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来民

20年前，全国第一次评出了20位优秀企业家，在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年后，这20位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发生了巨大的分化。有的荣升，有的落马，有的出逃外国，有的锒铛入狱……汪海，作为当时青岛第九橡胶厂厂长、现在的双星集团总裁，依然在原来的企业奋斗着，被称为“市场将军”、“长寿总裁”，中国企业界的“常青树”。汪海的路，今天看来，前程宽广，繁花似锦，但也曾经历了曲折坎坷，荆棘丛生，激荡着血与火的搏斗，生与死的考验……

“我要做梁山109将！”

“我本来应该是战场上的一个将军。”汪海不止一次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1941年，汪海出生在山东省微山湖畔的一个小村庄里。7岁时，当上了“儿童团长”。1965年，他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要求参军，保卫伟大祖国”12个字，穿上军装，奔赴越南战场。那时候他想，如果不在战场上牺牲，他就一定要当上将军。然而命运却没有让他如愿，1975年，回国转业调进青岛市第九橡胶厂，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书记。但10年的军旅生涯以及先天的禀赋和人生的追求，却使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和市场经济的“战场”上当上了肩扛光芒四射的“双星”的将军。

那是1983年11月，七八级的西北风一连刮了几天。黄海咆哮，树木萧瑟，天昏地暗，人迹稀少。

汪海只身一人，奋力地蹬着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

作为一家国营重点胶鞋生产企业，青岛橡胶九厂几十年来一直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模式里运转，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原料由国家统配，产品由国家包销。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历史。商业部门声称没钱，拒绝收购九厂的产品。200多万双解放鞋在仓库里堆积如山，运不出去；而生产线上还仍然按计划在生产。账面上只出不进，所剩无几。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到了，两千多名职工近10万元开销一点着落也没有。这一切使刚刚就任党委书记不到6个月的汪海急得嘴唇上起满了燎泡。

他去找商业部门。答复是：“人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傻大黑粗的解放鞋根本卖不出去，我们再也不能做赔本的买卖了。”

他去找上级机关。回答说：“我们只负责下达生产计划。商业部门不收购，我们也没办法。”

汪海退一步要求借款，好歹把工资先发出去，但是对方连借贷之门都关得死死的。

汪海怒发冲冠：“生产计划难道不是你们下达的吗？生产任务完成了，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还讲不讲信义？还有没有法？！”临走时，他愤怒地扔下一句话：“下次谁再来向你们要钱，谁就是孙子！”

回到厂里，见仓库里堆满了鞋，办公楼的楼道里堆满了鞋，连他的办公室也堆满了鞋。他置身在鞋的层层包围之中……

霎时，眼前的鞋化作了一座山，一座树木葱绿的梁山。

“我想到了梁山好汉。”汪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一百零八将并非愿意铤而走险，落草为寇，而是被环境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才占山为王，替天行道，干出了那一番轰轰烈烈的英雄壮举。”他发誓：“我要做梁山一百零九将！”

他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直言：“今天，企业的出路已被彻底切断。没人救我们，谁也救不了我们。难道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克制着内心的激动，“世上本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企业要生存，我们要吃饭，任何的恩赐、施舍都救不了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他顺手举起一双鞋，“有了鸡，我们还怕没有蛋吗？”

上级规定：不准企业私自销售产品。为了吃饭，汪海冲破禁令，带着几个人背着鞋偷偷地溜出了厂门，到市场上试销。为了避开商业部门驻厂人员的耳目，他们就像敌后武工队似的在夜间出动。

不料，风声走漏，商业部门勃然大怒，对此越轨行为进行制裁：不但停止收购橡胶九厂的解放鞋，连新开发的产品也一双都不要了。

汪海反而如释重负，干脆与业务员一道大白天背着鞋走上了市场。他们一面卖鞋，一面进行市场调查，历尽艰辛，奔波一年，硬是把积压的200万双解放鞋销售一空。

汪海由此悟出了一条真理：企业的命运不在天，不在地，而在市场。

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应该：“适应市场去改，围着市场去创，跟着市场去变”。

“今天我们搞改革，首先要想办法把能人用起来，让能人来管理。”

市场宛如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潮起潮落，海啸飞来，有着自己的规律。橡胶九厂这只航船由于是根据计划经济的模式制造的，如今驶入市场经济的大海，很快就发出了刺耳的不和谐之音。尤其是它的内部组织结构，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全厂27个科室，有的与生产经营严重脱节，空有其名。三四百名干部，靠工人的血汗养着，高高在上，人浮于事；相反，对市场信息的捕捉、新产品的开发以及销售网络、售后服务等经营环节都没有专门机构。“必须进行机构改革！否则，一旦遇上惊涛骇浪，橡胶九厂这条旧船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汪海首先制订出宏伟的战略目标：“立足山东，面向全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此宗旨下他围绕市场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

安全科是汪海机构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橡胶九厂前进的重要障碍。这个科近20人，基本上由一些领导阶层的亲戚、子女、关系户组成。他们占据着办公楼整整一层的全部房间，一人一个办公室，连会议室都有七八十平方米，并专门配有打字员、放映员。而他们对工人做了些什么呢？橡胶九厂建厂以来，他们从来没有给第一线工作的工人们发过工作服，连手套也不发。工人仅有的一条围裙补丁摞补丁。相反，这些坐在办公室里养尊处优的人倒有工作服穿，冬天还发棉衣棉鞋。这个特权小王国被工人们称为“超阶级科”。厂党委会决定，撤销安全科建制，人员与劳工科合并。

汪海与安全科长、副科长谈话。

科长说：“安全科的建制完全是按照上级的规定。如果现在部里、或省里、市里有撤销工厂安全科的决定，我们没有话说。”

汪海说：“你要上面的决定，没有。但是让你们合并是党委会从实际出发做出的决定。希望你们能够理解，顾全大局。”

第一次谈话，没能说服。汪海让他们考虑一下，晚上又找他们第二次谈话。安全科态度仍然强硬，不执行。

汪海火了：“你们这些年来，养了那么多闲人，占了那么多房子，可是你们对工人们做过什么好事？摆出来我听听。”他说，“给你们三间房子就够不错了，回去马上把四层给我腾出来！”

安全科放出话来：让我们搬家，没那么容易，我们要集体上诉。

汪海发出死命令：告到哪儿去都不怕！党委会的决定必须立即执行。明天下午6点以前如不搬到指定地点，制裁！

此令一出，全厂为之震动。人们的目光聚集在这一焦点：要看看汪海的刀硬还是上面有根子的安全科硬。

安全科连夜开会商量对策，并派人去上级主管部门游说，寻求支持。

第二天中午12点，汪海见他们按兵不动，又召开党委会，决定罢免科室领导。

会后，汪海一米八多的魁梧身躯，铁塔般地站在厂门口，两眼直视对面四层楼上安全科的一排窗户；安全科的人马也站在玻璃窗后看着他。

此时厂区一片寂静，人们屏息观望着这场正与邪的较量。

到了下午三点半，汪海派人上楼请科长下来，当众宣布党委会新决定。在正气面前，安全科这才开始老老实实地往下搬东西。

就这样，原先27个科室精简到7个，管理行政人员也由占全厂职工的11.8%缩减为7.8%。与此同时，原来仅有4个人的销售科扩大为生产经营信息公司。

机构改革不仅仅是组织结构的调整，而且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把能人放在管理的位置上。汪海说：“中国的能人太多了。只是我们旧的人事体制，没有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限制了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今天我们搞改革，首先要想办法把能人用起来，让能人来管理。如果尽用些听话的庸人那事情怎能办好？我研究人家资本主义社会，说实在的没有咱的优越，弊病很多，但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就是人才制度好，谁有本事谁当总统。”

于是，汪海把竞争机制引入新的管理机构中。他郑重宣布：干部职工没有界限，谁能耐大谁来坐交椅，而且这个交椅不再是铁的。干得好则干，干不好将由群众评议，厂里重新聘任。汪海说：“招贤纳士未必要跑遍天下，其实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关键是能否造就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让他们有可能冒出来发挥自己最大的聪明才智。”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过去一直从贬义上来理解，现在得重新评价王婆的才能。”

企业走向市场，最终体现的是产品。而“黄鞋帮，黑胶底，穿上两天臭无比。”这是人们对青岛橡胶九厂传统产品解放牌黄胶鞋的评价。汪海说：“再过两三年，把这种鞋白送人，恐怕都没人要了。”他还了解到全国国有大中型胶鞋企业就有300多家，以天津市的大中华橡胶厂为首实力都相当雄厚。而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区个体的、集体的、合资的制鞋企业已发展到3000余家，深圳地区也有2400多家，温州一带就更别说了，加起来，全国鞋的年产量已达10亿双。在这种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橡胶九厂如果不开发新产品，不开辟新道路，就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汪海一方面在山东、新疆等地组建联营分厂，搞“老产品扩散”；另一方面成立新产品开发部，领导着技术人员设计新产品。然而，正当生产开始走上正轨，新产品在流水线上源源而出的时候，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深深地刺痛了汪海的自尊心。

一次，他带队到西北考察市场。一家大百货商场经理发现了几个外乡人站在柜台前指手画脚，问这问那，便好奇地问：客从何来？

“青岛橡胶九厂。”汪海答道。

“啥？”经理愈加好奇了，“香蕉酒厂打听鞋干啥？”

“我们是做鞋的啊！”汪海指了指柜台里的鞋。

“怪事，香蕉酒厂不做酒，怎么做起鞋来了？”

汪海无地自容，感到莫大的耻辱。他走出商场，一路无语。

青岛橡胶九厂从1921年建厂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营制鞋大企业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然而连大商店卖鞋的经理都没有一点儿印象，更何况其他人呢？现代经营与企业及其产品的知名度密切相关。“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过去一直从贬义上来理解，现在得重新评价王婆的才能，她最起码懂得经商之道，会宣传自己。

回到青岛，汪海想直接在报纸上做广告，但想到厂里资金紧张，做广告花钱多效果也未必好，不如请来一些新闻记者开个记者招待会，几杯茶，一顿饭，让各报发个消息。这样既省钱又见效快，宣传范围也广。

1984年11月24日．青岛市，也是全国第一次由企业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在橡胶九厂召开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体育报等43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应邀出席。汪海不仅向记者们介绍了企业的情况和发展规划，而且还带领他们参观了车间。最后，汪海捧出了厂里新开发的“双星”牌胶鞋送给了记者。

汪海说：“我可不是送礼，而是让你们试穿，三个月后必须返回质量信息。”

记者们满意而去。整个会议一清账共花了6000多元，包括所送的鞋钱。

记者们果然不负所望。前脚走，后脚各类报道就源源不断地在媒体上刊登出来了，有的报道还被香港有关媒体转载。短短几天，“双星”名扬全国。

然而谁又料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连夜告了他的恶状：假公济私、捞取功名、大吃大喝、浪费钱财……

汪海对此一笑了之。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做事没事，一做事就出事。他想，虽然由企业自主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前没有过，上面的红头文件也没做过此类规定，但它同花钱打广告宣传产品一样，有什么不对？他认为此事与中央改革精神顺茬，决定不予理睬。

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认为。就在汪海飞赴日本考察引进设备的那天，由市纪委和橡胶公司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进驻橡胶九厂。

“我现在的领导就是市场。”

“在中国，要整倒一个改革者，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有两条我认为非常重要，处理不妥，你自己就先把自己打倒了：一条是你作为企业家，能否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一条是与女人的交往要特别注意分寸。也就是，别装错了兜，别上错了床。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他们任何人都抓不住我的把柄。”

汪海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信心。

汪海清楚地记得，那是1985年3月28日。汪海一行人从日本风尘仆仆回到青岛。走出火车站，广场上空空荡荡，没有人迎接。

汪海感到十分诧异：“通知办公室了吗？”他问随行人员。

“通知了。”

“打电话回厂，问我下台了没有。”

1983年6月2日，汪海由山东省青岛橡胶九厂党委副书记升为书记。

从那时起，汪海开始对橡胶九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得罪了一些人。“此刻我想，出国在外一个月，谁知道家里闹成了什么样子；假若已被端了锅，赶下台了，咱就老老实实坐公共汽车回家。”

电话里说书记没换人。

汪海顿时来劲了：“马上通知办公室派车来接！”

汪海曾当着全厂的职工立下誓言：工人们的通勤车一天不解决，他就

一天不坐小车。他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现在，他执意要大家等厂里来车接，并非是为了派头，而是要争口气。

回到厂里，汪海首先接到市纪委发来的最后通牒：汪海一下火车立即去纪委报到。

汪海并没有感到紧张，反而幽默地说：“我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想老婆，我要先回家看看。”

回到家里，他把市纪委召见的事告诉了妻子：这回恐怕要进“小黑屋”

了，一进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他嘱咐妻子要带好孩子，在青岛生活

不下去，就回老家……话还没说完，市纪委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妻子含泪告别了丈夫，望着他向市纪委走去。

一进办公室，只见市纪委副主任正襟危坐，四个秘书分坐两旁，每个人手里一个记录本，五个人冷冷的眼色，都像是在盯着一个罪犯：见这架势，汪海故意昂首挺胸，大义凛然。

汪海问：“谁找我？”

“我找你？”副主任说。

“你是谁？”

副主任略一愣神，报出自己的大名。

“你找我来说什么？”

“你错误地召开记者招待会，大吃大喝，乱发礼物，浪费国家钱财……”

又是记者招待会！汪海顿时火冒三丈，没等副主任把罪名罗列完就发了火：

“你们今天摆出三堂会审的架势吓唬不了我。记者招待会是改革的产物，你政府能开，企业为什么不能开？按国家规定，请客费一年是两万多，而我开会才花了6000元。用的是允许企业花的钱，是正当的职权，犯了什么法？你们给我扣一个乱发礼物的帽子，可是你们知道给记者送双鞋发了试穿证吗？三个月后他们返回质量信息，这有什么错？”

“你不但给记者送鞋，据我们调查，你们自己也多领了15双，这15双鞋干什么用了？”

“工作人员是多领了十几双，这不假。但我没让动一双，至今还都封存在办公室的柜子里，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查。”

“那么，摆宴席、大吃大喝呢，你作何解释？”

“几个菜一个汤，那叫什么宴席？要检查只能检查开会期间我陪着记者们一起吃了，而效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掏出一卷报纸摔到桌上，”30多家新闻单位都发了消息，连香港报纸都作了转载。别的企业用钱打广告是宣传产品；我请新闻记者来同样是宣传企业、宣传产品。你们却为此兴师动众调查一个多月。即使有天大的错误，可以和我直接谈嘛！”

“汪海，你太狂妄了！”副主任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拍案而起。“今天你到这里来是承认错误，还是强词夺理来为自己辩护？”

“我可不吃这一套，你拍一下桌子我要拍两下。”他后来说。

“啪、啪”两掌下去，震得四个秘书捂住了耳朵。

“我就是来为自己辩护的，我要看看你们到底讲不讲道理！”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桌子拍得震天响。

“你再拍！”汪海逼到副主任跟前，“你再拍一下桌子我就把它砸了！”

吼声震天，气势夺人。

势态发展到这般地步，纪委主任不得不出面圆场：“冷静冷静冷静，问题还可以慢慢谈嘛……”

“说什么？还怎么谈？”

汪海明白他此刻的处境危如累卵，便转身拽门而去。

“嘭、嘭、嘭”汪海敲开了市委书记刘鹏的门。

刘鹏一边让座，一边从桌上的文件堆里翻出一份红头文件，说：“这是市纪检委、市整党办联合上报的文件，要在全市县团级干部中第一个抓你的不正之风。但是我一直没有签发，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情况，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望着市委书记和蔼、宽厚、沉着的神态，汪海暴怒的情绪顿时平静了下来。

8个月前，汪海来过这里。当时，他想与乡镇企业联营，建立分厂，把老产品逐步扩散出去，总厂可以集中力量开发新产品。这样既保住了原有的市场，又开拓了新的道路。但是，他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全厂职工的反对，甚至有人骂他是“卖厂贼”。上级主管部门也不理解，不予支持。他找到了刘书记。刘书记听完了他的汇报后，兴奋地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的领导，都能像你这样大胆去想，深入调查，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他鼓励说，“你放手去实践吧，先搞个试点。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正是在刘书记的支持下，汪海迅速在山东10个县、1个市建立了3家联合分厂，为后来组建双星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见到刘书记，汪海感到很亲切。他从西北之行橡胶九厂被误认为是“香蕉酒厂”谈起，谈到记者招待会，一直谈到刚刚发生在纪委办公室里的一切。他最后说：“党中央不是让改革吗？改革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吗？

我不知道错在哪儿。就是有错，也是改革过程中的错儿，是工作中的错儿，谁能保证工作中没错儿？他们为什么要审查我、制裁我？”

刘鹏听得很认真。他认为企业借助新闻界宣传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不能不说是一种探索。给每位记者送一双鞋也没什么大不了。问题是人们对此还缺乏认识，所以才有了这起“枪打出头鸟”的风波。

他说：“中国该办的事情太多了，但是由于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的影响，造成了该办的事你办了觉得你不该办；不该办的事你办了却因为人们的习惯势力，反而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这就是我们改革面临的阻力。”

刘鹏不愧为改革的保护人。他不仅没签发“隔离审查”汪海的那个文件，而且关照市经委给予支持，在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时，力排众议，破格任命汪海为橡胶九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古人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汪海在创业时期多亏遇上了刘鹏这位高瞻远瞩、胆识过人的市委书记。他后来感叹：“在中国的官场上没有靠山很难成事。但是我与刘书记没有任何私交，唯一两次去见他，都是陷入困境后找他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双星早就被人打趴下了。”

刘鹏支持汪海，也不是没有压力。市里的其他领导以及有关部门都认为汪海这人太狂傲了。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于。尤其是橡胶九厂成为自营自销、自负盈亏企业以后，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大事不请示，小事不汇报，全由着他自己的性子来，把橡胶九厂弄成了一个无上级主管企业。

对于这些议论，刘鹏总是笑笑，“大家都在喊改革，而对于汪海，你们能不能对他宽些尺度呢？”

汪海说得更绝：“1983年企业处在危急之中，我登门请你们管，你们一脚踢开，谁都不管；如今又指手画脚。晚了！我现在的领导就是市场！”

汪海这样解释：“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作为企业光靠红头文件，靠首长讲话是不够的。真正推动企业改革前进的是市场。如果没有市场这个动力，再多的红头文件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汪海把市场当做自己的领导。这是他几十年来改革实践的精辟总结。

“我宁愿得罪一个领导，得罪一些关系，也不能得罪我的事业。”

但是，在由几千年形成的官本位的社会里，把初露端倪的市场作为自己的领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际交往中盘根错节形成的“铁关系”；旧体制中条条框框形成的“铁栅栏”；人们头脑中旧观念形成的“铁锁链”，纵横交错，头绪纷繁，构成了一个强大的铁丝网，使你难以与市场接近。汪海将其称之为“新三铁”。他激愤地说：“企业要走向市场，适应市场，必须砸破‘新三铁’！”

有一位省领导，当小学教师时认识的一个同事的女儿在双星集团工作。这位同事找到这位省领导，要求他女儿调出企业到机关工作。于是有省里领导亲笔批示的条子传到了汪海手里。紧接着青岛市的有关领导又有四五个前来说情。这位要求调动的人是“双星”培养出来的一个技术骨干。若调走后，企业工作就会受到影响，也怕以后有人仿效，因此，汪海坚决不放；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件事公布于众。他在大会上讲：“我们双星的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观念却仍然是陈旧的，没有丝毫改变，既想图清闲，当懒汉，混日子，享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又想多拿钱，发财致富，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天下哪有这么两全其美的事情？”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批条子的省领导那里。省领导颇不高兴，向市长说：“不放就不放嘛，汪海为什么要把这事拿到大会上讲？”

好心人劝汪海，何苦为个小人物而得罪上面的大人物呢？这不是因小失大吗？

“我宁肯得罪一个领导，得罪一些关系，也不能得罪我的事业。”汪海说，“她本来在企业干得很好，想调走无非是想轻松一些，舒服一些，想工资奖金拿得高高的，活儿干得轻轻的。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大锅饭长期以来形成的惰性。我的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就必须扭转这种意识。”

有一天，青岛市有关领导通知汪海，省里有位领导来视察工作，让他送去几双“双星鞋”——那本意也是想让他见见领导。汪海说：“要鞋可以，可我没工夫去送，让办公室去个人吧。”

“鞋钱呢？”对方在电话里问。

“优惠，享受出厂价吧。”

电话里“嘿嘿”一笑。多少人想给上级领导送东西，苦于没有门路；现在找上门来的机会，汪海还不利用。怎么能给省领导要鞋钱呢？对方觉得汪海是在开玩笑。

汪海可是当真。他对办公室去送鞋的小伙子说：“鞋钱拿不回来，你就别回来。”

很快，送鞋的小伙子打回了电话：“汪总，这些钱……”

“鞋钱拿不回来，你就别回来了。”汪海重复了那句话。

无奈，小伙子又找到青岛市有关负责同志。这位同志说：“我们扭不过汪海。给你一张支票，你回去随便划好了。”

汪海事后说：“我就是要改变一下人们的观念，破一破多年来形成的下级对上级的媚俗关系。要我卖鞋不收领导的钱，那就不是我汪海了，那样汪海也就没味了。”

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双星要建一幢出口鞋大楼，但是光申报就等了两年多仍批不下来。等到1989年正式开工建楼时，时间已经不等人了，只有加快效率，厂房建筑和设备安装同时上。外装修时内部就安装设备，等工程竣工，设备也全好了。但是，市里有关部门禁止使用，说厂房我们还没有验收合格，你怎么连设备也安好了？这不合规定。

汪海不听这一套：“我自己花钱盖厂房，还要等你同意了才能使用，耽误了生产，耽误了市场，你们谁也不会替我承担责任。用！一天都不能等：”

双星从青岛走向全国，又从国内走向国外；汪海出国考察、谈判、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机会自然就多起来。

有关部门直嚷嚷：“汪海怎么这个月出了，下个月又出？你出国起码也得轮换着出呀！”

汪海说：“你当我出国是为玩去呀？我哪里有这些闲心！”

“你去可以，我们得派一个跟着。”

“我是特务还是什么？我出钱让你给我盯梢，那我何不带一个设计人员去呢？”

“啊，一次出国就十几个人。这么多人出去，不行。”

“我厂职工出国参加博览会，是为了工作，为了交战，为什么不行？”

“出国没有超过5人的，你这么多人，没这个先例。”

“古人还敢吃螃蟹呢，不能说以前没有的事，今天就不能干，否则社会怎么发展？！”

当初，企业要进入市场，汪海大胆地破除了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现在，企业要继续发展，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汪海又勇敢地向“新三铁”冲刺。但无论是旧三铁还是新三铁，都是由人组成的关系网。这样，汪海的改革就面临着七种反对势力：

(1)“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造反派，没有了派性斗争的市场；

(2)心怀叵测的野心家，被截断了靠歪门邪道向上爬的路子；

(3)部分退居二线的老干部，感到失落，心怀不满；

(4)观念陈旧，在计划经济的旧模式里生活惯了的人，如今跟不上形势而受到冲击；

(5)上有靠山下有根底，长年无人敢管敢问的人现在不能为所欲为了；

(6)不干活混日子的懒汉、二流子受到了纪律的约束；

(7)能力平平、庸庸碌碌的基层干部，因精简机构被撤换下来，怀恨在心。

除了这七种势力，还有来自主管部门的非难。

一天，他碰到市信访办的人。

“汪海，你别再胡折腾了。”那人说。

“怎么了？”

“一天不接到告你的信，我们就真是没事干了。”

“告什么？”

“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没有不告的。”

汪海笑了笑：“那就让他们告吧。那些不干事的告干事的是中国人的传

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不仅如此，还有人深夜藏在树林里向汪海扔石头……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生与死的考验。”汪海说，“我不怕死。我本应该在越南战场上牺牲，活到现在就是多余的。”他有时把手枪挎在腰间，以示挑战。他把市场当成了战场，实践着他的“将军梦”。

让中国女排穿上中国双星鞋

市场经济是品牌经济。“品牌是市场经济中的原子弹”。汪海在创业之初就悟出了这一观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面对20世纪80年代洋品牌大举进入中国的态势，汪海较早提出了“创中国品牌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并把创造中国民族品牌的重担自觉地担到了自己的肩上。

1986年前后，正是中国女排以昂扬的斗志在世界排坛上连连夺冠，取得辉煌战果的时期。汪海虽然不是球迷，但凡是中国女排出战的世界大赛，汪海必看。

当汪海看到中国女排姑娘们脚上穿的竟然是日本“美津浓”时，他顿觉一股刻骨铭心的内疚涌上心头。汪海感到这是中国“鞋匠”的耻辱。咱中国人站着不比外国人矮，躺着不比外国人短，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在一次厂领导班子会议上，汪海将自己憋了一肚子的话统统倒了出来：“女排姑娘们奋力拼搏，给咱中国人争脸，却要穿人家日本人的运动鞋。这说明啥，说明咱们无能！我就不信，他们能做到的，咱中国人就做不到：我就不信，我们堂堂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鞋文化历史，如今倒不会做鞋了！我们双星人一定要创造自己的名牌！”

从这一天起，汪海就暗下决心，将复兴民族鞋业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肩上。

汪海打响的第一枪，就是要用100天时间建一座高档运动鞋分厂，向国庆节献礼。9月28日运动鞋分厂提前建成投产，他们首先研制成功了高级专业排球运动鞋，并且还专门为女排特制了一批红色排球鞋以表达职工们的敬仰之情。

深秋季节，汪海喜滋滋地背上鞋，代表双星人进京向女排赠送礼物来了。

只见这位青岛大汉热心地背来鞋，还一双双地摆出来，边摆边念念有词：“这是铁榔头郎平的，这是二传手孙晋芳的，这是梁艳的，这是……放心吧，我们全是按照她们脚的尺寸特意制作的。”

女排管接待的同志微笑着望着这一幕，颇有意味地婉言谢绝道：“感谢你们对女排的支持。但是国家体委有明文规定，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中国女排赠送任何礼物，更不允许做广告性的宣传。”

汪海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了，他双眼习惯性地一眯，说道：“我们双星的鞋在市场上不是卖不出去，而是我这个鞋匠看着女排穿外国鞋夺冠军，心里难受。我们全厂职工心里都难受。你知道吗？为了赶制这些鞋，我们的工人整整苦干了100天啊……”

他的真诚感动了女排，他们破天荒地接受了双星人的一片心意。邓若曾、胡进、郎平等人赶来高兴地和汪海握手并与他一起合影留念。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终于穿上了双星鞋驰骋疆场，还特意委托袁伟民专程到双星赠送签名排球。

此后，汪海又上了足球训练鞋生产线。这两种运动鞋都先后成为企业的拳头产品，荣获国家银牌奖。不到两年时间，“双星”运动鞋以其质优、价廉畅销国内市场。全国16支甲级女子排球队都将“双星”排球鞋确定为专业用鞋。

在美国脱鞋宣传中国品牌

品牌的核心是质量，而质量是企业之本。汪海常说：“企业什么都可以改革，唯有质量第一不能改革。”在双星发展跃人快车道以后，汪海经常告诫员工：愈是名牌愈要重视质量，愈是名牌愈要提高质量。

1990年初，双星收到几封顾客来信，反映双星集团销售势头正劲的新产品——老年健身鞋小有毛病，问能否退换。原来，这批鞋的问题出在设备上，而鞋的材料和坚固程度都比较可靠，不影响穿用。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售后服务同样关系到企业的生命。汪海立即下令封存尚未出厂的鞋，停下生产线全面检修设备，从全国各地的批发零售企业撤下尚未出售的老年健身鞋。同时，在报纸和电视台登广告，向消费者致歉，请购买这一批老年健身鞋的顾客，到双星专卖店或当地营销公司退换商品。

出于同样目的，1997年12月30日汪海将价值10万元稍有质量问题的产品付之一炬。汪海对在场的上千双星人说：“我们十年拼搏创下双星名牌，靠的就是过硬的产品质量，放松了质量，不合格的鞋就会几十倍、几百倍地泛滥膨胀，到那时我们十年辉煌就会毁于一旦。”

然而，高质量的产品，如果无人知晓，就很难成为市场中的名牌。因此，汪海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利用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产品。1992年夏，汪海在美国纽约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纽约《美东时报》资深记者威廉·查理提问：“汪海先生，你是大名鼎鼎的中国鞋王，都说双星鞋品质一流，超凡脱俗，那么，我冒昧地问一句，阁下脚上穿的可是双星鞋？”威廉·查理早已注意到汪海脚上那双漂亮的皮鞋，以他的眼光那应该是欧美货。他来这么一手，就是想看看汪海的笑话，挫一下汪海的锐气。

汪海笑了：“我十分感谢刚才这位记者的提问，是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宣传双星产品的好机会，我知道在公众场合脱鞋是很不文明的行为，但是……”他开始弯腰脱鞋。

高声说道：“看到了吗？China Doublestar，地地道道的中国双星鞋。不瞒诸位，我一年四季都穿双星鞋，我们的两万多名双星人也都穿双星鞋，我们就是要脚踏双星，走遍世界。”

霎时间，镁光灯频频闪烁。

第二天，汪海面带微笑、手举皮鞋的照片刊登在美国许多报刊的醒目位置。

美国新闻界评论：“在我们的记忆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美国公众面前脱鞋的只有两位。一位是赫鲁晓夫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发火，他脱下自己的皮鞋敲桌子，以显示其世界超级大国的威力；再就是眼前的‘中国鞋王’汪海了，这位一直站在国有企业改革前沿的中国人，微笑着用自己的产品挑战美国市场，这才是真正的厉害！”

汪海不仅善于利用国内外新闻媒体，而且运用模特表演，让双星驰名国际市场。

1992年9月13日，位于德国西部的杜塞尔多夫市，在一片蒙蒙秋雨中拉开了第124届国际鞋业博览会的帷幕。此次国际鞋业博览会，有52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余家公司参加。这是世界鞋业最大的盛会。双星依然是唯一参展的中国大陆企业。

开馆的第一天清晨，8位中国双星姑娘身穿中国旗袍，披着标有“CHI-NADOUBLESTAR”的绶带，如花似玉，亭亭玉立，她们分别站在四个入馆的大门旁，将印有多种文字的邀请书送到进馆的客户手中，欢迎他们到双星展位观摩中国鞋文化表演，并且参加双星幸运抽奖。

一时间，整个博览会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不同国籍的鞋商们争相涌向双星展厅。

双星在一个长12米，宽3米的空地上搭了个小舞台，东方情调的音乐不绝于耳，8位身着华贵旗袍的模特儿，气质高雅地款款而行，向人们展示着脚上各式各样中国双星设计的高跟皮鞋。这些美丽的东方女性不是从哪里请来的演员、模特儿，全是双星开发部的技术人员。

整个博览会期间，汪海和双星成了头号新闻热点，许多电视新闻记者扛着摄像机前来采访录像。这次博览会双星一下子收到200多万双的订单，其中欧洲客户占80%，还有少部分中东客户，甚至连世界著名的彪马、皮尔·卡丹这样的大客户也当场和他们签订了供货合同。

打造中国血统的世界知名品牌

随着双星品牌的日益做大，汪海的名气也漂洋过海，引起国外鞋业的注意。有的跨国公司老板甚至开出“天价”请他出山。东南亚、韩国的一些鞋商更是屈尊贵体，亲自到青岛请汪海为他们支撑门户。

一天，一份来自美国的传真放在了汪海的案头。那是美国中兴公司老板艾伦发出的，他热情邀请汪海出任他公司的总经理，认为汪海完全有能力把“中兴”做成美国的第二家耐克。

不久，艾伦又发来一份传真。这次艾伦拿出了美国人惯用的杀手锏——美元。艾伦表示，只要汪海答应出任中兴公司的总经理可以送给汪海中兴公司30%的股份，并且年薪不低于50000美元。对于当时月薪仅有360元人民币的汪海来说，50000美元是个天文数字，更不用说还有30%的股份。

汪海看出这位美国人是认真的，明白自己再不说话，恐有损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遂款款回言：“艾伦先生，承蒙错爱。我汪海是一位中国人，一位中国普普通通的鞋匠。中国有我的亲人和事业，相比之下这里更适合我，我要在有生之年为我的祖国尽力做些事情……”一颗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进口国，而且是当今对企业家最推崇的国度。美国第十三任总统约翰·卡尔文·柯立芝甚至认为“美国的事业是企业家的事业。”“企业家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创造财富的群体，更代表着一种精神，代表着国家魂、民族魂。”

汪海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不仅美国他不去，而且任何国家他都不去。

他表示：“我汪海发誓从此给共产党打一辈子工，做一个中国鞋匠，将双星打造成纯中国血统的世界知名品牌！”

给汽车做“鞋”，把双星做强

纵观世界知名名牌，有一个发展规律，即当它成长到一定阶段，就要向相关行业或领域进行拓展，形成“以母体为依托，多元化经营发展，共同做大做强”的局面。双星品牌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用汪海的话说，就是“给汽车做鞋”——向轮胎行业进军。

按说，制鞋业与轮胎制造是两个不同的行业，可身兼中国橡胶协会副理事长的汪海，对中国轮胎制造一点也不陌生，他上学时学的就是橡胶专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汪海就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中，看到了轮胎业广阔的发展空间。他预见到，随着高速公路的成倍延伸，汽车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大，中国将是一个大的轮胎市场。况且，当时国内轮胎产业档次低、名牌少，“双星若能跻身轮胎业，在技术上领先一步，凭着双星在橡胶业的这块牌子和雄厚实力，完全可以后来居上。”汪海不止一次这样想。常言道：机遇往往垂青那些时刻有准备的人。就在汪海四处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时，在青岛市证券交易中心“上柜”交易的“华青股份”进入汪海的视野。

根据国发办(1998)10号文件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的文件规定，自1998年10月起，华青股份被停牌。股票停止上柜交易对华青股份而言，无疑是致命一击。但中国证监会的文件给上柜交易的企业留了一条生路：允许行业相同或相近的上市公司吸收合并有发展前景的挂牌公司。

华青股份在青岛证券中心停牌后千方百计地寻找能吸收合并的上市公司。在他们的心目中，由双星来兼并“华青”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而双星也需要借“华青”这只小“船”，实现自己进军轮胎制造业的战略目标。双方经过几轮谈判，几乎没有讨价还价就达成了协议。2001年6月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文，同意双方按照1：1换股吸收方案。

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双星轮胎总公司由一个粗放型、乡镇作坊式的小厂，迅速成长为中国轮胎行业的骨干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值30亿元的规模，整体实力排名居中国轮胎行业前5位，世界第28位，并在2004年被评为中国名牌。但是，双星吸收合并“华青”只是汪海进军轮胎业的第一步。2005年3月18日，双星集团托管东风轮胎合作协议在武汉正式签订。与此同时，“双星托管东风、东风重振雄风”恢复生产誓师大会也在东风轮胎所在地——湖北省十堰市隆重举行。这标志着汪海民族品牌战略的又一重大发展。

东风轮胎是由原化工部于1969年投入巨资组建的国家轮胎骨干企业，年生产能力曾接近300万套，曾被誉为中国轮胎业“四大家族”之一。1993年，东风轮胎集团与马来西亚金狮集团合资，组建东风金狮轮胎有限公司。金狮集团注资2.8亿元，持有东风轮胎55%股份，此一举使得该企业成为湖北省最大的外方控股合资企业。然而合资也未能扭转东风轮胎走下坡路的命运。终因其资金、管理、市场等诸多原因，企业举步维艰，未能摆脱困境。2004年5月起，这个一度辉煌的企业陷于全面停产的境地。双星托管东风轮胎协议的签订使“沉睡”的东风轮胎开始苏醒。

汪海在“双星托管东风、东风重振雄风”恢复生产誓师大会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动员讲话，先后获得了47次热烈掌声。

“双星重组东风，是为国有轮胎行业争光的需要，是为中国人和中华民族争气的需要。”汪海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世”后，加速了世界制造业基地向中国转移的步伐。目前世界轮胎十大国际品牌，已有九家在中国建厂。而双星下决心进入东风，就是要加快发展步伐，联合东风一道同国际品牌对抗，尽快抢占中国的轮胎市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华民族争光。他强调；“这也是我们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国有轮胎行业的生存、发展和形象负责的一种做法。”

汪海最后表示：“双星重组东风，东风重振雄风”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新一代的双星人创中国轮胎业的民族品牌”这个志气一定能够实现！

“汪海决定走市场不走官场，以后当职业企业家！”

在中国，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怀有一种“当官情结”。综观汪海的人生轨迹，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双星企业。是否可以说汪海是个例外？

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摆在汪海面前时，他笑了笑，“说实话，你说我一点进官场的野心也没有过，那是不对的。”“因为官场地位高，这是自然的，不要回避这种现实。”汪海坦率地说，自己年轻时也曾经从“将军梦”中不时醒来，企盼着走另一条路：官场。

但是，问题在于当官为什么？是为了自己捞一把，还是为强国富民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汪海回答：“我敢肯定在我任上青岛老百姓能得到很多好处。因为我要干实事，我不可能当一个为自己捞的市长。”

汪海说这话时，是1988年。这时候正逢青岛市政府改选，传说47岁的汪海会当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市委书记刘鹏支持他。当时，山东省委书记是与汪海家相距仅10公里的老乡，与汪海的大哥还是战友。汪海完全可以找他帮忙，但是汪海不屑于这样做。他认为，当官要凭业绩。他任橡胶九厂党委书记以来九厂的改革成就和巨大发展是青岛上上下下有目共睹的。去年他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走进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这在青岛是首屈一指。因此他对自己的当选充满信心，并准备大干一场。没料到，上级不同意。理由是：有人民来信。

刘鹏书记安慰汪海说：“下届吧！”

汪海回厂以后立即召开一个全体管理干部会议，情绪激昂地向各位保证：

“你们不要再议论汪海到哪儿当官了。汪海决定走市场不走官场，以后当职业企业家！”

但是后来一直还是有人提议让汪海去当山东省工会副主席；成立威海市时，上级点名叫汪海到威海市当一把手。对这些，汪海再也不会有往日的激情。他说：“走官场我总感到事事受阻不顺心；可是到了市场我就精神振奋。”并强调：“市场是我的路。”

从此，汪海彻底断绝了“走官场”的念头，一心一意带着他的数万员工“走市场”。他脚穿“双星”鞋，从海南岛到乌苏里江，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走出了一条国有企业市场成功之路；他飞越太平洋，奔走东南亚，往来欧洲大陆，在国外开拓进取，创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民族名牌。如今的双星，从一个濒临倒闭的鞋厂发展成为鞋业、轮胎、服装、机械、热电“五大支柱产业”和包括印刷、绣品及三产配套在内的“八大行业”的综合性特大型企业集团，产品远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由2000多人发展为5万人，固定资产由不到1000万增长到55个亿，年销售收入由3000万元增至68亿，出口创汇由175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上缴利税总额达30多亿元人民币。

敢为天下先

原国家经委主任、中国企联名誉会长袁宝华在2004年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双星进入市场20周年研讨座谈会”上说：“听了双星20年巨变汇报之后，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就是，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双星的经验充分说明企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不进则退，企业领导人、企业经营者、企业家，要敢为天下先，像汪海那样敢于吃螃蟹，不断创新，这样才能将企业做大做久。”

“敢为天下先”是汪海的座右铭，也是汪海创业史的真实写照。回顾30年的创业历程，正是在汪海“敢为天下先”精神的指引下，双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外，成为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民族品牌。但是，敢为天下先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比如，汪海第一次召开记者招待会就被人连夜告到市纪委。然而汪海并没有被风险所吓倒，更没有成为风险的牺牲品，相反，他把风险化为机遇和成功的阶梯，率领双星人，把双星品牌不断做强做大。

汪海之所以敢为天下先，当然与上级领导的支持和保护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汪海本人的理念和素质。

第一，民族精神。他常说：上帝造人时特意把我们中华民族安排得比其他民族高一个档次，不论是长相还是智力都比其他民族高级。结果我们现在赶不上人家，处处落后，这本身是违背上帝旨意的，是要受到上帝惩罚的。汪海让中国女排穿上中国鞋、拒绝国外同行的高薪聘请等等，都表现了汪海强烈的民族精神。

第二，企业家的品质。汪海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将企业家的品质概括为八个特征：政治家敏锐的头脑；哲学家的思想；军事家统领全局的谋略；诗人的浪漫情怀；实干家锲而不舍的苦干精神；外交家的翩翩风度；鼓动家的激情和演说才干；冒险家的胆识与创新勇气。

第三，实事求是的作风。汪海曾说：“正是因为我们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才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战胜了各种风险，真正创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第四，严谨的生活态度。在中国，要整倒一个改革者，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汪海说：“有两条我认为非常重要，处理不妥，你自己就先把自己打倒了：一条是你作为企业家，能否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一条是与女人的交往要特别注意分寸。也就是，别装错了兜，别上错了床。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他们任何人都抓不住我的把柄。”

 

（原载《中国企业家列传》）