿不穿鞋?卖不出去就是工作没做好,做好了工作就会卖出去。这有点像佛教的“当头棒喝”,直达真谛,是一种“顿悟”型的中国智慧。佛教讲“不落言诠”、“不可言说”,因此多用语录,汪海的企业文化智慧可以说类似这种类型。这种语录比起理论家的高谈阔论有特殊的功效,这也可以说是汪海对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推进性改革。

最后想集中说一说汪海改革思想的特点,我概括为四个。

1.“先”——开拓创新,走在前面

汪海改革所涉及的领域有许多在我国是没有先例的。有人曾概括了几十个第一,如:第一个违反商业部门规定自销闯市场;第一个由企业自行定价;第一个打破国有企业不能搞“三产”;第一个砸烂“旧三铁”、“新三铁”;第一个发明农民合同工;第一个以企业名义开订货会;第一个自营进出口;第一个以企业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个在国际上举办鞋文化表演;第一个在制鞋业改制上市……

2.“敢”——敢想敢干,敢顶压力

双星集团把汪海遇到的压力概括为“三十顶帽子”,如:“无法无天”帽子、“黑老大”帽子、“比日本鬼子还坏”帽子、“和中央干部路线对着干”帽子、“拉新山头,搞新宗派”帽子、  “唯生产力论黑后台”帽子、“目无组织”帽子、“大吃大喝、挥霍国家钱财”帽子、“有野心、想向上爬”帽子、“个人崇拜”帽子、“搞封建迷信”帽子、“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帽子、“搞独立王国”帽子、“游山玩水”帽子、“男女关系”帽子、“剥削人”帽子、“侵犯人权”帽子、“国有资产流失”帽子、“搞家族企业”帽子,等等。

3.永不停步

汪海改革的成功之道,还在于他永不停步,时时想着随机应变、时时想着创新。以企业管理为例,“一条龙”已经是一个很有效的管理法,他又千方百计发展为“九九管理法”系统。“九九管理法”已是一完整的方法,近年又发展出“内部市场化承包”。他没有停的时候。

4.影响全国改革进程

汪海有一个突出特点,特别善于运用新闻渠道。他的每一步改革措施都通过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主流媒体传播到全国,有时同一个举措几十家媒体同时报道。因此也影响了全国相关行业、部门,在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上,对全国企业的改革起到示范带头作用、推’波助澜作用。因此,当我们总结汪海的奉献时,尤其应当注意到汪海作为第一代国家级优秀企业家中的硕果仅存者,对于全国改革进程的影响,尤其是在改革的头十年。这也就是本文主要讨论头十年汪海的改革的原因。

    (撰稿:冯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